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热播的历史大剧《太平年》，以五代乱世为底色，聚焦吴越国末代君主钱弘俶从青涩王孙到抉择天下的一生，终以“纳土归宋”的壮举，为纷争时代写下和平注脚。剧中贯穿始终的钱氏一族，与台州这片山海之地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厚渊源。这份缘分，始于战火烽烟，盛于佛缘默契，沉淀于家族扎根，最终化作台州人文肌理中最厚重的一笔。
钱氏与台州的渊源，早在吴越基业初定之时便已埋下伏笔。晚唐藩镇割据，烽烟四起，出身私盐贩的钱镠投身行伍，于石镜都镇将董昌麾下崭露头角，参与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的叛乱。光启二年（886），钱镠奉命攻越州，先收降浙东名将鲍君福，再破城池。刘汉宏仓皇败走台州，被台州刺史杜雄（临海人）生擒献于钱镠，最终伏诛会稽。这场战事，不仅奠定了钱镠在浙东的势力根基，更让他与杜雄结下生死情谊，杜雄遂将第四女许配给钱镠之子，以姻缘固盟约，开启了钱氏与台州的最初联结。
唐代 钱镠铁券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不久后董昌僭位称帝，钱镠奉唐朝之命兴师讨伐，乾宁四年（897）因平叛有功，获唐昭宗特赐“金书铁券”（俗称免死金牌），这份象征荣宠与信任的信物，日后亦成为钱氏与台州牵绊的重要见证。次年，已据有两浙之地的钱镠，深知台州控扼浙东、兼具两处军镇（宁海海游镇、临海杨梅镇）的战略价值，恰逢杜雄病逝，便任命心腹大将骆团为台州刺史，骆团去世后，又令其子骆延训接任，将台州牢牢纳入吴越国的治理核心。
后唐天成四年（929）七月，台州遭遇大水，已是吴越王的钱镠慷慨拿出三十万斛军储赈济灾民，尽显仁政之心；而就在这一年八月二十四日，钱弘俶（929—988，后避宋太祖之父赵弘殷讳，改名钱俶）降生人世，仿佛冥冥中注定了他与台州的不解之缘。次年，钱镠又下诏于天台山设斋会，迎奉五百罗汉铜像，正式确立天台山五百罗汉道场的地位，为日后钱弘俶与天台宗的深厚渊源埋下伏笔。
台州传奇：王孙际遇与命运转折
后汉天福十二年（947）三月初五，钱镠之孙钱弘俶奉兄长、吴越国王钱弘佐之命，到台州出任刺史。
彼时的他尚是青涩少年，任职仅半年，却在史书中留下了“吏不敢欺”的形象，足以看出这位年轻刺史的明察秋毫、干练果决，亦藏着他与生俱来的王者气度。
同年七月，即钱弘倧接任吴越国王后的第二个月，钱弘俶又被加封为同参相府事，得到了王朝更大的信任和荣宠。
命运的转折往往暗藏于因缘际会之中。真正让钱弘俶彻底扭转人生轨迹的，是一段偶遇的方外之交。
改变钱弘俶一生轨迹的，是与僧人德韶在台州的偶遇。这位后来被尊为“国师”的人物，其行迹带有传奇色彩。他十五岁出家，云游参学，后于天台山卓锡，被南唐法眼宗创始人文益禅师看中，并预言：“汝向后当为国王所师，大宏吾道。”
《吴越备史》记下了一段改变国运的对话。德韶禅师凝视着这位年轻刺史，语气坚定地说：“此非君久居之地，宜速归，否则必有祸事。”紧接着，他又顺势点化：“他日若登九五，勿忘佛法庇佑。”
承袭钱氏敬佛传统的钱弘俶，将禅师之言铭记于心，当即上书请求返回都城杭州。九月二十三日启程之时，东南天际忽然出现了奇异的景象，云彩聚集成楼阁的模样，缥缈若仙。人们纷纷议论，这大概是上天在暗示，这位年轻王孙的归途，藏着天命所归的机缘。
果不其然，当年十二月三十日（948年2月12日），在钱弘倧夜宴将吏时，吴越国三朝宿将胡进思发动政变，废黜钱弘倧，推立钱弘俶为新任国君。钱弘俶推让再三后继位，自此开启了长达三十年的执政生涯，撑起了吴越国的最后岁月。
关于这段继位往事，史料存有争议：有记载称当时钱弘俶正在温州任刺史，并未在都城；但在台州人的历史记忆里，却流传着更富温情的版本。《嘉定赤城志》记载，台州子城南曾有“里班”“外班”之地名，相传胡进思当年便是从此地迎立钱弘俶，随行禁军分驻内外，故得此名。
