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四九年正月，冰雪尚未消尽，奈良平城京却因一场加冕礼热闹非凡。二十二岁的阿倍内亲王戴上三重宝冠，改元“天平胜宝”，史书从此称她为孝谦天皇。只有少数大臣意识到，伴随这顶皇冠而来的，不仅是女性再度临御大和王权的风光，更暗藏了未来十余年宫廷内外的激流沉浮。
日本古代把女帝当作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此前历史上出现过六位女天皇，可她们大多只是“看管”王位，等合适的男性继承人长成就会退位。孝谦却遇到了一个特殊的时代：父亲圣武天皇病体羸弱，独生皇子早逝；母亲光明皇后虽是名门藤原，却是第一位“平民”出身的皇后，打破旧制后，皇室血脉的单线继承被迫让位于政治平衡。就这样，在父皇与外戚的重压下，阿倍公主被直接推到聚光灯中心。
她并非循规蹈矩的木偶。宫中的童年乏善可陈，能让她眼睛发亮的，是那位年长七岁的表兄——藤原仲麻吕。两人一同读经史，一同在御苑放鹤，感情自然滋长。等到她正式即位，仲麻吕已是中纳言，手握兵权。恋情与权术在宫墙间纠缠，他娴熟地把温言软语化作政治杠杆——只消一句“臣愿为陛下分忧”，就能换来一纸诏书，将藤原家推上更高台阶。
几年后，圣武、光明先后去世，孝谦终于独掌朝局，却很快接纳了仲麻吕的提议：立年幼的淳仁为新君，自己退居太上天皇。表面是谦让，暗里则是把权柄交予情人掌控。奈良官僚听令于藤原，万民仰望着二人“二圣并立”的新局面。只是，谁也没料到，这对曾经的青梅竹马会在短短数年内反目成仇。
七六一年的秋天，孝谦忽发高烧，御医束手无策。一位名叫道镜的僧人受召入宫，诵经、针灸、熏药，一番折腾后皇躺者竟真转危为安。宫廷日记写道：“上皇大悦，赐金襕袈裟，目色异于恒常。”从那夜起，道镜不再是个寻常比丘。两人交往之密，甚至堵住了后续史家对其关系的想象空间——《续日本纪》简短记述，却字字暧昧。
“法师，可愿常伴朕侧？”孝谦直言。
“贫僧但愿助陛下，护法安邦。”道镜低头应声。
他深知这意味着什么——权力，是这座大内最上瘾的香。几年之内，道镜从僧正跃居“法王”、再升至掌管国政的大臣，万人趋附；而藤原仲麻吕被逼起兵自救，奈良城外刀光映火，终落败，被斩首示众。有人说，这是孝谦替情人清除障碍；也有人说，她只是借刀杀人，顺手摆脱旧情。动机见仁见智，结果却昭然：藤原氏权威受伤，僧侣集团抬头，日本的权力天平顷刻倾斜。
七六四年底，孝谦重登皇位，改号称称德天皇（亦作“称德”或“庄德”）。朝臣们以为风波就此平息，哪知更大的惊悚在后头。道镜志不在禅机清谈，他瞄准了皇位本身。借口“天神授意”，他频频向天皇进谏：若让法王承继大统，天下自可大治。称德也动了怜爱之心，暗许其愿。此举无异掀翻千年礼制，舆论哗然。八色姓贵族、摄津神祇官乃至远在宇佐八幡的神职，都在反对声浪中交锋。最终，派往宇佐神宫的中臣贞亲带回凛然上表：“天神不许。”僧侣称帝的闸门被生生关上。
接下来两年，宫中消息仍不断流出：关于法王与女皇夜读佛卷、密室授法的绘声绘影，关于禁中选拔俊美侍从的坊间野谈。是否属实，学界争议不休；然皇室威望因此动摇，却是不争的事实。讽刺之声汇成暗流，在畿内的茶肆飘荡：一面是庄重佛事，一面是旖旎夜话，实在难以自圆其说。政事呢？地方豪族趁隙膨胀，唐风律令的改革被搁浅，公共财政因大规模寺院营造而捉襟见肘。
七七零年八月二十八日，称德天皇崩于平城宫东院，享年四十九岁。她没立皇子，因为从未正式婚配也从未生嗣。群龙无首的恐慌中，光仁天皇被拥戴，结束了女帝的政治试验。道镜被贬到下野国，最终客死他乡；藤原氏则在几代之后东山再起，重掌朝纲。朝堂依旧那批人，只是奈良时代的阳光不再明媚。
日本人后世谈起称德，多半附上一句“好色天皇”，将她与战国女城主混为一谈，却鲜少提及她对佛教的推广、对货币制度的调整，以及在位期间多次赈济贫民的政令。原因也简单：绯闻比法令更能挑动人心。更深的隐情在于，她的出身、她对外戚与僧侣的倚重，让守成贵族看见制度缝隙，于是编织词藻，把她塑造成荒淫无道的样板，以提醒后人“女人不宜久御天下”。此后长达九百年，日本再无女性登基，直到明治时代才偶有议论，但终究未果，称德成了压进史册的反面教材。
值得一提的是，中日文化交流在奈良时代极盛，唐朝长安的律令、礼乐、佛法源源输入，连宫廷私语都带着唐风。可在日本本土史书里，有关称德与道镜“鱼水之欢”的描写，却常常以中国典籍中形容嫪毐的词句为蓝本，隐含“胡化”、“怪异”之嫌。这样的文字策略，本身就是政治宣判：要让读者把对一个女人的私德非议，与外来文化的戒惧纠结在一起，进而为“拒女帝”“拒他僧”寻找借口。
历史留下的不是单薄评语，而是一连串因果。称德的选择，改变了奈良权力生态；奈良的剧变，又为平安时代贵族分权埋下种子；再远一点，寺院武装的雏形也在那时出现。她的情事或许荒诞，但政局的震荡实实在在。孰轻孰重，千年以后仍见仁见智。孝谦与称德，这一位两次登基的女天皇，就这样在爱恨与权谋里写下了独属自己的篇章。
若非那场高烧，她也许会是藤原仲麻吕的傀儡；若非道镜野心膨胀，她或可善终于荣光。可历史从不接受假设，只有无数交错的选择与后果。日本战国名将武田信玄的座右铭里有句话：“人为器用，器亦可人。”放在八世纪的宫阙之间，似乎更显讽刺——有人想操纵天皇，有人被天皇操纵，真真假假，终成残页。至于那一地碎金的爱恨，留给后世评说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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