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春节，笔者曾撰写题为《中国农村发展的中长期前景及目前的对策——兼论乡村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的长篇报告，提出了若干重要判断，产生了一定影响。20年过去了，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20年前中国城镇化率只有42%，现在城镇化率已达67%，城市化已接近完成。2004年，中国GDP只有13.65万亿元人民币，2022年已达121.02万亿元人民币，按美元计算，2004年中国人均GDP约为1270美元，2022年人均GDP已达1.27万美元。这20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而且是同期世界经济体中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可以说是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大国小农：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
贺雪峰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化的中长期前景
摘自《大国小农：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
中国一定要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一定要实现伟大复兴。中国现代化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道路崎岖，有时候还很艰险，可能遇到惊涛骇浪。战略上我们一定要自信，要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相信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智慧，更要相信党的领导这个最为重要的政治保证和组织条件。
在战术上，我们一定要认真考虑各种可能的不利条件，做最坏的打算，准备应对各种严峻挑战。只有全方位地做好准备，有办法防范最坏的可能，中国现代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
从最近一百多年的世界历史来看，19世纪形成的全球发展金字塔体系就几乎没有改变过。仔细比较，全世界一百多年来从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的较大国家只有韩国（2021年第68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会议正式将韩国认定为发达国家），且韩国是在冷战背景下依靠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特殊支持才获得好运的。处在全球发展金字塔塔尖位置的一直是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金字塔塔尖国家人口少，塔底国家众多，人口众多。少数塔底国家通过艰苦努力爬到塔身，往往也就到此为止，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比如拉美和东南亚除新加坡以外的国家。
20世纪初，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重构了中国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和政治架构，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社会基础。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持续快速成长，终于从世界上金字塔底层的最不发达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位于金字塔塔身。考虑到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中国由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跻身金字塔塔身，这个进步是十分惊人的，可以说是创造了世界奇迹。
接下来中国现代化面临两种可能前景：第一种是落入通常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持续挤在金字塔塔身，甚至可能再次落入金字塔塔底，这是我们必须避免的前景；第二种是中国经过千难万险最终跻身金字塔塔尖，成为发达国家。
之所以崛起不容易，原因有二：第一，中国崛起可能会对既有利益格局造成冲击，当前国际上一些既得利益者就很可能会想方设法围追堵截，阻止中国崛起。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绝大多数时间中国经济都保持了高速增长，经济发展红利巨大，所有人都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红利。随着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逐渐结束，经济发展进入常态发展阶段，可供分享的经济剩余大幅减少，而人们的经济增长预期并未下降，不同群体或不同阶层就可能产生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代化最优决策，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中国现代化要避免第一种前景、争取第二种前景，就需要对当前中国状况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对国际环境进行有效预判，就必须在未来政策设计和战略决策上保持清醒冷静。决策要科学，要留有余地，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要抓住每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在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展开讨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唯有如此，中国现代化才可以避免犯低水平错误，少走弯路，从而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
摘自《大国小农：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
大概十年前，我提出“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的设想，主要是希望破除当时存在的对中国小农经济的一些误解。到目前为止，我以为这个设想仍然十分重要，在此再作简单复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出口导向的中国制造。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世界工厂”，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更是成了“世界工厂”的主要制造车间。中国制造价廉物美，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借中国制造，中国获得了大量贸易顺差，提供了大量制造业就业机会，迅速推动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可以说，出口导向型中国制造的迅速发展是中国由不发达国家走向中等收入国家阶段的关键。正是中国制造获得的贸易顺差，让中国有能力购买国外技术，引进科教人才，发展高新技术，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实行科教兴国，推动产业升级。
中国制造的成功得益于很多条件，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统一领导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政治前提。没有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经济发展就没有政治空间。此外还有三个重要条件：第一是新中国数十年来奠定的强大工业基础，包括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完备的基础产业体系、良好的国民教育、大量优质熟练工人，以及积累几十年的管理经验；第二是新中国“地尽其利、地利共享”的公有土地制度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廉价土地资源，保证了中国制造有地可用；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进城农民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廉价而高素质的劳动力。可以说，中国农民是中国制造最大的功臣，因为正是农民工在生产线上辛勤劳动，才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才让中国制造在全世界具有压倒性的价廉物美的优势，也才保证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绝对优势地位。
