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陈达平
陈达平，印度尼西亚归侨，曾任国家级文艺单位摄影师，现退休侨居澳大利亚墨尔本。主要关注印尼侨史，写作文章发表于印尼华文媒体。陈达平之父为世界语爱好者，他自幼结识世界语者张企程，并听张企程讲述40年代胡愈之、郁达夫流亡印尼的故事。2025年底，印尼棉兰郁达夫纪念馆开馆并举行流亡印度尼西亚文人纪念会，陈达平为印尼棉兰华文作协写就两篇关于张企程的文章，刊载于棉兰华文媒体《讯报》，本文为其中之一。
在南洋群岛潮湿而阴郁的季风里，在苏门答腊岛寂静而不安的热带林海间，一群来自中国大陆的文人，以脆弱的身躯和倔强的灵魂，点亮过一盏微弱却坚定的光。他们手中的火种不是武器，而是一种语言——世界语（Esperanto）。
这火种在战火流亡的年代里，成为了彼此辨认生存意义的暗号；也成为他们在荒原中坚持抗日救亡、保持文化不灭的精神凭借。
这是胡愈之、郁达夫、张企程、王任叔（巴人）等人流亡苏门答腊的故事，是一段以语言为器、以真理为志的中国知识分子传奇。
世界语的中国缘：从“世界大同”到民族解放的召唤
世界语传入中国，是20世纪初期思想激荡的必然产物。它夹在无政府主义、国际主义、新文化运动与民族启蒙之间，既是语言改革的工具，也是理想主义者的寄托。
在巴黎，《新世纪》里的吴稚晖、李石曾以“万国新语”鼓吹无国界的未来；在北京，蔡元培把世界语引入北大课堂；在上海，《申报》与《神州日报》呼应了新语言的号召；在延安，毛泽东甚至为世界语者题下“真正的国际主义和真正的革命”之赞语。
而胡愈之，是这条历史长河里最闪亮的坐标。
1914年，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练习生时，便自学世界语，翻译文章、组织学会、创办刊物，成为中国最早的世界语旗手之一。从那时起，他便把世界语当成打破语言、种族与帝国主义压迫的钥匙。
1930年代，随着抗日浪潮与左翼文化运动兴起，他把世界语当成对外宣传的利剑：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暴行，号召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关注中国。
然而，没有人想到，这把语言之剑，最终要在苏门答腊的密林与椰影下，再次扬起。
1942：流亡之船驶向未知的南方
1942年2月，新加坡陷落前夕，城区已被大火与浓烟吞没。胡愈之在《南洋商报》担任主笔，日夜撰写抗日社论，是日军重点追捕对象。与他并肩而立的，还有郁达夫、王任叔、沈慈九等文化界人士。
“走吧，再不走就走不了了。”这是巴人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一句。
他们登上一艘驶往苏门答腊的船，在黑夜里抖着手撕掉自己的报刊证件，以免落入敌手。那艘小船不是生命之舟，而是漂泊之舟，船上的每个人都明白，他们可能随时消失在爪哇海的风浪里。
张企程比胡愈之年轻，是后来中国世界语运动最重要的组织者之一。那时的他也在南洋从事文化活动，命运的河流最终把他们带到同一个方向——流亡，和坚持文化不灭的责任。
这次出逃，是中国现代语言史与抗战史中的一段浪迹天涯的序章。
椰庐之会：在恐惧与暗夜中点亮语言之光
苏门答腊的日子是压抑而危险的。日军统治下的白色恐怖随处可见：无端的搜捕、莫须有的告密、突然的失踪……
就在这种氛围里，一间被称为“椰庐”的小屋成为了秘密聚会点。
王任叔写道：“椰庐，是我们精神唯一的避风港。”
每周一次的秘密座谈会由胡愈之主持。参加者包括：
胡愈之
郁达夫
王任叔
沈慈九
劭宗汉
张企程
高云览
他们自称为“同仁社”。
在这里，他们交换情报，分析国际与抗战形势，讨论文学，也悄悄地谈到世界语。
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研究”，也不是课堂式的教学——战火与穷困不允许这种奢侈。
而是语言作为地下暗号、情感纽带、思想武器的存在。
