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八月的北京协和医院里，灯光彻夜未熄。病房外，李力群扶着隆起的腹部，在走廊上来回踱步。门内，刚刚服药自尽的高岗已经再无回天之力。那一刻，年仅三十六岁的她猛地意识到，自己接下来要独自抚养四个年幼的孩子，还得等腹中的第五个呱呱坠地。命运写下的转折，比任何会议纪要来得更冷峻。可谁能想到，几十年后，这位曾在绝望边缘的女子竟能活到一百岁；而另一端，远在陕西米脂的杨芝芳，那个小脚女人，也已是九十有六的耄耋老人。两段婚姻，两位“高龄”夫人，构成了高岗生命里最柔软又最坚韧的注脚。
回望高岗与杨芝芳的初识，还停留在1921年的窑洞炊烟里。少年高岗十六岁，念过新式学堂，家里却按当地习俗给他张罗了婚事。媒妁一张嘴，鼓捣得两家在正月里成了亲。杨芝芳彼时才十五岁，裹着三寸金莲，害羞得连盖头都不敢掀。这样的“盲婚哑嫁”，似乎注定了一段平静的农家岁月。然而，1925年后，北伐的枪声、革命的火种，把高岗裹挟进大时代风云，他从乡村学堂走向党组织，杨芝芳则守着老屋，耕织、挑水，兼做秘密交通员。她不识字，却能背得下数个联络点和口令；深夜翻山越岭递情报，她硬是一声不吭，把任务完成得滴水不漏。
1935年秋，中央红军抵达陕北。那年冬天，延河岸边的棉衣仓库里灯火通明，杨芝芳领着几位女工赶制棉被。毛泽东来检视后，笑着说：“没想到高岗的婆姨这般利落！”一句点评，让这个脸上沾着棉絮的女人红了眼眶。入党介绍人的签名墨迹未干，她已经是边区口碑最好的被服厂长。后来，日寇南下，延安保育事业亟待撑起，她又领着几百名孩子转战清涧、子长，把幼小生命一一护下。这一切，多年后她仍淡淡一句：“那是分内的差事。”
抗战胜利，1945年春，延安窑洞里短暂的团圆后便是诀别。高岗已升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身边尽是知识分子与苏俄专家，随行翻译、打字员乃至警卫员都一一换了面孔。杨芝芳心里有数：“我跟不上了。”于是，两人协议分手。此后，她独自抚养几个孩子，留在保育体系，先后担任延安、西安等地幼儿教育领导职务。1956年，国家提拔她为西安保育院院长。文革风暴骤至，她被指“高岗余孽”，戴大红花游街。尘埃落定时，她继续在简陋厨房里为孩子们煮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娃娃们要长高。”2003年冬天，她在北京一家普通病房里悄然离世，享年九十六岁。
转向江南水乡，1920年出生的李力群自幼读书，毕业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41年冬，她踏着积雪来到延安，成了边区政府秘书。高岗第一次见到她，脱口一句：“江南水也滋润人。”这位“江南才女”记录文件之余，还常给《群众日报》写短评。毛泽东看稿时笑谈：“年轻人笔锋不错。”几个月后，中组部谈话席上，陈云半是调侃半认真：“老高缺个贤内助，你可愿去东北？”李力群一时语塞，只抿嘴点头。就这样，一纸婚书在1946年春风里草草落笔，轰动了整个边区机关。
婚后，李力群随夫东渡，先在松花江畔开设干校，后任东北局宣传科科长。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列席典礼。李力群抱着刚满周岁的三儿子，仰头寻找丈夫的身影。那一刻，她或许未曾预料，五年后丈夫会因“高饶事件”身陷囹圄。1954年8月，最高检成立专案组，高岗服药自尽，一代枭将戛然而止。留下的，是一个怕见生人却硬撑门面的寡妇和五个孩子。
周恩来把她们安置在北京东直门外的平房，并嘱咐教育部“孩子升学一视同仁”。日常柴米油盐怎解？李力群白天在社科院资料室整理档案，夜里给出版社校对稿件，一度连买油条的钱都要精打细算。最难的时候，杨芝芳带了土豆干和自家腌菜，坐车三天三夜来看她。两位女人在煤油灯下对坐，杨芝芳说：“不急，慢慢都能熬过去。”这句安慰，李力群念了几十年。
改革开放后，中央为高岗案件作出结论，李力群心里压了二十多年的石头才落地：高岗虽有严重错误，但在革命战争年代确有功绩。她的四子一女陆续走向社会，没有一个借父名去谋私。2010年，儿女们为母亲举办九十寿宴，饭桌上只是几道家常菜，老人端起一杯温水，轻声说：“你们爹要知道该高兴。”2020年春，百岁寿辰刚过几个月，李力群平静辞世。
有人说，高岗一生起伏跌宕，像一条大河，汛期汹涌，枯水时分却突然断流；而陪伴他走过不同河段的两位女子，却以各自的方式诠释了“革命者家属”这五个字的分量。一位用一双小脚踏遍黄土高原，为几百名孩子撑起棉被与热粥；另一位用学识与独立精神，在最艰难的年代拉扯五个子女长大。她们的长寿，也许是对坚忍与乐观的无声奖赏，更是那段历史留给后人的独特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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