农民工是从农村流入城市进入工厂的。农民家庭一般并非全体成员都进城，而是家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年老父母与年幼子女留村。留村父母耕种自家承包地，获得务农收入，外出务工青壮年劳动力从城市获得务工收入。农民家庭农业收入未减少，又增加了城市务工收入，所以农民家庭收入持续增加。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绝大多数农村的大多数农民家庭都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这种家计模式适应了农民家庭分工的需要，增加了农民收入。反过来，这样一种家计模式又为中国制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素质廉价劳动力。农民工劳动力为什么廉价，一般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其老年父母仍然留在农村务农，有务农收入，而且农村生活成本低；第二，进城农民工有年老可以返乡的保障（返乡权），为养老进行储蓄的需求可能没有那么急迫，因而可以接受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进城买房和越来越多的农民为自己未来养老进行储蓄（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尽管如此，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农民工仍然是高素质且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可以继续为中国制造提供全球竞争优势。
有的农户因全家进城将承包地流转给留村务农的亲朋邻里，一些不愿或不能进城务工经商的青壮年夫妇通过耕种进城农户流转出来的耕地，形成适度经营规模，就可能通过经营农业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成为村庄的“中农”。种自家承包地的老年人和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农”，都是小农户，都是靠家庭劳动力进行经营，都未离开村庄。村庄中的老年人和“中农化”的中青年夫妇，就形成了一个内生的稳定结构，结果是，虽然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城去了，但是这些进城劳动力将他们之前的在村获利机会让渡出来，从而使留守农村的小农户有了增加收入的机会。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就可以在这种利益让渡与利益获取中达成微妙的平衡。
这里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要防止外来资本进入农村，从而保护农村内生的“老年人 +‘中农’”的结构。正因为没有资本进入，在村获利机会才可以顺理成章地让渡给缺少进城机会的弱势农民。只要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在农村还有就业机会，或者可以在农村找到退路，就可以防止社会结构中出现极化现象。
正因为农村为最弱势的农民群体提供了在农村获取收入的机会，提供了基本保障以及进城失败的退路，农村就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尤其在经济周期衰退阶段，不仅留守农村的农民可以少受影响，而且进城农民也可以在这个时期返回农村老家，等待机会再次进城。中国广袤的农村可以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大多数困难提供缓冲，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压舱石就是这个意思。
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农村及土地不仅是解决农业问题的重要因素，也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农村及土地为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提供基本保障和返乡退路，为应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波动提供缓冲，就可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赢得宝贵的政治安全条件。
从以上意义讲，以老人农业和“中农”适度规模经营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式小农经济（或小农户经济）不仅为中国制造提供了高素质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制造奇迹背后的秘密，而且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础地位。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式小农经济仍将长期存在，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小农经济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强大韧性，提供了安全保障，提供了国际竞争优势。
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阶段，当然不能只靠中国制造，更不可能只靠小农经济，而必须有持续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产业链和价值链要从中低端向高端延伸，“中国制造”要向“中国创造”延伸。“中国创造”的前提是科教兴国，是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是用举国之力重点突破，然后以点带面，全面突破世界上既得利益国家的围堵，从而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没有产业升级，不靠科教兴国，就不能将“中国制造”升级到“中国创造”，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崛起。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同时有三个方面都极为重要，缺一不可：一是“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优势要保持，二是中国式小农经济很重要，三是“中国创造”是关键。中国现代化应当同时在“小农经济”“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三个方面发力，中国现代化因此可以称为“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
“三轮”都很重要，“三轮”缺一不可，同时，“三轮”并非并列的关系，而是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小农经济”不仅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应对风险的基础，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而且为“中国制造”提供了高素质廉价劳动力，从而为“中国制造”保持国际竞争优势提供了基础条件。到目前为止，“中国制造”仍然是中国获得贸易顺差、积累社会财富的主要领域，正是“中国制造”使得中国具有世界第一的工业生产能力。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不仅是过去中国经济奇迹的首要功臣，而且是未来中国崛起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中国创造”就是要从发达国家现有高利润（垄断利润）优势产业中分一杯羹，就是要突破中国现有技术条件的限制，真正做到世界一流顶端。这个过程需要有三个前提。一是科教兴国。只有科技发达，教育兴旺，“中国创造”才有持续不断的科学技术源泉。二是国家层面高强度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三是市场体制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资源有限，国家与社会应当将有限资源优先集中于科教兴国和高强度技术攻关，要重视研发，将产业升级当作头等大事。国家优先推动“中国创造”的成长，就需要将其他事业发展放在相对次要位置，就不可能“既要又要还要”。“中国创造”重点突破，由点到面，必然是一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也就必然要有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包容和耐心，要有国家与社会的高度韧性。而恰恰“中国制造”可以为“中国创造”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输入，“小农经济”则为“中国创造”提供了强大韧性。
“小农经济”“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三轮驱动，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中国创造”一定可以突破围堵，真正变成中国经济中的支柱。“中国创造”崛起，中国就可以形成全产业链优势，就具有无可比拟的国际竞争优势，就有了大量资源用于彻底改造中国式小农经济，“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就成功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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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大国小农：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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