日军看不懂世界语，殖民当局也无人懂这门“无主之舌”。
这恰恰给了他们在高压下维持联络、保持外部联系的可能。
在某些记录中，人们甚至怀疑他们是否通过世界语秘密向国际反战人士传递讯息。虽然史料不足，但就历史逻辑来看，并非不可能。
因为对于这些文人而言，世界语不仅是一门语言，更是一种象征：在极权下仍能发声的象征。
兰花的隐喻：在死亡阴影中坚持文学
在日军的监视下，任何聚会都危险重重，于是他们用极其隐秘的方式表达情绪——“观赏兰花”。
兰花，是他们的密码。
这些诗歌后来被整理成《兰花集》，看似写花，实则写心；写兰之孤高，亦写民族之气节；写香之清雅，更写在死亡阴影下的文化坚持。
胡愈之在日记里写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在以看花的方式，维系着灵魂不被吞没。”
世界语与兰花诗并肩成为他们精神的双重支柱：一个是语言，一个是文化。都是孤独者的守望。
世界语作为“无声的武器”
在苏门答腊，世界语的作用不可简单归为“学术研究”。更多的是：
地下联络与秘密通信的工具
世界语散文、笔记、记号本，成为他们规避审查的手段。
即使日军翻检，也难以理解其内容。
世界语本身的“中立性”——不属于任何帝国主义语言——成为他们在殖民高压下仅存的缝隙。
抗日国际宣传的延续
胡愈之逃亡前曾通过世界语向外国反法西斯力量发送抗战资料，抵达苏门答腊后虽无大型组织，但精神延续不断。
激励彼此的思想武器
世界语源于国际主义，而国际主义本身，是战时被压迫民族的精神资源。
在椰庐昏黄的油灯下，他们通过世界语卷起的那缕微光，互相确认：我们不是孤岛。
张企程与胡愈之：流亡中的并肩者
相比胡愈之，张企程在史册中的身影更为低调，但他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他是后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灵魂人物，是中国世界语事业的“守灯人”。
战时他在苏门答腊等地辗转，与胡愈之一同参与中国文化界流亡者的联络工作。
有人说：“胡愈之点燃火，张企程守住火。”
他们的世界语理念，正是在南洋的流亡烈焰中被重新锤炼。
战后的光：从苏门答腊到新中国
多年后，胡愈之回到新中国，创建《中国报道》世界语版，主持全国世界语协会工作，使世界语成为对外宣传的重要语言。
张企程则长期担任秘书长，把世界语事业当成终身使命。
他们没有忘记在椰庐的日子，没有忘记在炎热密林下点燃的那盏灯，也没有忘记那群牺牲的文人——郁达夫最终被日军杀害，他的死成为那段历史最沉痛的句点。
胡愈之晚年回忆说：“我们在苏门答腊守住的不是一门语言，而是做人的骨头。”
历史的回响：世界语与中国文人的精神谱系
今天，世界语在中国的影响早已不如当年。英语成为强势语言，国际传播方式早已改变。
但回望苏门答腊那段岁月，我们不得不重新理解世界语的意义。
它不是仅仅为沟通而生。
它是来自历史的回响，是知识分子向暴政宣示“不灭”的方式，是一种温柔但坚硬的抵抗。
世界语的字母简单，语法清晰，却在南洋的黑暗夜晚里承担着最复杂、最沉重的使命——维系希望。
而一群中国人在远离祖国的热带岛屿上，用它守住了文化的火种。
尾声：椰树落影下的余音
如果我们把历史重新铺开，会看到这样一幅画面：在苏门答腊的一间借来的小屋里，几位瘦弱的文人围坐在油灯下，低声讨论时局、文学与未来。他们的脸上既有恐惧，也有倔强。桌上是一朵兰花，是一本笔记本，是几封写着世界语的纸页。
这，不只是流亡的记忆。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章。
是把语言当作火焰，把信念当作骨骼的一代人的注脚。
世界语，是他们的暗号；苏门答腊，是他们的试炼；而坚持本身，就是他们给予后世最珍贵的启示。
作者：陈达平
编者：谢瑞锋
审稿：陈 吉
校对：盛 敏
制作：谢瑞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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