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1582年7月9日),一个强人死掉了。在他死之前八天,年轻的万历皇帝还急匆匆地派内廷太监发了一封亲笔询问函:“闻先生糜饮不进,朕心忧虑。国家大事,当一一为朕言之。”这封信表面温情脉脉,实则暗藏机锋——皇帝急欲榨取权臣最后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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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呵呵惨笑,脸色寡白。他的生命已经不剩几多,但是小皇帝还是不肯放过他,要把他用到最后一刻啊!也罢、也罢。君臣一场,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病榻上的张居正很快给出了内阁首辅的人选:潘晟。同时,举荐吏部左侍郎余有丁入阁。六十五岁的礼部尚书潘晟早就致仕退休回浙江老家三年多了,此人也是万历的老师,张居正的铁杆亲信。

挣扎了八天后,强人张居正油尽灯枯,死了。潘晟正在赶往北京的路上,他一路兴奋地快马加鞭,去接替老张的工作,帝国的权柄正在向他招手。没想到这辈子六十多了,还能握住这么大的帝国航船的方向盘,想想就令人兴奋!

但是兴奋来得快,去得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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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晟到北京后,接到的不是万历皇帝的任命诏书,而是一大堆前同事们的弹劾奏章。那奏章海了去了,雪花一样,差点没把老潘淹死。浙江道监察御史雷士祯突然在早朝发难,率众弹劾礼部尚书潘晟。张居正尸骨未寒,满朝文武尚未褪去素服,弹劾奏章已如雪片飞向御案。张居正临终前力推的潘晟,原是精心设计的政治保险:此公既是冯保门生,又与李太后关系密切,本可延续"铁三角"权力架构。结果崩塌了。

原来,张居正死后第四天,万历就把首辅大任交给了张四维。张四维此人,一直曲意侍奉张居正,所草拟的旨令不完全合于张居正的心意,张居正独断专行惯了,非常厌恶他。张四维也知道万历的心意,一心想要摆脱张居正的影响。因此,张居正一死,他第一个上书倒张居正,痛骂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征赋敛税无度,政令彼此违背、朝廷内外哗然”。万历大喜,立刻命他为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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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潘晟白跑了一趟北京,压根就没接手职务,就直接被万历勒令又致仕了。六十五了,舟车劳顿,苦哈哈地又颠簸回浙江新昌老家去了。

朝廷里只要是不傻不痴的正常人,都能看出万历要搞张居正的事,纷纷附和。“倒张”,成了时髦。大明帝国的"救时宰相"张居的死亡犹如惊雷劈开朝堂帷幕,拉开了中国政治史上最诡谲的清算大戏。

张居正府邸悬挂的黄金对联泄露天机:"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此联将"太岳相公"(张居正号太岳)与"大明天子"对仗,在讲究"君尊臣卑"的礼制中堪称僭越。更致命的是,这位首辅大人竟把臣子名号放在对联下联——按传统对仗规则,下联分量应重于上联,这无异于公然宣称"臣权凌驾君权"。如此政治失误,恰似在火药库中点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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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执政期间推行考成法,犹如给官僚体系装上GPS定位,让混日子的官员无所遁形;一条鞭法更是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这些改革虽使太仓存粮够吃十年、国库存银四百万两,却种下遍地仇敌。当万历抄出冯保家产百万两时,年轻皇帝眼睛都绿了——这直接触发对张居正"巨额财产"的幻想,最终抄家却仅得黄金万余两,闹出大明版"反贪乌龙"。

张居正堪称政治版"偏科天才":他改革财税整饬边防堪称大师,玩转权谋却是个青铜选手。生前把皇帝当学生训诫,连万历想给岳父封爵都要驳回;死后还指望靠政治遗嘱操控朝局,全然不知"人走茶凉"的政治铁律。正如海瑞犀利点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这位首辅在权力场上的操作,堪比开着兰博基尼撞墙——马力越足,死得越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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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不篡位的权臣都是没啥好下场的,诸如霍光,诸如长孙无忌,诸如桓温、诸如多尔衮。如果你当上权臣,却没有把皇帝掀翻的决心,那么你的死期也就到了。如果你死在皇帝前面,你的家族替你背了锅,你眼不见心不烦。如果你没有及时死去,皇帝当面就能给你开盒。比如:汉宣帝“开盒”霍光、顺治“开盒”多尔衮。

张居正每日凌晨监督万历读书,背错经书即罚跪,甚至要求李太后参与管教,导致万历形成"如芒在背"的童年阴影。这种严苛程度远超普通帝师范畴,本质上将皇帝视为需管束的孩童。万历将书法作品赐予大臣,张居正次日即批评"书法乃末枝小节",强行扭转皇帝的艺术追求,要求其专注"德行治天下"。此事折射出他对皇帝万历人格发展的全面控制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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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换到谁身上,谁能受得了?正值青春逆反期的万历,憋了一肚子火已经很久了。而一脚踢开潘晟,任命张四维,就是像天下宣告:我命由我不由天,自然不由张先生!

这场清算本质是皇权对相权的血腥报复。张居正死后九个月,万历就急不可耐地褫夺其谥号,开棺鞭尸的提议虽未实施,但张家饿死十余人、长子自缢的惨剧,已足够将"万历中兴"的荣耀钉在耻辱柱上。

万历十年六月,万历正式册封王恭妃,李太后决定还政,在万历准备亲政前夕,张居正匆匆死去。对他来说,去世的时机刚刚好。至少张居正赢得了“大明第一首辅”“救时宰相”“续命五十年”诸如此类的评价,把忘恩负义的恶名留给了万历。

颇具讽刺的是,四十年后天启皇帝被迫为其平反,恰印证了那句政治箴言:改革者的墓碑,终将成为后来者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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