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年》最新的剧情中，宋兵南下、大军压境，偏安一隅的南唐，终于到了生死攸关、山穷水尽的地步。
此时的南唐，国主正是我们熟悉的后主李煜。他本是个精通诗词歌赋的风流才子，却在命运的阴差阳错之下，成为了一国之君。
当宋太祖赵匡胤调兵遣将、剑指金陵时，李后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灭国之战，一触即发。
在这样千钧一发之际，束手无策的李煜，只能召见当朝太尉、问策于李元清。
作为南唐国内的朝堂柱石、国家元勋，李元清的一生，做过生意、当过间谍，既能广开财源，又能定国安邦。因此，当李煜把问题抛向李元清时，他立刻给出了上下中三策。
上策是纳土归宋。
用李元清的话说，就是“清理土地、军民、钱粮，举三十州之地以归宋国，使宋主兵不血刃、抚定江南。”
站在李元清的角度，大宋之于南唐，无论是人口面积还是军事经济，完全是全方位的降维打击。以南唐三十州的体量，去对抗中原王朝的百万雄兵，无异于以卵击石。
负隅顽抗、抵死不降，最终的结局肉眼可见。
对于国君李煜而言，逃不过肉袒牵羊、自取其辱的悲惨下场；对于南唐黎民而言，最终必定是生灵涂炭、家破人亡。
纳土归宋，既能保全南唐的百姓，又能给李后主本人留下最后的体面。李元清的良苦用心，李煜几乎毫不犹豫就表示了拒绝。
于是，李元清只能退而其次地祭出了中策。
中策是奇袭大宋。
按照李元清的说法，他将“效仿吕蒙白衣渡江之计，提掉龙翔军，溯流而上、乘其不备，一把火将其舟舸焚毁于水寨之中。”
自古至今，吕子明白衣渡江、孙十万背刺盟友的做法向来为人不齿。但是，从结果论的角度来看，吕蒙渡江、攻灭关羽的行动，最终让东吴实现了全据长江的夙愿。
孙子兵法有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只要南唐龙翔水师逆流而上、出击宋军，必定会打赵匡胤一个措手不及。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此以来，北宋水师尽废，南唐就能暂时逃过覆灭的命运。
面对中策，李煜又选择了拒绝。
于是，摆在后主面前的只有下策。
下策是割地抗宋。
对此，李元清是这样说的，“割让江州、洪州等江右诸州，与东南钱氏联吴越以抗赵氏。”
对于彼时的南唐而言，北有大宋、东临吴越，广袤国土已经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但是，即使同样是敌人，也有恩怨对错、轻重缓急。
南唐与吴越，虽然是多年的世仇，但是如今北宋大军南下，宋太祖志在六合八荒、天下一统，因此，只要南唐灭亡，吴越自然是宋军铁蹄征服的下一个目标。
正如教员说的那样，对敌斗争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李元清深谙唇亡齿寒的道理，所以他才会建议李后主割让江右诸州，换取吴越的出兵。
不过，李元清久在江湖庙堂、惯看秋月春风，他并不是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败家子。他比谁都明白，凭借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换来的一时和平，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割让洪州等地，是李元清祸水东引的一步妙棋。宋军水师在荆襄之地，一旦顺流而下，江州、洪州必定会收入囊中。假如南唐将洪州等地割与吴越，必定会让大宋与吴越之间心生嫌隙、陷入争夺，这自然也将南唐从灭国的泥潭中拉了出来。
割地挑拨，两难自解。果然，李煜不假思索地选择了下策，也为南唐与自己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比上中下三策，我们闭着眼睛也能看出三个方案的优劣。
作为堂堂的一国之君，李煜为什么却像盲人骑瞎马一样，生生地错过了正确答案，将国家与个人推向了覆灭的深渊呢？
翻遍上下五千年的史书，如李煜这般出此下策、选错答案的案例数不胜数、比比皆是。
鸿门宴上的项羽，上策就是诛杀刘邦、根除后患；但他却偏偏选择了下策。最终，霸王放虎归山，沛公逃出生天，楚汉争霸的历史就此改写。
安史之乱中的大唐，上策明明是坚守潼关、拒不出战；但在唐玄宗和杨国忠的一番微操过后，哥舒翰被迫出关作战，直接导致全军覆灭，这才有了马嵬兵变、玄宗入蜀的后续剧情。
官渡战前的袁本初，汴梁城下的宋钦宗，他们或是刚愎自用，或是心存侥幸，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下策。
就像剧中的南唐，出谋划策的人是李元清，但最终决断的人是却是李后主。所谓的上中下策，本质上是理想、现实与退路。
站在李煜的角度，纳土归宋最优解的上策，需要承受当下的痛苦和屈辱；而割地抗宋的下策，却有望快速地改变当下的危局。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世上大多数的人，对于损失的恐惧远远大于对获得的渴望。纳土归宋的上策会直接让后主的江山尽失、颜面扫地，这样的耻辱是当下就会发生的；但割地抗宋的下策，即使最终走向了失败，所有的苦痛也是在某个不确定的未来。
与其主动归降，不如得过且过。所以，李煜才会耽于酒色、沉迷诗文，试图以自削国号、纳贡求饶的方式，一直苟下去。
只是，对于赵匡胤而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他志在九州一统、华夏归一，自然不会容许南唐小朝廷的存在。
做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
李煜的悲剧，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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