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一个阴雨的夜晚，台北阳明山官邸灯火通明。蒋介石抬腕看表，沉声说道：“他人呢，还没到？”侍从低头答“飞机已落松山”。这个“他”正是陆军副总司令汤尧。
在半个月前，汤尧刚从越南边境辗转飞抵台湾，自认终于脱离战火。同行者后来回忆，汤一落地便长吁：“总算捡回一条命！”可谁也没想到，他的劫数还在后头。
事情要从渡江战役结束后说起。华东、华中相继解放，蒋介石决定把大西南当作“反攻跳板”，让顾祝同挂西南军政长官之名，实则“殿后挡门”。然而滇桂已岌岌可危，顾祝同自知凶多吉少，急忙求援。
1950年1月初，顾祝同在台北连夜给蒋经国打电话，自称“年近花甲，不堪重负”，暗示另派“忠勇之士”返滇。电话挂断，他立刻想到方才落脚未稳的汤尧——这位跑惯了的老部下再合适不过。
汤尧的履历并不复杂：黄埔四期，兵器科出身，抗战时掌管后勤；论野战，他远不如杜聿明，论政通人和，更比不上白崇禧。可恰恰因为“可用可弃”，才被挑中当替身。
1月10日，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许朗轩登门，“汤副总司令，党国尚需忠诚，云南缺你不可。”汤尧沉默良久，只回一句：“成败在此一行。”他明白，这声令等同“押送”。
14日上午，C-46运输机掠过澄澈滇池，降落蒙自机场。机场依红河支流而建，地势平坦，起降方便，成了蒋介石空运补给的最后窗口。汤尧的计划是：先稳住第八军与26军，再伺机北走川康或南窜越南，留一道后路。
此刻的云南局势却比他想象的糟糕。卢汉已于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宣告起义，滇军大部倒向人民解放军，边纵和陈赓兵团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南下。滇南千里山道，被解放军硬生生走成了“高速公路”。
汤尧仍旧自信。根据他手中的情报，解放军主力距蒙自约两千里，山高林密，行军至少三周。为了给部下打气，他在蒙自戏院订包厢，召集师团长听京戏。台下鼓乐正响，门外巡逻兵急报：“有共军！”。台上锣鼓未停，台下将校却先鸦雀无声。
15日晚八点，陈赓第13军37师已摸到机场东侧。枪声突至，探照灯一道道扫射夜空，可跑道上十余架C-47尚未来得及起飞便成火把。几个飞行员慌不择路，“轰”地撞进远处山头，火光映红云层。
汤尧驱车赶往机场，半途见公路被切断，车灯照出前方解放军黑压压的身影，他猛打方向盘往南逃。蒙自守军失去指挥，少数溃兵弃枪游散，多数被当场俘获。
而此时陈赓已下令三路合围：中路37、38师正面猛追；南路四野部队越红河堵截；北路卢汉起义部队、云南边纵自西北压来。汤尧部队成了瓮中之鳖。
21日拂晓，元江东岸营盘山响起激战。第八军教导师和第3师被一扫而空，1700余人阵亡。国民党第17师怕被追上，竟自毁铁索桥。后续部队只能望桥兴叹。
断桥成了死结。汤尧带着42师沿山路南撤，却又在红土坡被截。雪上加霜的是，空中补给早已中断，枪械堆满弹药箱却缺粮缺盐，军心一夜飞散。
23日黄昏，逃到石缸庙的残兵仅余千余人。深夜，解放军110团趁雾渗透。排长郝珍富带3班从侧翼摸入院落，掷出手榴弹，喊声震耳：“不许动！”惊魂未定的士兵纷纷举枪过顶。
次日清晨，俘虏被集中点名。郝珍富盯着人群：最高、最阔的那位正低头拢大衣。他问：“谁是主官？”无人吭声。旁人悄声提示：“看那位头发花白的，就是副总司令。”汤尧被当场请出，脸色木然。
押到37师师部后，他第一句话竟是：“能否给我碗热粥？”饱腹之后便数落旧部：“若非顾祝同佯称我熟游击战术，哪有今日！”语气中怨愤难掩。
随后他要求见陈赓，“我是他黄埔老师，得见面谈谈。”陈赓闻讯淡淡一句：“教官无耻至此，不必相见。”话传回看守所，汤尧只得闭口。
其后十余年，他辗转昆明、北京、南京数处俘管所，1962年9月病逝于功德林，终年六十五岁。档案上备注“病故”，无从辩解，也无从再逃。
在国民党高层诸多败将里，汤尧算得上最“背字”。三次大撤退，三次没踩点：南京弃城、柳州溃败、蒙自被围，每一次都恰逢解放军突进节点。有人说他命不好，其实更像被集团利益抛来抛去的弃子。
值得一提的是，顾祝同晚年自撰《孤军愤》，对汤尧一笔带过，却写下“时势所迫，各安天命”。陈诚回忆录里更干脆，连名字都未提。对照之下，这位副总司令的悲凉命运，倒映出国民党权力斗争的冷酷锋刃。
纵观整起事件，军事溃败固然是主因，派系角力却是催命符。汤尧不懂政治权谋，才会在枪声停歇的台湾机场再次被推上火线。逃亡路漫漫，终点却在囚笼，这份无可奈何，留给后人无穷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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