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29日拂晓，北京西郊薄雾微凉。军用吉普溅起的积雪尚未落地，电话铃已在恭王府的侧屋里急促作响。接线员一句“代总长聂荣臻同志有急电”，让刚刚端起热茶的杨成武不自觉放轻了脚步。电话那头的指示简洁有力：组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并由他担任司令员，尽快完成人员、装备、后勤的重新编组，然后入朝。放下听筒，他心里只浮出一句话——“这是场硬仗，跑不了。”
天津警备区的担子却仍压在肩上。原二十兵团司令部早已并入警备区，要带兵出国作战，司令部得重建，人手得重新凑。杨成武立刻把情况向华北军区作了汇报，请求抽调机关骨干补缺。与此同时，下辖第12、第15、第60、第67、第68五个军的指挥层也得统得拢，谁去谁留，半点马虎不得。
2月5日夜，67军政委旷伏兆从保定打来长话：“刘儒林副军长，是留守天津，还是随军入朝？”话音里带着隐约的焦灼。刘儒林，黄埔四期，起义前是国民党92军副军长。北平和平解放时率部接受改编，后来任67军第二副军长兼唐山秦皇岛警备区副司令员。杨成武没立刻表态，只回了句：“两天后给你准信。”挂断电话，他在屋里踱了几圈，雪夜冷气透木窗，思路却热得发烫。
起义将领能否直接带队出国，这可不是一句“政治上信得过”能概括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1950年9月，第50军仓促增编入东北边防军时，军长曾泽生对“党指挥枪”的制度还有点拧巴。入朝初期，政令梗阻，作战节奏屡被拖慢，一线士兵怨气不小。直到汉江阻击战打出了名堂，方才扭转被动。杨成武深知这种磨合期若出现在二十兵团，势必影响整体部署。
刘儒林与曾泽生不同，他早年家境清寒，对百姓疾苦有直观体会，北平起义时又亲历双方交涉，对新政权接受很快。67军多次演训，刘儒林指挥炮兵练得狠准，军里都说他的炮兵射表“翻得像算盘珠子一样脆生”。然而身体状况是另一道坎——风湿顽症，逢冷便肿痛，这在鸭绿江以北的山沟沟可要命。杨成武的犹豫，半在政治，半在健康。
2月6日上午，他把67军参谋长周敬臣找来问底：“假如刘副军长去了，他主要抓炮兵，你们扛得住吗？”周敬臣回答爽快：“他不在，我们还得硬顶；他在，我们更有底气。”一句话让杨成武心里亮堂不少。晚间，他亲自给旷伏兆回电。两人的对话很短——
“他想去吗？”
“主动请战，态度坚决。”
“身体呢？”
“已找蒙古大夫调理，又缝了件厚皮袄。”
放下电话，杨成武在记录本上写下：刘儒林——随军，分管炮兵。
6月8日，二十兵团先后到达临江、辑安集结，随后越过鸭绿江。刘儒林裹着那件浅棕色皮袄站在车厢门口，下士递上一杯热水，他只丢下一句“谢谢”，目光已越过江面。进入前沿阵地后，他用两天时间对67军炮兵的射界、发射诸元重新校对，把前几仗留下的误差统统抠出来。有人私下感叹：“这位老副军长，下手比寒风还狠。”事实证明严苛并非多余。7月中旬南北炮战，67军炮兵群以不到二十分钟的火力突击压制住联合国军炮阵地，给兄弟部队夺取制高点争取了宝贵时间。金城阻击战里，刘儒林亲上前沿，命令炮兵采用“交叉扇面”打法，不到一小时就让对手的纵深集结线失去作用。战后彭德怀在批示里写了句“炮兵甚得力”，外界无人知一句背后是他翻夜账、蹲炮阵换药的身影。
1953年回国，杨成武谈起那通电话，仍觉后背一阵凉意：“要是当时稍一摇摆，二十兵团的炮火密度恐怕就得另算了。”旷伏兆说得更直白：“刘副军长能来，炮兵就和主心骨绑牢，打起仗来心里有板。”
刘儒林后半生在河北、安徽为地方建设奔忙，风湿旧疾时好时坏，却从未影响他去炮兵学院讲课，一讲起火力配系和阵地疏散，他仍抬手比划，眉宇间像还站在1952年的金城高地。1980年4月9日，他在合肥病逝。67军许多老兵赶来吊唁，提起老首长最爱说的那句话：“炮兵不准，步兵就苦。”院子里寒风一过，众人都不说话，似乎又回到鸭绿江边那个呼啸的深夜。
直至今日，志愿军二十兵团的档案里，那张批示单依旧整整齐齐：刘儒林——随军，分管炮兵。短短十一个字，写下的却是一支部队在朝鲜战场上稳住火力、稳住士气、稳住胜势的关键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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