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深秋的首都机场寒风凛冽。人群里，一位身着旧呢大衣的老者踮着脚张望。那是78岁的茅以升。他的目光紧紧追随舷梯上缓慢移动的身影，嘴唇微动，似是在念着：“于越回来了。” 然而，下机后，茅于越却径直走向事先订好的酒店。接机队伍随行而去，老工程师被搁在了风中。有人劝他先回家等消息，可他摇头：“孩子怕见我。”
硬是分离二十二年，父子第一次在北京重逢，门槛却成了天堑。话要从更早说起。
1930年代，茅以升主持钱塘江大桥时，昼夜泡在工地。妻子戴传蕙守着六个孩子，独担家务。战争阴影压城，生活逼仄，戴传蕙旧疾复发，抑郁缠身。就在那段最黯淡的时光，茅以升在上海结识了年轻的权桂云。对方家境中落，却温婉能干，让常年在工地上啃干粮的茅以升生出依赖。两人同居，生下女儿茅玉麟。对这段情感，他既羞愧又执迷，于公于私都难以割舍。
1949年，政权更迭，新政府大力整肃社会风气。1950年的“忠诚老实运动”，把无数尘封的家事摆到灯下。写检查、交底细，成为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仪式。茅以升终日踱步，既怕组织问罪，更怕妻子旧病复发。反复斟酌后，他在一个清晨把一切告诉了戴传蕙。屋里落针可闻。半个时辰的沉默，像一把钝刀剜心。自此，夫妻感情裂痕再难弥合，几个子女更在心里刻下了深深的怨恨。
风暴远未结束。1966年夏天，造反派的喧嚣冲进铁科院，给了年近花甲的茅大师狠狠一击。抄家、批斗、检讨……夜半有人喧哗，戴传蕙惊恐难眠。1969年初冬，她在极度紧张与心脏病的双重折磨下离世。母亲的骤逝，让远在海外的茅于越怨恨愈深：在他看来，父亲的背叛，才是母亲备受折磨的根源。
戴传蕙出殡那天，茅以升木然站在灵车旁，拱手致谢吊唁者。长子没能回来，儿女们虽在，却垂首不语。棺木入土，家人各怀心事。那一刻，他感到自己像独身走到半毁桥头的工程师，没有人愿意伸手拉他一把。
1972年，周总理指示“必须保障茅以升的正常工作与生活”，老桥梁专家总算从无休止的批判会中解脱。北京的宿舍里，他把墙上尘封多年的家书一封封摊在桌上，试图给远方的长子写信：“回来看看吧，家里一切安好。”信寄出，人影杳无。
直到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掀起的归国潮，把茅于越带到了北京。临行电话里，他提出唯一条件：权桂云必须搬走。茅以升满口答应，转头却如犯了错的学生，低声请求：“你能回苏州暂住吗？”权桂云静静点头，只留下几句轻声安慰：“老先生别难过，孩子总会想通的。”
飞机落地那天，茅于越看见父亲，却把目光移向别处，轻声对随行人员说：“直接去宾馆。” 夜里，茅以升想去探望，被警卫员劝阻：茅公，老天气冷，您身子要紧。老人苦笑，整理了下领口，还是去了。宾馆楼道无人，他敲门，门却没有开。隔着木门，他听见熟悉而陌生的声音：“我不会回那个家。” 空气凝固，他只吐出一句哽咽的话：“要不……要不爸爸给你跪下？” 门后沉默，终究没有回应。
父子失和的消息不胫而走，校园里的学生议论纷纷。有人替茅大师不平，也有人私下嘀咕“自作自受”。茅以升却从未为自己辩解，他更担心的是长年的家庭纷争损伤了孩子们的前途。1975年，权桂云抑郁病逝，他捧着骨灰盒，站在富春江边，胃痉挛发作——药片洒了一地，老人弓着腰，喃喃：“都怪我。”
改革春风吹来，学术界迎来长久缺席的安定。茅以升获邀赴欧美讲学，顺道去瑞士探望长子。门铃响了好半天，才见茅于越推门而出。“别来了。”对方只说了这三个字。茅以升从怀里摸出给小女儿写的家信，让儿子代转。茅于越却将信还回：“她有她的路，我有我的生活。” 这一次，父子连寒暄都无从谈起。
1987年夏末，北京协和医院的走廊灯火通明。高烧、肺部感染，让94岁的茅老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榻旁，小女儿茅玉麟握着父亲的手。她不忍多问，也不敢提起远在海外的哥哥。深夜里，茅以升常常低声呼唤：“于越，于越……”护士记录下时间，凌晨两点零七分。
11月12日，心电监护仪上最后一道波纹归于平线。茅玉麟俯身，替父亲合上双眼。手心里，还有一封褶皱的信——那是家人伪造的“于越来信”。字里行间洋溢的关切，成了老人最后的慰藉。
葬礼那天，鞭炮声远近回荡，花圈在寒风里飘摇。六个子女无一出现，唯有茅玉麟披麻戴孝，扶着母亲的灵位，与父亲合葬。亲朋叹息，却无人再提旧事。
茅以升是近代中国最卓越的桥梁工程师，主导建成钱塘江大桥、湘江大桥，也在铁道科学研究院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技术骨干。然而，纵有万丈桥梁横跨江河，他终究未能搭起通往儿女心中的那一道桥。或许，工程材质可以推算，潮汐暗涌却难测；脚手架能层层搭起，唯独割不断的，是人情世故的丝线。
他走后，那座位于北新桥小胡同的老屋依旧；桌角的墨迹、书柜里的手稿、扁担似的拐杖，都在诉说一位工程师的执着与无奈。而那一句“要不我给你跪下”，像秋夜里未曾落地的残叶，定格成中国工程史上一抹最深沉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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