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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新春将至，网络空间便准时掀起新一轮文化归属之争：“春节究竟根植于何方？”“汉字的真正发源地是哪里？”各类语言混杂的激烈言辞再度刷屏，情绪化表达铺天盖地，极易让人陷入困惑、焦灼甚至自我怀疑，误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情绪宣泄。
然而，若暂时关闭弹幕与评论区，沉心梳理历史脉络中的关键坐标，便会清晰看到：这场纷争远非表面所见的“窃取”与“被窃取”的二元对立。
它实则是一场横跨两千余载的文明互文实验，是多重地缘格局轮替所沉淀下的结构性回响，更是越南在主动割裂汉字书写系统之后，面对自身文化血脉时所爆发的深层“文化失重反应”。
在古代东亚秩序中，数字并非抽象符号，而是具象化的权力编码，甚至可直接裁定生死。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帝王冠冕上的垂旒——那顶承载天命的礼冠，其前后的玉珠串数，并非装饰所需，而是等级秩序的刚性刻度。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整个东亚的政治语法皆由这些垂旒所定义：中原王朝最高统治者冠饰十二旒，此为“天命所归”的专属标识，不容他人染指；宗室亲王则严格限定为九旒，逾越即属大逆。
而彼时作为中原朝贡体系内重要一环的安南（今越南），其君主仅被许可佩戴七旒。多出一根，便意味着挑战宗藩法统，极可能招致明廷或清廷铁骑压境，触发边境军事冲突。
但步入2026年，这套森严的视觉等级早已瓦解。观看越南近年热播的古装历史剧，或重温其2013年申遗宣传片，不难发现：越南演员身着高度复刻明代形制的龙纹袍服，头顶赫然垂落十二旒冠冕；部分国家级祭祀仪式中，其仪轨之繁复、陈设之考究，甚至超越明清两代宫廷旧制。
此类影像常令中国观众本能地感到违和，但倘若亲赴河内文庙实地探访，便会明白这绝非美术指导的疏忽——殿内孔子塑像肃穆端坐，昔日科举考场遗址尚存，“四书五经”碑刻虽风化斑驳，却仍可辨识字迹。
事实上，越南对中原制度文明的吸纳，早已超越表层模仿，演变为一套深度嵌入社会肌理的“文明操作系统移植”。自秦始皇在红河平原设立象郡起，至汉武帝彻底平定南越国止，汉文化并非以温和方式传入，而是以行政建制与军事征服为载体，完成了一次强制性的底层架构覆盖。
古代越南统治阶层深知，唯有全盘效仿中原政治范式，才能为其政权赋予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史官编修国史，必须严格遵循《史记》纪传体例；士子欲入仕途，八股策论须烂熟于心，否则终其一生难登庙堂。
因此，今日我们以“文化挪用”为由加以指责时，越南方面往往流露出真切的不解与委屈——因在过去千余年里，他们正是凭借这一套源自中原的文化机制维系国家运转、塑造精英阶层、构建知识谱系。区别仅在于：昔日复制是为了向宗主国彰显忠诚，今日重构则是为了争夺文化叙事的主导权。
若说汉文化的基因早在秦汉之际便已植入越南社会结构深处，那么越南人内心悄然滋长的“自主叙事冲动”，则可追溯至三百年前雍正皇帝的一项关键决策。
雍正朝中期，中越边境局势持续紧张，安南政权屡次试探清廷底线，在边境地带频繁制造摩擦事件。
时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素以果决强硬著称。他向雍正呈递密折，力主推行“改土归流”升级版方案：调集重兵陈兵边界，废黜不服管束的安南藩王，将该地直接改制为大清行省，一劳永逸解决边患。
鄂尔泰的构想逻辑严密、立场鲜明，放诸今日，堪称典型的战略鹰派主张。然而雍正并未采纳，原因在于彼时清廷正面临更为紧迫的全局性挑战。
西北方向，准噶尔汗国战事胶着，平叛所需军费浩如烟海，国库银两日日告罄。对雍正而言，南方的安南不过是癣疥之疾，虽扰人却不致命；而西北的准噶尔，则是悬于王朝咽喉的利刃，稍有不慎便危及江山社稷。
于是，雍正作出一项看似务实的“战略收缩”抉择：驳回鄂尔泰动武提议，反将中越边境线内四十里土地正式划归安南管辖，以此换取南方边境长期稳定，全力聚焦西北战局。
在清代舆图上，这四十里疆域或许只是一道纤细墨线，但在心理博弈维度，却是清帝国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让步。
