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9日清晨，延安清凉的山风裹着雾气，机场跑道上还残留着昨夜的雨痕。就在头天夜里，毛泽东收到西安方面的噩耗：4月8日从重庆返延途中失联的运输机，已经在黑茶山坠毁，机上17人无一生还。39岁的博古（原名秦邦宪）就此长眠，他留下六个孩子，一封尚未寄出的家书，以及年仅35岁的妻子张越霞。
黑茶山残骸被找到时，山民们先被飞机残片上密密麻麻的英文铆钉吓了一跳，再被现场那张半截公文草稿纸震住：博古用熟悉的圆珠笔体写下“必须面报主席”几个大字，时间停格在4月8日中午12时15分。那张纸后来随遗体一同送回延安，张越霞接过时，面色发白却强忍住没倒下，她盯着那行字，似乎还能听见丈夫讨论宪草细节时的爽朗语调。
张越霞与博古相识并不算早。1937年秋，她受组织安排进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负责联络和掩护工作。彼时的博古正从瑞金时期的挫折中迅速调整，低调、谨慎，却依旧锋芒难掩。两人初见，谁也没多言，后来一起编写抗日宣传资料，夜里油灯噗嗤作响，张越霞忽然抬头，看到对面那位年轻的中央委员正皱着眉打草稿。那一刻，她心底生出一句感慨：此人虽曾跌倒，却仍在攀山。
1940年，他们的婚礼简单得出乎所有人意料：一张油印的喜帖，一顿高粱面饺子，外加几句玩笑式的祝福。延安缺粮，所有人忙得脚不着地，可博古还是坚持亲自写下一纸誓言交给妻子。谁能想到，仅仅六年后，那张纸会被叠进烈士证书里。
博古对孩子们向来愧疚。他常在夜里熬到灯油见底，才摸黑进窑洞。秦铁清晨醒来，只能摸到父亲握过却尚有余温的书本，书页上夹着没干透的译稿墨迹。小家伙翻两页就犯困，嘟囔一句：“爸爸又不睡觉。”张越霞在旁轻声回答：“等仗打完，他就有时间了。”谁料一语成空。
4月10日晚，延安会议结束后，陈云拍拍张越霞的肩，试探性地说：“越霞，往后日子长，孩子六个，压力不小，组织上也能理解你再办个家。”张越霞直视陈云，声音并不高，却格外清晰：“如果我再嫁，那博古的孩子怎么办？”仅此一句，现场再无人多言。
有意思的是，决定独自抚养六个孩子的同时，她还主动向组织提出：分散在各地的孩子必须全部接回北京。那一年，她没有固定工资，靠一张介绍信和朋友接济度日，每月粮票分成七份，自己常只留最小的一份。街坊看得心酸，悄悄塞过粗粮，她道谢后全送进孩子碗里。
张越霞对继女秦吉玛的“冷处理”曾被邻里误会。事实上，她深知这位性格清淡的小姑娘在孤儿院遭过白眼，不想再勾起旧事。一次夜里停电，蜡烛光里，秦吉玛问：“爸写文章好看吗？”张越霞第一次开口聊起丈夫：“他爱翻译，爱写作，也爱你们，可惜时间太少。”蜡烛烫到了指尖，她才发现泪水不知何时沾湿掌心。
博古为何忙到不能回家？从瑞金到长征，再到延安整风，他既是“28个布尔什维克”中年轻的领袖，也是最早为错误路线公开检讨者。1945年党的七大，他在会上坦白当年左倾的失误，“感到罪孽深重，自身莫赎”。那一句“莫赎”并非虚言。自重庆出发时，他仍抱病坚持随机，为的就是把宪草讨论的资料当面交给毛泽东，以免文件被扣。命运偏偏在一个小雨天掐断了最后的航道。
王若飞与博古同机遇难。新闻传到北平城，左权烈士的夫人刘志兰蹲在地上发呆半晌，喃喃道：“山高路远，这叫我们这些人怎么活？”那种震痛，在许多革命家庭里反复上演。只是张越霞更倔。她定下规矩：孩子晚饭后必须分头读书，唯一能打破安静的，是朗读父亲译稿的声音。读累了，谁都不许叫苦，她一句话就能镇住：“你们的苦，比起山里的老百姓算什么？”
新中国成立后，张越霞受聘中央直机关，收入稍有起色，却仍极简生活。有同事打趣：“连件新棉袄都不舍得做。”她笑笑：“娃们上学花费大，且熬吧。”那几年，她把博古遗留的十几箱书信、手稿全数整理归档，捐给中央档案馆。有人劝她留几件作纪念，她摆手：“他的文字属于党，也属于历史。”
六个孩子里，秦铁从军，参加抗美援朝；秦茂华学医，后在高原行医三十载；秦吉玛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却放弃留校，扎进少数民族地区支教。旁人惊讶他们的韧性，熟识者却知道，这几位都继承了父亲的理想与母亲的毅力。
1979年8月，一个闷热的午后，张越霞因急性心肌梗塞猝然离世，享年69岁。她的遗嘱只有短短几行，反复叮嘱子女：“凡事凭良心做人，不要麻烦组织。”火化那天，秦铁站在人群后，摸着那枚当年父亲坠机后送到家的纪念章，低声说：“妈妈放心吧，我们长大了。”
多年后，黑茶山脚下的纪念碑上刻着17位烈士姓名。“秦邦宪”三个字锋芒不显，却依旧沉稳。旅人若是抬头，会见到碑后的松树随风摇曳，而在更远的历史背景里，张越霞守护子女、拒绝改嫁的选择，同样如那棵松：沉默，却巍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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