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的一个清晨，宝鸡车站的站台上仍带着料峭寒意。一队刚被“劳动锻炼”指派下来的科研人员拖着简单的行李下车，钱三强就在其中。他捏紧那只被磕出缺口的搪瓷茶缸，边走边想着机关仓促交接时没有带走的实验笔记。汽笛声远去，他抬头望见不远处的厕所旁，一个瘦削的背影正用竹扫帚清理地面。再近一步，他愣住——那是何泽慧。
短暂的对视过后，钱三强的声音发颤：“你怎么在这里？”
“这儿也需要人打扫呀。”她抿嘴一笑，语气平和，像是在讨论一项普通的实验步骤。
这几句对话只被风吹散在院子里，却烙在后来人们的记忆深处。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两位曾经在巴黎居里实验室让西方同行侧目的科学家，怎么也不该出现在这样荒凉的场景中。
时间拨回到1934年。清华园的物理教室里，何泽慧第一次拿到成绩单，满分。负责过目成绩的叶企孙挑明：“家里若想让女儿少吃苦，最好换个轻松专业。”回忆起那天，叶企孙后来承认这位女学生的固执出乎预料——她甚至把女式高跟鞋往讲台下一丢，轻声反问：“实验室里走路，平底鞋更方便，不是吗？”一句话噎得主任半天说不出话。旁听一年后，她稳坐年级第一，物理系再无转系一说。
1937年卢沟桥枪声响起，何泽慧漂洋过海来到柏林工业大学。入校面试那天，克兰茨教授以“核反应研究属军事机密”为由委婉拒绝。何泽慧一口德语怼了回去：“贵国的军事顾问都能跑到中国训练军队，我却连教室都进不去？”教授无语，只好让她旁听。两学期后，她拿到全系最高的实验成绩，“旁听生”三个字被划掉。
与她几乎同步，钱三强在巴黎大学攻读粒子物理。不久，两人因“家书断线”联系上。三年里，两人平均每周一封信，从流体力学写到巴黎夜半的霜雾，所有情谊埋在信纸背后。1940年春，钱三强写下求婚句子：“战争压不住对科学与爱情的向往，愿同回故土。”何泽慧回复只有短短两行：“同意。巴黎见。”那年秋天，他们在居里实验室并肩工作，不到三年，就因发现“铀与钚裂变碎片中前所未知的裂变模式”而成为物理学圈的焦点。欧美多所实验室开出高额年薪与一流仪器，但两个人更惦记太平洋那一端的战火与家国。
1948年秋，他们踏上归国轮船。归来后，北京中关村的中子物理实验室仍是土坯房，钳子都要自掏钱买。就是在这种设备几乎为零的环境里，他们牵头搭起第一个反应堆物理实验平台，为日后“两弹一星”奠定底子。1955年秋，中国核物理所成立，钱三强任所长，何泽慧主管实验物理。有人统计，那一年她平均每天在实验室停留十五个小时，眼球因长时间对准示波器而充血，却始终轻描淡写：“损坏几根毛细血管，比让外国人来给我们量半衰期省事多了。”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起的蘑菇云中有他们早年的方程与图纸。可风光只停留了两年。1966年，政治风暴来得猝不及防。批斗大字报贴满研究所走廊，“大院里的爱因斯坦”、“资产阶级学阀”成了新的帽子。1968年底，钱三强被宣布“下放劳动”，列车目的地写着“陕西长武县”。何泽慧的票写的是“眉县”。“技术官僚先清洗，科研照样搞得好？”火车开动那刻，谁也说不清答案。
下放的头几个月，两人分别被安排在不同农场，见面的唯一机会是偶尔的县里集训。直到1969年2月，组织临时调整，把两地“知青”集中到同一农机厂。于是，才有了宝鸡站的那幕偶遇。
厂里没有精密仪器，只有成吨的煤渣和一排简陋厕所。何泽慧承担卫生扫除，钱三强帮着修理柴油机。深夜，他常趴在宿舍桌上写公式；她在煤油灯下记录实验思路，两人把废旧报纸剪成格子，用于草稿。有人劝何泽慧：“反正在这儿没人管你，多歇歇。”她放下竹帚，擦擦额头灰尘：“手不动，脑子就生锈。”
1970年，中苏物理通讯上刊出一篇署名“HZH”的论文，推算出某种中子轰击裂变截面更精确的数据。外界猜测作者是谁，无从考证——因为邮寄地址写着“陕西·邮政14号信箱”，那正是他们的农机厂代号。
1973年开始，局势缓和，许多老专家被召回北京。钱三强的名字列在首批名单里，何泽慧却主动要求“再留下半年”，理由是“厂里锅炉实验还有结题”。钱三强说：“咱们走吧，别再折腾。”她笑笑，还是留下。半年后，锅炉效率方案通过验收，她才踏上返京列车。
1978年春，改革的暖风吹到民生角落。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小菜场里，穿着旧呢子大衣的她排队买冬笋。摊主只看衣着，疑心她买不起，语气生硬。这一幕被一位同所年轻工程师撞见，他愣了好久才认出这位老人就是闻名遐迩的“女居里”。尴尬散去后，那位摊主红着脸把最大最嫩的几根冬笋塞进老太太的布兜。
不久，苏州的一座百年老宅及内藏百余件文物被捐给国家博物馆，捐赠人栏里写着“何泽慧”。了解到原委的人才恍然大悟：那位买菜的老太太，用自己的方式延续了半生的选择——国家需要什么，就拿什么，不计回报。
回到北京的第二年，何泽慧为清华物理系新生讲授《原子核物理导论》。讲台上，她依旧说话轻声，手里粉笔沾满粉尘。有人问她是否后悔曾经的“扫厕所”岁月，她摇头：“遇到困难就退一步，下一次大概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钱三强晚年每提起宝鸡那场重逢，仍觉心口发紧。他说，最痛不是自己被批斗，而是看见本应握起显微镜的手拿起了扫帚。可何泽慧偏把那段经历当成实验记录：“不同环境，不同试剂，产物各异，一点也不奇怪。”
他们用一生证明，科学家的价值在实验室，也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因为无论手里握的是粉笔、镊子，还是竹扫帚，只要方向朝向国家，那就是他们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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