历史 | 陈翰笙，为什么堪称中国当代南亚研究的祖师爷？|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季羡林|著作|陈翰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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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培钧

整理|杨倩

编辑|余佳轩

审核 |朱依林单敏敏

图源：网络

陈翰笙先生（1897—2004）是一位跨越两个世纪的博学多能的学者和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20世纪20年代，他曾经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与李大钊、胡适等人共事。1926年，他经李大钊介绍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的工作。1927年经邓演达介绍，他在莫斯科结识了宋庆龄，并与她保持了毕生的友谊和革命工作关系。30年代,他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会，带领薛暮桥、陈洪进等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深入的农村调查。30至40年代，他在国内外重要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英文时评和专论，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和中国南亚学会名誉会长等职。两年来，国内已经有许多文章叙述他毕生对学术和革命事业的巨大贡献，本文仅就他对中国南亚研究事业的贡献做一个概括的介绍。

一、半个多世纪的忘年之交

1950年春，我从上海交通大学奉调到北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报到，被分配到经济研究室工作。当时，由于在建国之初，政府涉外部门和各国际问题研究单位均处于创建阶段，图书资料严重缺乏，而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却保有多年以来采购的外国报刊杂志以及大量的工具书、学术著作和内部资料。此外，该研究室还聚集了不少从国外回来的国际问题著名专家，其中如研究室主任方善桂和国际金融科科长浦寿海，都是哈佛大学博士。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这种优越条件很自然地吸引了刚从美国回到北京并求“资”（讯）若渴的陈翰笙博士。

1951年春某一天，在李铁拐斜街留香饭店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图书馆里，我初次遇见在阅读外文报刊的翰老，不久我们便成了朋友。他热情地为我这个年轻人介绍自己丰富的研究工作经验。他教导我说，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首先要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怀有强烈的兴趣；还有，要熟悉各种工具书和图书资料，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收集到自己所需的资料。从此，我在翰老的关怀和指导下从事南亚研究，并曾一度直接成为他的下级和助手。

二、组建外交部南亚组

1951年6月，我被派往印度加尔各答中国银行筹建和领导调研组，出版油印刊物《印度商情周报》和编写各种有关印度经贸问题的专题报告。离开北京前,我去翰老家告别，他要我以后与他经常保持联系。同年10月，翰老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访问印度。11月初，当代表团抵达加尔各答时，我前往机场迎接翰老。随后他在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与我交谈，告诉我他正在筹备一个研究印度和南亚国家的机构。

1952年春，我接到翰老来信，要我通过加尔各答中国银行为他订购印度各地出版的报刊杂志和一些图书。后来我知道，当时他正在外交部内筹建一个专门研究南亚问题的小组。这个小组拥有两个行政十一级的高级研究员，以及十名左右的中低级研究人员和资料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从事南亚研究的专门机构，它为我国的南亚研究事业奠定了基础。

三、领导国际关系研究所南亚组

1956年11月，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宣告成立，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国际关系研究所由孟用潜任所长，翰老任副所长，分管南亚组。这个南亚组正是在原外交部南亚组的基础上建立的，其研究范围除南亚次大陆外，还扩大到东南亚各国；南亚组组长是追随翰老数十年的陈洪进研究员。

从1956年到1961年，国际关系研究所南亚组存在期间，积累了有关南亚各国的大量图书资料，并曾对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形势、印度大资产阶级、五年计划、土地问题以及国大党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可惜国际关系研究所在1962年进行了改组，把该所的研究对象局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南亚研究被转移到其他单位。

经过翰老的推荐，我于1957年初由中国银行总处调至国际关系研究所，在他和陈洪进研究员的指导下从事印度政治经济的研究，直到1961年被调往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工作。1962年我离开外交部，去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从事南亚问题的学术研究。

四、创建科学院世界史所

1963年，六十六岁的翰老受命创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当时，世界史所坐落于建国门哲学社会科学部后院四号楼，我曾去他的办公室拜访他。他以充沛的精力和极大的热情处理各种学术上和人事方面的繁杂事务，并亲自设计印度史的研究方向和计划，为南亚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奠定了基础。但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粗暴地毁灭了他设想的宏伟计划。翰老被打入牛棚，赶到干校，承受了各种迫害。