不管从台州迎立是确凿的史实，还是台州百姓因爱戴他而流传的美好附会，有一件事毋庸置疑：台州，是钱弘俶的福地，是其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与德韶禅师结下的佛缘，更在他心中种下了护持佛法、振兴天台宗的种子。台州人亦以自己的方式铭记这份情谊，相传古城东侧的泉井洋井，便是钱弘俶任刺史时主持开凿，滋养一方百姓至今。
还愿台州：佛缘绵长与文脉赓续
乾祐元年（948）正月十五日，钱弘俶在杭州正式登基，成为吴越国最后一任君主。
初登大宝，国事纷繁，他却第一时间遣人快马奔赴台州，迎请德韶禅师入都，以弟子之礼恭敬相待，尊为“国师”——这份礼遇，既是对禅师点化之恩的回馈，亦是对台州佛缘的践行。
德韶禅师是一位佛法精深、修行深厚的大师，他最忧心的是，经过“会昌法难”的浩劫，再加上连年战乱，世间的佛教典籍损毁、散佚得十分严重，尤其是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章疏教典残缺最甚，天台宗法脉几近中断。而天台宗高僧羲寂也曾告诉德韶，新罗国（朝鲜半岛国家）佛法盛行，很可能保存着中土已经失传的珍本。
德韶建议钱弘俶派人迎回佛典，钱弘俶当即遣使者携带书信与重金远赴海外，前往新罗抄录典籍。
关于这次求经，另有记载提供了更丰富的细节。宋代杨亿《谈苑》提到：“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阙。贾人言日本有之，钱弘俶致书于其国主，奉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讫。”这条记载将求经的范围扩展到了日本，重金求经的举动，尽显钱弘俶振兴天台宗的决心。
这场跨越山海的求经之旅，影响深远。这些冒着风涛之险请回的经卷，在钱弘俶的全力支持下，在吴越国被精心抄写、刊刻，终使天台宗典籍在江南得以完备保存。后世公认，正是钱俶的这一举措，让“天台教大布江左”，为北宋以后天台宗的复兴奠定了文献根基。一场始于台州山寺的对话，最终促成了一次影响深远的跨国文化抢救，成为东亚文化交流的佳话。
此后，德韶大师回天台山重修国清寺，一连建了十三座道场，圆融佛教宗派，使社会进一步和谐，被后人称为“智者后身”。钱弘俶对天台宗的扶持不止于此，他还任命天台宗僧人友蟾为云居普贤院住持，赐号“慈悟禅师”；支持高僧延寿在天台山天柱峰结庵修行，后又请其主持杭州灵隐寺扩建，延寿所著《宗镜录》一百卷，成为佛教经典。这些举措让天台宗成为五代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佛教宗派之一，进一步巩固了台州“佛国仙山”的文化地位。此外，天台传教寺、福圣院曾有钱弘俶撰写的碑刻，临海兜率寺留有其广顺年间的题梁，黄岩现存最早的古塔灵石寺塔和瑞隆感应塔都建于钱弘俶在位期间，其中瑞隆感应塔由德韶亲自主持兴建，这些遗迹、文物让钱弘俶与台州的因缘更加具体可感。
显德二年（955），钱弘俶还效仿古印度阿育王的善举，下令“敬造八万四千座宝塔”，即金涂塔，又称阿育王塔，以此祈福消灾、护佑百姓。这些宝塔大多是铜铸而成，少数鎏了金，塔身四面镂刻了释迦牟尼舍身救度的故事，塔的内部还藏着《宝箧印经》。《台州府志》记载，临海西乡石塘（今括苍镇旺人灯村一带）的钱氏族人，曾将一座金涂塔世代珍藏，后来因家族变迁，辗转到了张家渡金氏的质库，成为钱氏与台州羁绊的实物见证。
对台州的重视，更体现在钱氏宗室的任职安排上。钱弘俶之后，多位钱氏亲族相继赴台州任职：乾祐二年（949），钱镠之子钱元□（王+亢，háng）任刺史；广顺二年（952），其母舅吴延福接任；广顺三年（953），弟弟钱弘仰赴任；此后，显德六年（959）钱弘倧长子钱惟治、乾德元年（963）钱弘佐长子钱昱（两度任职）、宋太祖开宝三年（970）钱弘佐次子钱郁、开宝五年（972）钱弘俶女婿裴祚等相继履任。相较之下，钱弘俶到任前，仅有龙德元年（921）钱镠堂弟钱镒、后唐末帝清泰元年（934）钱镠之子钱元瑛、后晋出帝天福八年（943）钱元瓘女婿沈承礼三任钱氏亲族任职，这份密度，足见台州在钱弘俶心中的特殊地位。
钱氏珍宝：烽火中的坚守与传承
