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社会的腐坏是逐步形成的，“五胡乱华”只是在行将就木的王朝毁灭后的结果。按崩坏的顺序应该是，西晋士族的统治糜烂>宗王出镇>八王之乱>引胡为援、积重难返
>五胡乱华>done。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社会阶层固化毫无流动希望，统治阶层还要层层盘剥。从高平陵政变司马家族篡魏以来，以河内司马氏为首的大士族基本垄断了从关中、河内等北方核心地带的资源，而以司马氏为首的士族，又开始了西晋版“圈地运动”——利用“占田制”之利，行土地兼并之实。老百姓刚刚从上百年的三国纷争、饿殍遍地的废墟中爬起来，百废待兴，正期望有个盼头，又被士族压榨，社会的崩坏不就是迟早的事。
占田制起初确实对恢复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名义上规定了平民占田的额度，但其核心在于合法承认并保障士族官僚占田的特权：“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一品官可占田五十顷（一顷为百亩），并可荫庇佃客十五户、亲属无数。这些被荫庇的佃客，实则为贵族的私人农奴，于是，土地与人口迅速向门阀集中。“贵势之门，动有（佃客）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大庄园经济开始逐步吞噬自耕农，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国家税负，却依然按理论上的人丁征收。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被沉重的赋税逼为流民，或只能投身豪门为奴，社会彻底失去流动性与活力。
到最后，老百姓更加水深火热，石崇、王恺的争富，贾南风的乱政，“何不食肉糜”，都只是这个烂根帝国的虚浮体现。
再说说宗王出镇，真正的掘墓推手，从周开始，到汉初七国之乱，一旦你分封的宗王掌握了实权，就是中央崩坏的开始。泰始元年（公元266年），晋武帝司马炎开始大封同姓王，“大国三军，兵五千人；次国二军，兵三千人；小国一军，兵千五百人”。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开始，这些分封的宗王开始出镇各大州郡，从“虚封”变为“实封”，司马炎最初的意图是吸取曹魏宗室无权导致皇权孤立的教训，试图以血缘来藩屏中央，拱卫皇权，在宗王出镇州郡的同时，他还下旨解除了地方州郡的常备武装，将州郡的军事指挥权集中授予个别宗王：
“ 吴平之后，即诏天下刺史悉去州兵，大郡才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晚乃并遣诸王假之节銊，各统方州军事。 ”
这些出镇的亲王，如坐镇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坐镇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不仅手握重兵，还“或将本营兵以行”，把中央禁军变成私人部曲。造成的结果就是：
“ 由此诸王擅兵，动以万数。 ”
至此，西晋中央的军事力量就这样被掏空、分散并私人化。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说过：“晋武帝之制，大抵内强宿卫，领之贵戚；外削州牧，统于宗藩。皆惩魏也。未几，宗王横肆，而宿卫散于司府；禁卫单虚，而州牧转为强镇。” 晋武帝本来想借宗王出镇巩固中央皇权，都督地方军事，没想到却亲手制造了这些足以抗衡中央的军事怪兽，为后来的“八王之乱”铺平了道路。
最后聊下“引胡为援”（申侯：没让你们学我啊）。
东汉以来，胡人持续内迁，到了西晋的时候已经是“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他们在边境与汉人杂处，多数从事农耕，成为重要的劳动力，甚至被门阀士族大量蓄为“田客”。《晋书·王恂传》记载：“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然而，西晋中央政府对胡人这一庞大群体的治理是完全失败而且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剥削、奴役胡人，另一方面又从未在政治与文化上尝试将胡人进行真正的融合。即便是有识之士如江统所撰写《徙戎论》就指出胡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主张将其迁出，最后也不了了之。朝廷既无能力执行，精英阶层也沉溺于幻想中，对迫在眉睫的社会结构性、民族矛盾视而不见。这就使得内迁的胡族成为一个巨大的、充满怨气且组织也未被完全打散的火药桶，到了“八王之乱”，几大宗王对胡人的“借兵”最终成为了“五胡乱华”的引火石：
成都王司马颖在掌控朝政后，为巩固势力，任命匈奴北部都尉刘渊为“太弟屯骑校尉”，并放任其返回并州匈奴五部驻地。刘渊回到左国城，迅速被拥立为大单于，建立汉国（前赵）。
“（刘渊）说颖曰：‘今二镇（指东嬴公腾、安北将军王浚）跋扈，众余十万，恐非宿卫及近都士庶所能御之。’……颖悦，拜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渊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众已五万。”—— 《晋书·刘元海载记》
而到了内战后期，掌权的东海王司马越，面对四方叛离的局面，便勾结起幽州的鲜卑段部等势力，许以重利，引其南下作战，中原腹地，由此完全敞开。这使得胡人从袭扰边疆的游牧民族，彻底转变为逐鹿中原的军事力量（吴三桂：这我熟）。
所以说，在内部腐坏，外敌入侵的debuff之下，西晋这个腐朽之木最终彻底粉碎，融于“四世纪危机”的大乱世之中，也就没什么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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