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日本关西行游记之五
作者：蒋丰 来源：日本华侨报
2月19日的日本奈良，让人感到那种风里裹挟着生冷而清冽的气息。我查看了一下，这一天，我的故乡北京最高气温是15度，而奈良的最高气温度则只有8度。既然是在做#马年日本关西行#，我也顾及不上这些，踏着碎石子路，走向那座矗立了千年的木构奇迹——东大寺。
踏上旅程，我就有意识理清这片土地的底色。公元八世纪，当中国的大唐王朝在唐玄宗李隆基的统治下达到权力的巅峰时，海东彼岸的日本也处于“天平盛世”。当时日本的第四十五代天皇——圣武天皇，堪称是一位近乎狂热的“大唐崇拜者”。他不仅派遣了规模宏大的遣唐使，更在平城京（今奈良）的布局上，一比一地复刻了长安城的纵横阡陌。而东大寺，便是这座“仿唐之都”的精神图腾。
站在巨大的南大门下，仰头可见那重檐歇山顶的雄姿。虽然现存的南大门是镰仓时代重修的，但它所采用的“大佛样”建筑风格，骨子里透出的却是中国宋代东南沿海（福建一带）与晚唐遗风的交融。那粗犷的横梁、层层挑出的斗拱，没有丝毫委婉的修饰，纯粹以力量感示人。这让我想起中国古籍中形容盛唐建筑的四个字：遒劲、雄浑。
穿过中门，大佛殿（金堂）在视野中横空出世。即便史料记载现在的规模仅为初建时的三分之二，它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对于一个长期旅日的华侨来说，这种视觉冲击是带着某种复杂情感的：如今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已经很难见到如此体量的唐式木构建筑。五台山佛光寺大殿这样的唐代遗构、大明宫、含元殿，早已化作历史书上的线描图，而在这里，通过日本圣武天皇的执念，那份属于大唐的“巨构野心”被奇迹般地固化在了木材与泥瓦之间。
我似乎听到斗拱的语言。大佛殿的斗拱层层堆叠，如云朵般托起巨大的屋檐。这种复杂的力学结构，直接承袭自中国北方的营造技艺。
我的确感受到空间的气魄。步入殿内，那种空间的空灵与肃穆让人瞬间噤声。这不单是一个拜佛的场所，它更像是一个宇宙的缩影。
圣武天皇当年下达《造始大佛诏》时曾言：“举国之铜，尽造此像；削山为殿，遍满大千。”这种“倾全国之力”的行为，实际上是中国隋唐时代“国分寺”制度在海外最极端的实践。他试图通过一种视觉上的庞大，来确立一种神权与皇权结合的合法性——这正是从大唐女皇武则天那里学来的政治美学。
大殿中心，卢舍那大佛默然而坐。很多人知道，“卢舍那”一词，在梵文中意为“光明遍照”。这尊大佛的诞生，与中国遥远的洛阳龙门石窟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据《续日本纪》记载，圣武天皇是因为听闻了大唐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庄严，才立誓要在奈良也铸造一尊“金铜大佛”。
这里有历史的重叠。我曾去看过，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佛是以武则天为原型的，象征着大唐帝国作为“佛国”的合法性；而日本奈良的这尊大佛，则可以看做是日本试图以此作为东亚文明一员的“入场券”。
据史料记载，为了铸造这尊高约十五米的铜像，当时的日本耗时分力干了八次，动用了当时王朝几乎所有的铜储备。当我凝视大佛那微微下垂的眼帘时，我看到的不仅是慈悲，还有一种来自印度、经过中国的佛教文明传播的艰辛。
值得细看的是大佛座下的“莲花瓣”。每一瓣上都刻有精细的线刻画，描绘了“华严经世界图”。那种流动的线条、饱满的构图，分明是盛唐壁画风格的金属版。画面中层层叠叠的小千世界，正反映了唐代华严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哲学思想。这种复杂的宇宙观，在八世纪的中国通过经卷传来，在这里化作了可触碰的实体。
在东大寺后方，有一处常年紧锁的木建筑——正仓院。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来说，正仓院不是一个仓库，而是一座神庙。它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最古老的“时间胶囊”。公元756年，圣武天皇驾崩后，光明皇后感念旧情，将其生前珍爱的600余件遗物捐赠给东大寺，藏于此处。
由于其特殊的“校仓造”结构（利用木材干缩湿胀的特性调节湿度），这些珍宝躲过了千年的潮湿与战火。
此前，我曾经到正仓院看过展览，也写过随笔。此行，我未能进入其内，只能在“院”外想那螺钿紫檀五弦琵琶，那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唐代五弦琵琶实物。琴面上镶嵌着来自南洋的贝壳、玳瑁，描绘着一个胡人骑着骆驼在沙漠中行进。这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大唐海纳百川、万邦来朝的物证。
每当我想到，我要通过日本东大寺的宝库，才能看清中国大唐王朝长安贵族生活的精致程度，心中便生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慨。日本奈良的东大寺，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执拗，为中国守住了那份已经走失的“唐代优雅”。
我不禁思考：为什么是东大寺？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华严宗在这里开出了如此繁茂的花朵？也巧了，当我请东大寺的和尚书写“御朱印”的时候，他也在我购买的“纳经帖”上写下了“华严”二字。
我觉答案或许藏在“华严”那种“圆融”的思想里。在唐代，华严宗强调事事无碍，强调万物互联。这种宏大的世界观，完美契合了当时日本想要构建一个完整国家秩序的需求。
走出东大寺时，成群的鹿在南大门前悠然踱步。这些鹿被视为神使，它们守护着这片建筑，也守护着一段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珍贵记忆。
我想说，日本奈良的东大寺，对于中国来说，犹如一面镜子。我们在镜中看到的，是一个已经远去的、大气磅礴的自己。那种不计成本的宏伟、那种对外来文化的极度包容、那种对永恒神性的追求，都凝固在这些巨大的木柱与青铜之中。
谁也无法否认，中国是波澜壮阔的源头，在不断的更替中选择了自我革新，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丢失了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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