对安南而言，这是历史性突破——他们首次切实体验到，“天朝上国”并非坚不可摧的绝对权威，亦会基于现实考量作出妥协，甚至向一个藩属小国低头示好。
这份源于“四十里土地”的心理红利，如藤蔓般蔓延滋长，穿越三个世纪风雨，直至2026年，我们在中越外交交锋现场、文化遗产归属辩论中所目睹的那种“超然自信”，其精神源头，正深植于此。当年雍正为求短期安宁所采取的绥靖策略，最终演化为今日难以回避的文化张力。
镜头转向当下，漫步胡志明市街头，一种强烈的文明错位感扑面而来：商铺招牌、公交站名、政府公告，全部使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国语字”。这套文字系统，正是法国殖民时期强行植入的遗产，也是其文化殖民最隐蔽也最深远的武器。
百余年前，殖民当局为斩断越南与中华文明的精神脐带，巩固统治根基，系统性废除汉字教育，全面推广拼音文字。从结果看，他们确乎得逞——如今多数越南青年已无法释读顺化皇城门额上的篆隶匾额，看不懂族谱中世代相传的汉字名讳，甚至对文庙石碑上镌刻的进士名录也茫然无解。
但文明的生命力，远比殖民者的枪炮更具韧性。文字虽被替换，生活惯性却难以抹除：农历新年照常祭祖守岁，端午时节家家裹粽投江，孩童发热咳嗽，长辈仍习惯取针施灸。
这种撕裂状态，催生了越南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幻肢痛”：身体仍按汉历节气作息，行为仍循传统礼仪展开，大脑却因丧失汉字解读能力，无法追溯习俗本源，陷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集体迷茫。
为弥合这种认知断层，越南不得不建构一套全新解释框架。因为承认诸多核心节俗源自中国，既冲击其现代民族认同的完整性，又唤起被中原宗主长期规训的历史记忆，引发深层心理不适。于是，“本土发明”成为唯一可行路径。
于是，传统中医被剥离“中”字前缀，更名为“越南民族医学”；春节、中秋被重新锚定为“本土原生庆典”；更有越南学者提出“汉字雏形出自骆越先民”的假说，试图重构文字起源叙事。
这并非肤浅的剽窃行为，而是文化记忆大面积消退后产生的应激性文化自救。他们如同一位遗忘家族史的后人，紧攥着祖宅中传下的青花瓷瓶，反复向世人强调：“此物乃我家祖辈亲手烧制，本就属于我。”
因为他们恐惧的是：一旦连这些节日符号、仪式流程、服饰样式都失去解释权，便再也无法回答“我是谁”这一终极命题，文化身份将彻底悬浮于虚空之中。凝视2026年中越间层出不穷的文化争议，越南恰似手握半幅残卷的寻宝少年。
他完整承袭了宝藏的外显形态——节庆仪轨、衣冠制度、伦理观念乃至思维模式，却遗失了开启宝库核心的密钥——汉字本身，以及蕴藏于典籍中的义理逻辑与价值内核。
雍正当年的让步，使越南误判自身已具备挑战中原文明范式的资格；而法国人的文字切割，则使其在精神层面沦为文化孤岛，彻底失去溯源的能力。
这种“身陷汉文化圈层，却执意挣脱汉文化母体”的悖论式生存姿态，注定催生绵延不绝的文化摩擦。越南越急于标榜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就越倾向于高频度地解构、重组、再命名汉文化元素，陷入自我强化的循环怪圈。
对我们而言，真正需要警醒的，并非某个节日名称的归属，亦非某味草药的冠名权。最值得深思的，恰是三百年前那次看似精明的退让所揭示的历史警示。
当一种文明体系，为换取一时安稳，在根本原则问题上频频松动底线，以“顾全大局”为名行妥协之实，那些曾依附于它的周边力量，便会悄然积蓄能量，逐步谋求话语权乃至主导权的更迭。
历史从不讲情面，它只尊重实力的真实刻度——无论是昔日十二旒所象征的礼制威仪，还是当下一个国家守护文化根脉、捍卫文明主体性的坚定意志。中越之间的文化角力，本质是古老文明秩序延续至今的动态博弈，而最终的话语权归属，永远倾向实力雄厚、底气充盈的一方。
归根结底，越南当前的文化困局，症结在于历史记忆的断裂与文明谱系的认知偏差。他们试图通过符号挪移与叙事重写，强行搭建文化认同的空中楼阁，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文化根基无法凭空伪造，历史经纬亦无法随意篡改。
唯有直面历史纵深，坦然承认文明传承的客观脉络，才能真正锚定自身文化坐标，也才有望终结这些无休止的误解与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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