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初冬，保定城的西门外刚飘起雪花，征兵动员大会的会标却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台下的基层干部冻得直跺脚，主席台上却有个人稳稳坐着，双肘支在桌面，一副要说不说的神情——他便是保定军分区司令员李德才。
场面略显尴尬，因为省军区新任司令王道邦与副司令孟庆山已经到场。副司令一落座就冲李德才点头示意，那意思再明显不过：哥们，起身打个招呼吧。李德才却纹丝不动，好像周围的喧闹与他无关。有人小声嘀咕：“都是司令，可彼此差着一个台阶呢。”
李德才入伍早得很。1926年秋，十九岁的他在冀中参加革命，抗战、解放战争一路摸爬滚打，战役见得多，火线转移也多。只是履历表里始终写着“团长”“副师长”，没人能说出他带兵不行，却总觉得他缺了点“官运”。
脾气硬是出了名的。冀中根据地那会儿，区队粮饷不足，李德才押着民兵翻遍谷仓，不到半天把部队口粮问题解决。可他也会当着师部干部拍桌子：“光靠会议，不解决配给，兄弟们扛不住！”震得灯罩直抖。老搭档回忆，一桌人没一个敢接茬。
1949年，全军精简整编。冀中部队南下改编成第二十兵团，李德才被划到68军203师当副师长，军衔按正团待遇发军装，他心里憋屈却不吭声。部队开拔前，他只交代一句：“弹药要多带，步机枪别省。”听着简单，战士们放心，知道这位老团长还是那股认真劲。
1951年12月，朝鲜战场气温骤降，李德才随203师进入铁原地区，山岭一夜冻掉两层草皮。20兵团参谋长下到一线压速度，火气不小：“志愿军行动不能再拖！”李德才正在检查侧防，冷不丁听见师长挽留客人吃饭，他随口冒一句：“爱吃不吃！”一语激得参谋长脸色发青，最终拂袖而去。
不久，第五次战役后，李德才要调后方。有人私下猜测是因为旧疾复发，也有人说他看不惯机关节奏。火车刚到安东，他的行军被褥仍沾着炮灰。老首长杨成武赶来探望，问及身体，他倚着枕头，吐出四个字：“还死不了。”那口气，与在前线别无二致。
1952年春，上级把他放到保定军分区当司令员，职务是正师。省军区电报下达时，他正埋头审查武器入库清单，连“批准”二字都没抬眼。警卫员事后回忆：“司令说了句‘调就调’。”就是这么云淡风轻。
五年间，保定军分区的民兵基干力量从七个团扩编到十一个团。李德才推行的办法质朴：乡里谁扛得动三八大盖，谁就是重点培养对象；谁能夜行二十里地不掉队，直接吸收入编。数字漂亮，方法却不合时宜。省军区检查组来提意见，他只留下一句：“办法土，管用就行。”
轮到那场征兵动员大会，省军区上下都盯着。王道邦1954年去军事学院深造，毕业时才三十九岁，论职务已是正军。李德才比他大九岁，参军资历更久，却仍正师。两人一同在晋察冀分区混过枪林弹雨，彼此知根知底，但尴尬始终在空气里打转。
会场灯光昏黄，孟庆山替二人打圆场：“老李，让老王说两句。”李德才抬了抬眼皮，淡淡回答：“他说话，我听着呢。”不到十字，把场面推得更凉。参谋处干事暗暗捏汗：要出幺蛾子了。
果然，王道邦讲话半途，台下寒风灌进会场，标语哗啦啦直响，一张大红布横幅掉落，差点砸着人。众人忙去扶正，李德才起身，把手一挥：“别整面子了，先把任务分了！”本来照稿念完就走的王司令愣了半秒，随即改口：“好，今天就开小组会。”
散会后，警卫员问李德才：“首长，王司令是上级，您是不是得……”话没完，被打断：“军分区也是按上级命令吃饭，不差礼数。”再问，李德才摇头：“他是司令，我也是司令。只是块牌子大小不同。”
很多年后，保定军分区干部回忆这段往事，总结一句：这人眼里只有任务，没有客套。或说不上好，也绝谈不上坏，就是一根筋。了解他底细的老同志笑言，“跟老李处事，心得只有一个——别拐弯，他不吃那一套。”
放眼全军，性格如他者，并非孤例。枪林弹雨铸出的棱角，有时难以被和平时期的官场磨圆。有意思的是，李德才在保定主持工作期间，征兵率连年超额，民兵夜训事故为零。冷冰冰的数字，似乎替他做了辩护。
1960年代初，李德才转入地方，专管武装民兵和预备役。告别军装时，他没有发表感言，只把那顶洗得发白的军帽往桌上一放。有人劝他留做纪念，他摆手：“帽子好看，留下也不顶饭吃。”说罢扬长而去。
李德才的一生，没有耀眼的军衔，也没有太多笔墨为他书写。但在冀中、在朝鲜、在保定，他留下的却是另一种“司令”样子——直、硬、不拐弯。至于与王道邦那场“冷战”，终究只是老兵不服输的倔强。历史档案里，依旧并排写着：军区司令员王道邦，军分区司令员李德才。级别没法相提并论，可两行同样大小的黑体字，却清清楚楚见证了当年的彼此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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