钱氏与台州的联结，不止于人事与佛缘，更凝结在那些穿越烽火、辗转流传的珍宝之中。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将千年岁月凝于方寸，诉说着家族的起落与荣光。
太平兴国三年（978），钱弘俶为保全江南百姓，毅然“纳土归宋”，吴越国并入大宋版图，成就了“兵不血刃而天下安”的佳话。百年后，“靖康之乱”爆发，金兵南下，钱弘俶玄孙钱忱携母亲秦鲁国大长公主南逃，绍兴四年（1134）定居临海，随行带来了钱镠的金书铁券、钱氏大铜瓶、金涂塔等传家之宝，秘藏于崇和门内美德坊的“一行”宅（大概在今台州中学老校园东侧），成为家族精神支柱。后钱氏子孙因避乱而东迁到白石山下里外钱村（今岭外新村），专门营造三间“铁券楼”，由族人轮流守护，代代相传。如今，这些珍宝各有归宿：金书铁券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钱氏左相府印记与金涂塔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公主铜瓶、波曲纹青铜鬲等则藏于临海市博物馆。
在这些珍宝中，金书铁券的命运最为曲折。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军攻破台州城，钱氏族人携铁券仓皇逃亡，慌乱中不慎遗失，就此湮没无闻。直到56年后的元至顺二年（1331）才从黄岩泽库（今温岭泽国）的深水中被打捞上来，由钱氏十四世孙钱世珪赎回，重归临海。此后560多年，它历经明末清初的战火、太平天国动乱，始终被钱氏后人悉心守护。1895年铁券被盗，后失而复得，由嵊州钱氏收藏，并于1959年捐献给国家。
这方铁券曾经过宋太宗、宋仁宗、宋神宗、明太祖、明成祖、清高宗（乾隆帝）等六位皇帝的御览。其中朱元璋曾御览了两次，并依其形制颁发给功臣、重臣；乾隆皇帝还亲作“观铁券歌”诗文赏赐。每次御览，均由临海钱氏子孙千里送达，事后都有大臣、名士的诗文题咏，如明代刘基、王袆、高启、危素，清代庄有恭、范清供、齐召南、沈德潜、蒋士铨等皆有佳作。康熙年间，台州知府鲍复泰把与铁券相关的文献整理汇编成《表忠谱》，清代江苏的钱氏后裔钱泳又整理成《唐赐铁券考》，使这段传奇得以系统地流传下来。
另一件珍品《钱镠钱弘俶批牍合卷》，同样命运多舛，却终得传世。此卷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前半部分是钱镠在后梁龙德二年（922）给崇吴禅院僧人的牒文，后半部分是钱弘俶的亲笔批字与花押，两代吴越国王手迹同卷，笔意遒劲，气度各异，既是五代书法珍品，亦是研究吴越政教关系的重要实物。
这件墨卷能留存至今，全靠钱氏子孙在绝境中的坚守与不舍。明洪武元年（1368），战火蔓延到台州，钱氏后人钱尚德在为墨卷所作的《跋文》中，满是痛惜地记载：“吴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大军攻入台州城。”当时他带着家人逃到山谷中避祸，只留下儿子钱用勤在家看守家庙和祖产。城破之夜，乱兵涌入，钱用勤被掳走，家中的财物、书籍被洗劫一空，祖宅也毁于一旦。一个多月后，局势稍稍安定，钱尚德冒着风险回到城中，在一片废墟里，四处搜寻先祖的遗物。万幸的是，他最终找到了这件被扯毁首尾的手卷，那些原本附在卷末的题跋早已遗失，只留下中间的核心部分。
后来，钱尚德奉命带着钱王铁券前往南京时，特意顺道杭州，找了手艺最好的工匠，小心翼翼地将这件残卷重新装潢修补，让它重焕光彩。此后，这卷墨宝就在钱氏族人之间秘藏流转。光绪年间，因家族生计艰难，它被质押给外人，后来族人齐心协力凑钱赎回，才没让这件传家宝流落他乡。1959年，它和钱王铁券一起，被钱氏后人捐给了国家。卷后那些密密麻麻的题跋与观款，藏着另一部无声的历史：从北宋名臣王广渊、宋敏求、元绛，到南宋权相贾似道（这也是贾似道存世的唯一书法孤本），再到元代的危素，明代刘基的同僚与台州名宦谢铎、黄绾等，清代的钱氏后裔钱泳、钱维城，台州士人戚学标和冯甦……五十多位历代名士的墨迹留在卷上，构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文人雅集，见证着世人对这份文脉的珍视。
