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初春，海军机关大院里还带着北方寒意。院门口的哨兵忽然看见一位五十多岁的少将背着挎包，搭乘公共汽车而来，下车后径直走进大门。那个人就是吴西，一位刚从青岛赶到北京、却尚未拿到正式调令的老兵。
吴西的履历，放到当年的军中，算得上“会写文章的老革命”。1923年，他进广西省立师范，在新文化思潮的撞击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9年，百色起义的枪声把他彻底拉进了红军序列。因为识字多、笔头硬，他被分到政治部门，做过组织、宣传、教育，抗战时期随八路军转战太行，写传单也写社论。
解放战争爆发后，吴西奔走在晋冀鲁豫与西北、川北之间。1949年，他已是川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职务为正军级。论资格，论年龄，论战斗经历，他都算是“老前辈”。按常理，这样的资历大多再向上走，可现实却给他来了一个急刹车。
1951年筹建海军第四潜艇学校，需要政治主官。海军机关挑来挑去，看中了擅长做思想工作的吴西，于是把他请到了威海，授予校政委。在陌生的兵种里，他自嘲是“旱鸭子教水兵”，却也扑下身子，从潜艇构造学到无线电、从航海天文算到潜航战术，刻苦得让年轻参训干部都叫吃不消。
一年后，东海舰队要充实机关，他又被调去任政治部副主任。刚适应海浪的咸味，又被通知去南京军事学院进修半年；课程还未结业，咣当一声，海军政治干部学校挂牌，他被任命为校长。熟悉的人说，吴西像颗陀螺，转个不停。
1954年底，海军准备成立军事检察院。这个新单位只有正师职，明显比他的正军职低一级。负责干部调配的同志私下议论：降职安排，名头好听，终归说不过去。到底派谁去？名单转了几圈，落到了吴西上。政工部门派人跑了一趟青岛，和他谈心，话里有话：“这活儿比较琐碎，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组织还能再研究。”话音刚落，吴西笑着答：“工作就干，您看着办。”
令人意外的是，正式调令迟迟未下，他却已经自行买票北上。进大院时碰到政委苏振华，苏振华皱眉：“命令还没签发，你怎么就来了？”吴西答得爽快：“部队讲行动，我先到岗，文书随后走。”短短一句，把现场的人都说愣了。
这份不计较官阶的态度源自早年的一路摸爬滚打。回头看，他在川北是主官，到潜艇学校成政委，再到海军机关当副主任，职位一升一降，像股市曲线一样起伏。可他自己的说法只有一句：“革命队伍调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不久后，海军军事检察院挂牌，他正式走马上任，成了“吴检察长”。
检察长并不好当。海军建军时间短，制度、案例、条令都要从零搭建。那几年他翻遍了苏联海军法律条文，又跑军委法制局取经，把案卷流程、庭审程序、司法监督一一画成流程图。不得不说，这些细节工作不像打仗那样轰轰烈烈，却直接关乎部队纪律的刚性。有人评价，说吴西是“把审判台当战场的人”。
1960年后，海军机关大改编，检察院并入新序列，吴西被调到海军后勤部，担任副政委。后勤事务繁琐，油料、被装、基建、卫生，哪一样都脱离不了资金、数字、报表。他的文化底子又派上用场。遗憾的是，高强度工作加上年纪偏大，心脏开始闹脾气。1964年，组织批准他离职休养，时年57岁。
离职不等于退隐。回到北京西郊干休所，他把书桌摆在窗前，展开宣纸，重拾学生时代练就的颜真卿体。朋友来看，他总递上自己新写的条幅：“守常乐，行无疆。”七十年代，他自费刻印《海潮书屋墨迹》，赠送老部下。有人问：“检察长，现在想念海风吗？”他哈哈一笑：“我在纸上泼墨，也像起锚出港。”
从1964年到2005年，吴西在干休所里度过了四十一年。他见证通信兵从摩尔斯电码换成无线话机，看着海军从百余艘木壳船成长为现代化舰队。老搭档给他送新出版的《现代舰船》杂志，他翻看片刻，便提笔批注，留下满页娟秀小楷。对新事物保持好奇，对岗位毫无挑剔，这大概就是他能把军职改成师职也面不改色的原因所在。
人们说，吴西的一生像一条不断改道却始终奔流的河。无论在百色、在太行，还是在潜艇舱室、后勤仓库，他都坚持一个朴素信条：命令到了，立即执行；命令未到，也要提前整装。或许，这才是老一辈革命军人最可贵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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