五、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大学南亚所的筹建

1974年，中联部领导曾受命承担一个重要研究项目，题为“印度革命为什么起不来？”笔者参加了这一项目。为了集中国内从事南亚研究的力量，项目领导从全国各地抽调南亚研究人才。这时便想到在北京“赋闲”的翰老。当我们前去调请翰老时，却因故未能成功。可以说，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翰老被迫浪费了八年宝贵的光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翰老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翰老曾对我说，他这个顾问不是摆设，而是事关重大就一定要真正"过问"。

1978年3月，我调离中联部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同年6月，经社科院和北京大学领导商定，由双方合建一个综合性的南亚研究所，筹备小组由双方派人组成。筹备小组组长为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教授，成员包括翰老、中联部的林华轩、北大亚非所所长赵宝煦、社科院宗教所副所长黄心川、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陈洪进和我。筹备期间，翰老提出各种建议，做出很大贡献。四个月后，南亚所正式成立。建所以后，翰老继续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并亲自担任研究生导师。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在积累了大量图书资料，取得多种研究成果以及培养了数十名学有所成的研究生和年轻学者之后，于1985年被分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而且更为不幸的是，这两个南亚所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被撤销和兼并。

六、创立北京地区南亚问题座谈会

1978年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筹备期间，季羡林、翰老、林华轩、陈洪进、赵宝煦、黄心川和我等人，为了活跃学术空气，联络北京地区的南亚学者和研究人员，发起并召开“北京地区南亚问题座谈会”，讨论南亚地区形势或各种学术问题。这种会议每年召开三四次。起先会址设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会议室。中国南亚学会成立后，便由各主要理事单位轮流主持召开。这种讨论会加强了北京地区各南亚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七、办实事的中国南亚学会名誉会长

1979年冬，中国南亚学会在北京大学正式成立，季羡林当选为会长，82岁高龄的翰老任名誉会长。他作为首任名誉会长，十分热心于会务。他出席了从1979年到1991年在北京召开的四次年会，以及1984年在杭州召开的印度史讨论会。参加这些会议时，他都在大会发言。1984年在杭州召开的印度史讨论会上，他还参加了来自四川、辽宁、吉林和武汉等地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他是一个真正办实事的名誉会长。

八、感人的人格力量

翰老作为一位正直、诚实的资深学者，具有十分感人的人格力量。这可以从下面两件事例中得到充分证明。

其一，在反右高潮期间，国际关系研究所南亚组组长陈洪进研究员被划定为右派分子后，全所大会对他进行批判。正值批判高潮中，翰老以无畏的精神走上讲台为他辩护。他说（大意），如果说陈洪进是右派，还不如说我是右派。因为我好比是“董事长”，陈洪进只是“经理”，真正出主意的是我。

其二，在1958年秋“大跃进”期间，浮夸之风盛行。有一天，刚从外交学院毕业的资料员小潘在一天之内竟然圈选了一年的英文报纸《伊拉克时报》，被所领导说成是“放卫星”。其实，这样圈选的剪报肯定是废品。正当许多大字报为之欢呼之时，翰老却不顾形势的逼迫和群众的狂热，在这些叫好的大字报中间贴了一张小字报说，“这不是跃进，而是跃井。”翰老的小字报立即受到许多大字报的围攻。然而翰老这一反潮流的行动正好反映出他的正直、勇敢和无畏的人格。

九、伟大的南亚问题学者

大家知道，翰老不仅是一位博学多能的专家学者，而且又是一位传奇式的革命家。他的一生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南亚研究只不过是他毕生成就的一个侧面。然而，仅就南亚研究而言，翰老不愧为中国乃至世界南亚学界的一位伟大学者。