子孙卜居：从王孙客卿到台州故人
钱弘俶之后，钱氏家族与台州的联系，渐渐从一个人的宦海浮沉，变成了整个家族的扎根深耕。他们从远道而来的“王孙客卿”，慢慢变成了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台州人”，把血脉与深情，都融进了这片山海里。
钱弘俶的十三弟钱弘仰，在广顺三年（953）接任台州刺史。这位年轻的钱氏宗室，不仅擅长骑射，还通晓儒术，性子虽然急躁，处理政务却宽厚简约，从不苛待百姓，手下的官吏与百姓都对他又敬又畏。可惜天不假年，他在任上不幸去世，年仅二十四岁，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台州的土地上。钱弘俶的侄子钱昱，也曾两次出任台州刺史，后来还作为吴越国的使者，北上汴京，祝贺宋朝平定后蜀，成了连接吴越与北宋的重要纽带；此后又有钱暄、钱稔担任宋代的台州知州，延续着钱氏与台州的缘分。
钱氏家族真正在台州扎根，是从靖康之变后开始的。自从钱忱与秦鲁国大长公主定居临海后，这支曾经显赫的王孙后裔，正式在台州开基立业，把这里当成了真正的故乡。
大长公主去世后，她和驸马钱景臻的合葬墓安在天台般若寺（现在的护国寺）东凤凰山之阳。从此，这支钱氏便正式成为“台人”。乃至后来，因中原为金、蒙古所占，钱氏后人为祭奠先祖，更在天台山立起一座钱俶（死后葬于洛阳北邙山）衣冠冢。此后，钱忱、钱愐、钱端礼、钱筜、钱象祖、普宁郡钱王林夫人墓、钱符、钱昌祖等钱氏贵族接连葬在此处，总有二十多座，形成规模宏大的钱氏郡王墓群，深深地融入了地方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情感之中。
钱忱的儿子钱端礼，把钱氏与台州的缘分，推向了新的高度。他年少时，就在临海成长，绍兴三年（1133）又担任“添差通判台州”。刚到任不久，台州就遭遇了严重的饥荒，上千名饥民聚集在城门楼下，面黄肌瘦、流离失所，局势十分危急。当时的知州慌了手脚，打算调兵前来弹压，防止饥民作乱。年仅二十多岁的钱端礼，急忙上前阻止，语气坚定地说：“这样做只会逼着百姓造反！”他主动站出来，决定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还亲自到城门楼下维持秩序，让饥民们按顺序领取粮食，没人敢喧哗作乱。同时，他还仔细核查，揪出了几个趁饥荒搜刮民财、中饱私囊的猾吏，禀报知州后，将他们当众正法，以儆效尤。一场眼看就要爆发的动乱，就这样被他用果敢与智慧平息，台州“一境安堵”，钱端礼也因此声名鹊起。
后来，他官至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成了朝廷重臣。晚年辞官归隐时，还是选择回到台州，在州城东北一处风景清幽的地方建了宅院。平日里头戴幅巾、身着便服，和山中的隐士、僧人一起饮酒作诗、弹琴对弈，过得逍遥自在。最终，他也葬在了天台，追随父亲的脚步，永远融入了台州的山水之间。
钱端礼的孙子钱象祖，日后官至宰相；另一位孙子钱陔祖编撰《钱氏族谱》，获宋理宗御制序言，让钱氏家风文脉在台州得以赓续。学者钱泳曾自豪地说：“（钱氏）一家盛事多占赤城（代指台州）。”台州历史上望族辈出，最早的望族屈氏，科举鼎盛的望族王氏，南宋天潢贵胄赵氏，皆各领风骚，但论辉煌持久，还数钱氏，正如《台州府志》所称：“王侯将相，一门鼎盛，台人鲜与比隆。”
钱氏与台州的千年因缘，是一部浸润着温度与深情的篇章，交织着王朝兴衰的沧桑，藏着家族悲欢的起落，凝着佛缘文脉的绵长。从钱镠的乱世结缘，到钱弘俶的命运转折，从珍宝的烽火坚守，到子孙的扎根深耕，钱氏家族以抉择、功业、信仰与深情，为台州注入了厚重的人文底蕴，也塑造了这片土地温润而坚韧的精神基因，这份因缘，终将在岁月中永远流传。
作者：林大岳 张芷馨
编辑：符薇薇
一审：张婷
二审：泮永翔
三审：黄元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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