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的日头，斜斜地挂在山梁上，像一枚用旧了的铜钱。我沿着这条山路走，脚下的碎石硌得生疼——这疼是熟悉的，三十年前的光脚板，曾在这条路上跑出多少道血口子。
可梯田荒了。
真的荒了。一层层的，从前像大山的年轮，现在像老人额上无人抚平的皱纹。枯草长得放肆，没了脚跟，高过了记忆里金黄的麦穗。我站在这片荒芜前，忽然觉得，我与这片土地之间，隔着的不是这些年离乡的岁月，而是这深可没膝的、沉默的枯草。
记忆是不作数的。记忆里的梯田总是干净的，腊月里，父亲一担担挑上山的土肥，在冻土上堆出一个个小山丘。我和堂兄弟们在地垄间疯跑，捡拾遗落的红薯，手指冻得通红，心里却烧着一团火——那火叫“快要过年了”。
如今这火，在我心里只剩一簇将熄的余烬了。
老屋的门槛还是那样高。我抬脚迈进去的瞬间，竟有些恍惚——这动作，重复了三十年，可哪一次，我真正是“迈回来”了呢？父亲在院里劈柴，斧头扬起，落下，声音沉钝，像岁月本身。他看见我，只点点头：“回来了。”三个字，轻得像灶膛里飘出的烟。
母亲在灶间忙。蒸汽氤氲，模糊了她佝偻的轮廓。我忽然想起，我从未认真看过她是如何把那些米、那些面，变成“年”的形状的。我只知道吃，只知道在电话里说“妈，今年忙，不回去了”。那些复杂的仪式：请家堂，祭灶神，守岁，发纸马……它们在我这里，成了一道道模糊的剪影。而父母，还在一板一眼地做着，像守护最后一座烽火台的戍卒。
除夕夜，炮仗声稀了。零零落落的，像迟暮老人的咳嗽。春晚还在放，可屋里只剩下父母和电视对白的回响。我低头看手机，朋友圈里热闹非凡，可这份热闹，穿不透这山村的夜。父亲忽然说：“你看，那个演小品的，是不是以前常来的那个？”我抬头，屏幕上的面孔年轻而陌生。
那一刻我明白了：不是年味淡了，是我走远了。我把魂儿落在了城里写字楼的格子间，落在通勤地铁的拥挤里，落在每月按时到来的房贷短信上。我带不回一颗完整的、能盛得下“年”的心。
大年初一，磕头拜年。膝盖触到冰冷的地面，那“咚”的一声，像叩问。我问谁呢？问这片日渐老去的土地？问那些在岁月里逐渐失传的仪式？还是问这个跪在地上、已然不知该如何跪得虔诚的自己？
长辈的手，枯如松枝，扶我起来，往我口袋里塞进一把花生、几颗糖。那温度和重量，和小时候一模一样。可我的手，接得住糖，却接不住那份手艺背后的、沉甸甸的“传”了。
初二清晨，离家的雾很重。车发动时，父母站在老屋前，身影缩成两个模糊的点。我没有回头。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看见那梯田的荒草，漫过了他们的脚踝，漫过了老屋的门槛，漫过我整个摇摇欲坠的乡愁。
车子驶出山口。手机有了信号，叮叮咚咚涌进一堆拜年信息和未读邮件。我闭上眼，心里默念：
愿父母身体，硬朗如门前那棵老槐，在风雨里再站些年头。
愿故乡，不只是一张在记忆里褪色的地图，而能有新的根须，扎进时代坚硬的土壤。
愿我自己——这个愿望最大，也最虚——愿我能时常找回那条“归家”的路，不只在腊月二十八，更在每个魂不守舍的日常。愿我能记住祭灶的糖瓜有多黏，记住守岁的烛火有多暖，记住来处，才能看清归途。
路在前方蜿蜒，像一道巨大的、无解的填空题。而我，和无数个我，是那支不断书写又不断涂改的笔。我们写下生计，写下前程，却常常忘了，最先要写下的，是那串能够带我们找到回家之路的、密码一样的古老习俗。
故乡在反光镜里越来越远。我知道，当我明年，或后年再回来时，荒草或许会更高。但总有些东西，必须像父亲劈下的柴，一斧头一斧头，在荒芜中劈出一条小径来。
那条小径的名字，大概就叫“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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