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纯历史讨论，如有差错，欢迎指正。
我们从小被反复教育“勤劳致富”，这在很多时候可能成立，但它有一个隐含前提，你辛苦攒下来的财产，能被一种稳定的尺度丈量、保存和交换，或可简单说，是货币对劳动价值的衡量；问题在于，中国人从来不稀缺勤劳，而历史上的有些年代，却稀缺尺度。
就如清代，实行的是银铜双本位制下的"不对称结算"，到了道光、咸丰年间，1两白银兑换制钱，从1600文左右变成2700文左右，很多地方的农人并没有突然变懒，土地也并非一夜荒芜；可“越干越穷”的感觉像潮水一样漫上来。
许多人把原因归给灾荒、匪患、人口压力、白银外流……这些都对；但如果你把视线拉长，会看到一条更冷的暗线，货币失信，清廷统治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让代价都由普通百姓承担，因为他们自身使用的是“金子”、“银子”，而百姓的交易，一般是铜钱。
钱这东西，表面是金、是银、是铜、是纸；本质却是一种社会“信用”共识：我相信你明天也承认它的价值；所以，钱不是“铸”出来的，是“信”出来的。
而晚清的悲剧之一，是一个庞大帝国在财政焦虑里，反复把“信”当成了可以随意透支的矿。
由于白银与铜的价值差异，白银自然更适合大额结算与税赋核算，铜钱则适合日常零售与找零；理想状态下，官方希望“一两银≈一千文”，但现实里比价常常波动，且地区差异很大。
很多人的收入在“钱的世界”，负担却要用“银的世界”结算，这就埋下一个看似温和、实际很凶的剪刀差结构，百姓卖粮、做工，拿到的是一串串铜钱；可当去交税、还债、做大宗交易时，却得用“银子”，于是必须把铜钱换成白银。
对手里握着白银、收入以白银计的人，自然希望白银相对铜钱升值（俗称“银贵钱贱”），但这对靠铜钱过日子、却必须交银税的人就相反了，皇帝不用“加税”，便能产生类似“加税”的效果，而且更隐蔽，更难争辩；换成现代说法，就像你工资用本币发，但规定必须用外币缴税，汇率一跳，税负就跟着跳。你再勤劳，也抵不过尺度突然变细、变紧。
19世纪前期，关于白银流入流出的讨论很多，口径差异也大；但较一致的判断是，对外贸易结构变化、走私与支付需求叠加，使得白银净外流压力显著上升，进而冲击银钱比价与金融稳定。
银一紧，后果不会只落在商人身上；因为银不仅是“交易媒介”，还承担着“纳税与清偿的最终标准”；当最终标准变稀缺，谁最先感到窒息？往往不是能议价、能转嫁的大户，而是那批只能按时交差的普通人。
到咸丰年间，战争与内乱，财政的饥饿变得非常现实；于是清廷把自己的承诺当成了可折现的资源，把“名义价值”当真钱用；虚值大钱、户部官票与大清宝钞并行，构成了清代币制混乱的高峰。
纸币本可以是一种制度创新，但它需要明确的兑换规则与发行纪律；否则，它就只是一张“欠条”，而欠条最大的风险是，欠条的主人随时可以宣布不认账。
民间对纸币的接受度，不是被“圣旨”决定的，而是一条更朴素的经验，能不能拿它去交税？把它换回硬通货？用它买到米？若答案摇摆，纸币便会自动被打折。
上海博物馆对大清宝钞的介绍提到其作为咸丰三年发行的纸币，名义上与铜钱兑换相关，但当时，兑换与税收规则在现实中却不稳定，纸钞的“价值锚”就松动了。
纸钞不保值，银子越稀缺升值，“好钱”便越容易被藏起来，于是，足值的钱被收藏、熔化或出境，虚值的钱被急着花出去，这时候，最受欢迎的往往是成色稳定、重量可验的银元，外来的硬币刚好满足这些要求，成了救生圈，这不是崇洋，是求稳，当一种货币的信用坍塌，人们自然会转向更可信的计价与储值工具。
所以当时的“认洋不认清”只是一张沉默的选票，百姓不想拿一辈子的汗水去赌清廷的承诺，信用从来没有国界，失信才有。
在"稀缺尺度"危机下，清廷财政与货币信用撑不住，1853年前后，为筹军费，为自救而发明了新型掠夺工具“厘金”，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的商业过境税体系，后来常态化，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
"譬如为贩，从湖南运货至贵州，须经过许多厘卡。湖南既抽厘，贵州又抽厘，而如湘西与贵州边境之沅州、晃州、玉屏、铜仁等厘卡，又为湘、黔两省所共设，复抽厘金。经时愈久，设卡愈多，厘税愈重。"
户部尚书翁同龢在光绪初年的奏折中承认，"综计厘卡，各省或数十处，或百余处，或二百余处，局卡之员弁，司事巡丁，一卡多至数十人，少亦十数人，一年之中，无故而革除者，百不得一。"
当银贵钱贱让货币尺度失灵，朝廷无法用稳定的"钱"征税，便直接在商品流动本身设卡抽血；这不是"修路收费"，而是"此山是我开"的系统性劫掠，让"越干越穷"从货币现象升级为制度性盘剥，勤劳成了被精准收割的弱点。
讽刺的是，货币信用崩塌后，国家会更依赖“能立刻收到的税”；而这种税，又会进一步伤害经济与税源。
有人看见过死结，但死结不只是技术问题，王茂荫先后上“钞法折”反对虚值大钱、主张更有约束的行钞方案，说明晚清并非“无人懂”，而是“懂也难做”；真正的分水岭往往不在“有没有更先进的金融方案”，而在“有没有让方案必须被遵守的制度约束”。
当财政把货币当成提款机，把承诺当成耗材，最先失去的不是金属含量，而是统治者与社会之间的信任。
晚清货币史提醒着人们，货币的价值不是由图案决定的，而是由兑现规则决定的；国家信用不是由口号支撑的，而是由约束机制支撑的。
当权力缺乏制衡，最诱人的选择永远是把成本推给最弱者：通过比价、通过通胀、通过“只发不兑”、通过“发了却不收”；这类手段短期见效，长期必反噬，因为它在掏空一个社会最难重建的东西：彼此相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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