1996年10月，北京社会科学界在人民大会堂为翰老举行百年华诞庆祝会。会上散发了CheHan Seng's Writings 1919—1949。这部长达618页的文集囊括了翰老从1919年至1949年期间用英文撰写的著作、论文和书信近200种。另外，翰老还有200多种中文的著作和论文等。这些中英文论著中有不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翰老于20世纪40年代完成的一部关于南亚地区的经典性学术著作：Ecological and Agrarian Regions of South Asia，circa 1930 edited by Daniel Thorn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Karachi，1996 (《南亚的生态和农业区域》)。这一经典性的学术著作，是翰老在自己于40年代在英属印度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写成的。后来，经过他的好友丹尼尔·桑纳夫妇（Daniel Thorner and Alice Thorner）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在1996年交付巴基斯坦卡拉奇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一部经典著作的出版，包含了中美两国南亚学者之间的一段佳话。这要回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当时，身在国统区的陈翰笙因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于1944年前往印度，到德里大学远东研究室部工作，并兼任该大学评卷人（reader，相当于副教授）。当时，作为美国租界法案驻印代表团成员的丹尼尔·桑纳恰好也在德里，对南亚次大陆复杂农业区域的共同关注使他们很快成为知心朋友。在这一段时期里，翰老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他不仅广泛阅读有关文献资料（其中包括篇幅浩瀚的林利恩戈小组向皇家农业委员会提出的20卷《证词》），并且深入到印度各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他还访问和结交印度有关各界人士，其中接触最多的是印度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兰加（N.G.Ranga），他们常常同去印度各地农村旅行。桑纳夫人后来回忆翰老进行印度农村调查的情况时说，"陈具有非凡的记忆力，他注意到每一件事，并能记住每一件事。"

1946年二战结束后，翰老离开印度去美国几所著名大学做教研工作，其中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1948年，丹尼尔·桑纳回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助理教授并参加该校的南亚区域研究项目的工作。他提议聘请翰老为高级研究员，编写《南亚次大陆农业区域》书稿，得到项目负责人、著名梵文学者布朗（W.Norman Brown）的批准。

1951年，翰老在离美国回前把两本已完成的书稿交给桑纳。从此，桑纳及其夫人为编辑出版这部经典著作经历了种种艰辛和周折。桑纳原来计划于1952年去印度。但是，在他出发前受到调查拉铁摩尔亲华活动的麦卡伦委员会的传讯，他因拒绝合作而耽误了行期。1952年10月，桑纳夫妇到达印度，在孟买从事印度土地关系的研究，直到完成了他们的著作《印度的土地与劳工》(Land and Labour in India)。1960年，已在国际南亚学界负有盛名的丹尼尔·桑纳应邀去巴黎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任客座教授，随后又当选为终身教授。在那里他结识了该院制图室主任伯丁（J. Bertin），他俩商定要为翰老的书稿制作附图。但是，桑纳与若干出版商联系出书的事却因成本太高而未能成功，直到1974年他不幸去世。于是，这部经典著作的出版任务便落到了同样是美国著名南亚学者的桑纳夫人爱丽丝身上。

1975年，爱丽丝·桑纳带着翰老的书稿和附图来到印度。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ICSSR)理事兼秘书纳伊克(F.P.Naik)在得到这部书稿后深感兴趣。他召集了尼赫鲁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对此书稿进行了评估，决定出版。该理事会为此与德里的一家出版商联系。但是，当出版商将书稿和附图送交印度测绘局(Survey of India) 审查时，却发生了许多麻烦。这一次，翰老书稿的出版努力又一次落空。多年之后，爱丽丝将书稿从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取回并交付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该出版社与印度测绘局的再次协商又告失败。最后，终于由巴基斯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经典著作。

翰老的这部著作出版后，得到国际南亚学界的高度评价。丹尼尔·桑纳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它提供了“对南亚区域差别最全面最深刻的资料”。该书对南亚21个农业区域所作的详图只有哈比布(Irfan Habib)著名的《莫卧儿帝国地图集》(At- las of Mughal Empire)才可以与之媲美。

翰老这部经典著作的出版，终于给这段经历半个多世纪的中美南亚学者合作的佳话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作者简介：孙培钧，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整理自《南亚研究》2006年第2期，原标题为《陈翰笙先生对中国南亚研究事业的巨大贡献》

编辑：余佳轩

审核：朱依林单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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