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冬天,北平刚解放不久。

章士钊急匆匆走进中南海,手里捏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

这些都是还没安排工作的民主党派人士。

新中国刚开张,到处都缺人手。

主席接过名单,看得挺认真。

突然,指尖在一处停住了,嘴角泛起那种大家熟悉的幽默笑意。

“哎呀,这是张老板嘛,”主席抬眼瞅了瞅章士钊,“想当年,人家可是顶头上司,管着我呢!”

章士钊一听这话,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得,这人的饭碗算是稳了。

按理说,这事儿透着一股子怪劲儿。

要知道,主席嘴里这位“张老板”,那会儿正倒霉着呢。

在那样的局势下,这就叫众叛亲离,谁沾谁一身腥。

换个人,这名字早给划了。

可主席不光留了人,还客客气气喊声“老板”。

这里头的道道,不光是念旧,更牵扯出一笔关于“选路”和“代价”的老账。

这人叫张申府。

搁现在,年轻人恐怕没几个知道张申府是谁。

但在大革命那会儿,这名字响当当的,那是真吓人。

大伙都晓得“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

其实建党那阵子,还得加个名字,就是他。

就连“中国共产党”这几个字,也是他们老哥仨一块儿敲定的。

那时候张申府手里抓着的牌,全是王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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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问,他是国内搞罗素研究的头把交椅,罗素本人都给他写信,夸他“比我自己还懂我的书”。

论资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这可是建校初期党员坐到的最高位置。

再看朋友圈,说出来能把人震晕:

周恩来入党,是他当的介绍人。

1921年在法国,他一眼相中周恩来的才干,立马给陈独秀写信力荐。

朱德入党,也是他在德国办的。

就连主席,当年也是他手底下的兵。

1918年,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

李大钊是馆长,张申府就在旁边打下手。

一个管编目,一个管抄卡片。

这活儿不好干。

主席后来回忆起来,还打趣说:“张老板那时管着我,那脸拉得老长,难看着呢。”

为啥给脸色?

张申府这人做学问有洁癖,眼里容不得沙子。

主席那时候写字龙飞凤舞,有点乱,张申府看不惯,动不动就让人家重写。

那会儿的他,年轻气盛,学问大,地位高,怎么看都是奔着权力顶峰去的。

可谁能想到,这一手好牌,硬是让他打了个稀巴烂。

不怪没才华,全怪脾气。

这辈子两回关键抉择,他偏偏都选了最“倔”的那条道。

头一回栽跟头,是在1925年。

那年中共四大开会,核心就是商量国共合作。

当时的局势明摆着,为了大革命能赢,大家伙儿决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搞统一战线。

这招其实挺高明,也必须这么走。

可张申府死活不乐意。

书呆子气上来了,脑子是一根筋:咱是共产党,凭啥进国民党?

得保持独立。

他在会上嚷嚷着反对。

结果蔡和森、张太雷他们一通反驳,觉得他太幼稚,不懂政治。

这下僵住了,摆在他面前就两条路:

要么听大伙的,保留意见接着干。

要么死磕到底。

张申府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火气一上来,当场拍桌子要退党,摔门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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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看坏了,赶紧追出去,苦口婆心地劝。

那时候周恩来就显出了大将风度,知道这人有用。

只要张申府肯回头,这事儿就算翻篇了。

可张申府正在气头上,油盐不进,谁的面子也不给,扭头就回了北京。

晚年张申府提起这茬,还说:“我这人就这样,宁折不弯。”

搞学问这叫骨气,搞政治这就是找死。

这一折腾,直接从创始人变成了路人甲。

如果说1925年是因为“傲”,那1948年这次栽跟头,纯粹是因为“穷”。

这也是他人生第二回大滑坡。

离开圈子后,他在北大教书,日子本来还凑合。

也没闲着,参加过“一二九”,蹲过大牢,抗战时还指着鼻子骂蒋介石不抗日,把老蒋气得够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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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虽然不在组织里,心还是向着人民的,后来还当了民盟的头头。

坏就坏在1948年,风向变了。

眼看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党那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全国人民都盼着天亮。

这不明摆着帮国民党续命吗?

直接站到了老百姓的对立面。

骂了半辈子老蒋,怎么临了临了“叛变”了?

真的立场变了吗?

原因俗得很: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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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张申府穷得叮当响,这篇稿子能换3000块大洋。

十年前周恩来还要接济他,十年后,为了这点钱,大知识分子把底线给卖了。

这下捅了马蜂窝。

民盟动作很快,立马开除。

他老婆刘清扬,那也是老资格党员、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气得浑身发抖,直接登报声明离婚,划清界限。

众叛亲离,名声扫地,这就是1949年前张申府的烂摊子。

说回1949年冬天的中南海。

主席看着名单,心里其实有杆秤。

但主席算的是另一笔账——历史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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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条,人家对革命有功。

建党的苦劳抹不掉,发掘周恩来、朱德的功劳也在那摆着。

再一个,对这种犯过错但肚子里有货的读书人,新政权得有容人的雅量。

更关键的是,这是主席的自信。

赢家哪能跟个落魄书生计较当年的那点脸子?

所以,主席才乐呵呵来了句“张老板,那是我的老上级”。

一句话定调子:只叙旧情,不记新仇。

后来跟斯诺聊天,主席大谈张申府建党的功劳;《论持久战》印出来,专门给他寄;重庆谈判提起来,还尊称一声“老师”。

有了主席这话,周恩来亲自操办,给张申府找了个最合适的地界。

哪儿?

北京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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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干回了研究员,回到了当年跟李大钊、主席一块儿奋斗的地方。

这简直是老天爷开的大玩笑,又像是命运早就安排好的。

绕了一大圈,折腾大半辈子,从创始人到退党,从座上宾到孤家寡人,最后还是回到了书桌前。

也就是这儿,最适合他。

在这个位子上,他安稳活到1986年,93岁走的。

瞅瞅张申府这一生,才华决定能飞多高,性格决定能摔多惨。

顶级的智商,配了个入门级的情商。

做学问一辈子没走眼,关键时刻选路却次次跑偏。

亏得他遇上了一帮念旧的人。

当年的“下属”毛泽东,当年的“老弟”周恩来,在他最狼狈的时候搭了把手,给了个体面结局。

这大概就是政治家跟学者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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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是一根筋,眼里揉不得沙子;

而政治家那是海纳百川,因为他们心里清楚,江山靠人打,更得靠人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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