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6日，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丘应桦，再次召见巴拿马驻港总领事。
原因只有一个，巴拿马最高法院，用一纸“违宪”裁决，推翻了一个履行近30年的港口合约。
在此之前，中方已经接连出手：暂停新项目谈判、货物改道、加强进口检查。
穆利诺或许以为，换掉港口就能交差；但他没意识到，这只是第四波反制的开始。
两记反制，开胃前菜
2026年1月29日，巴拿马最高法院以“违反宪法”为由，宣布香港长江和记旗下巴拿马港口公司，与巴拿马政府之间关于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无效。
事件一出，中方通过不同渠道密集发声，谴责巴拿马为虎作伥，荒谬至极。
除了言语的谴责，中方在行动上也已给出了四记反制。
美国彭博社5日援引消息报道称，中方已要求国有企业暂停就巴拿马新项目展开谈判。
这并不是一句象征性的表态，而是一道具有实际约束力的指令，直接冻结了正在酝酿中的多个合作项目。
据知情人士透露，此举可能导致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潜在投资受阻。
中国国有企业此前在巴拿马既有的基础设施，涉及桥梁、港口配套、交通设施等多个领域。
其中一些项目已完成前期评估，原本具备落地条件。
但暂停谈判一出，意味着资金不再进入、项目不再启动、就业机会不再释放。
对一个高度依赖外资和基建拉动的国家来说，这种影响并不会立刻体现在账面上，但会迅速传导到政府财政预期、市场信心和评级判断之中。
在暂停新项目谈判之后，中方并未停手，而是迅速将反制措施推进到航运与贸易层面，这是巴拿马最敏感、也最无法回避的领域。
首先出现变化的，是航运线路。
多家媒体披露，中方已要求部分航运企业在不显著增加成本的前提下，评估并调整经由巴拿马的航线安排，考虑通过其他港口或替代路线完成运输。
对巴拿马来说，航运并不是普通产业，而是国家经济的命脉。
无论是运河通行费，还是港口装卸、配套服务，任何规模性的货物流向变化，都会迅速反映到财政收入和相关行业上。
哪怕只是部分船只“绕开”，长期累积起来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更重要的是，这种调整并非行政命令，而是企业基于风险评估作出的选择。
一旦市场开始重新计算“经由巴拿马是否更安全、更稳定”，信心的变化往往比数字更致命。
再来两记，巴拿马更痛了
紧接着，第三波反制落在了贸易端。
中国海关部门加强了对来自巴拿马进口商品的检查力度，涉及香蕉、咖啡等农产品。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禁止进口，也不是设置关税壁垒，而是提高查验频次、强化合规审查，完全在规则框架之内。
但对出口方而言，这意味着通关周期拉长、成本上升、交付不确定性增加。
航运与贸易，两条线同时承压，释放出的信号已经非常清晰：问题不再只是法律争议，而是合作环境正在发生实质变化。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巴拿马方面开始释放“希望事态不要升级”的信号。
但此时，主动权已经不在他们手中。
因为真正具有象征意义的动作，还在后面。
2026年2月6日，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丘应桦，再次召见巴拿马驻港总领事。
关键词不在“召见”本身，而在“再次”，以及“由香港出面”。
首先，为什么是香港？
因为本案的直接权利主体，是中国香港企业。
长江和记及其旗下巴拿马港口公司，依法在当地经营近30年。
其合法权益既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也天然属于香港特区维护海外营商环境、保护本地企业的重要职责范畴。
换言之，由香港出面，并不是“降级处理”，恰恰相反，是在最合适、也最具针对性的制度层级上发声。
其次，这次召见的措辞和定位，明显不同于此前的外交表态。
丘应桦在召见中明确指出，巴拿马方面的裁决自毁国家信用，将对其营商环境和经济发展造成深远损害，并严重破坏国际贸易规则。
这不是情绪化批评，而是直接触及一个国家最核心的软实力，契约可信度。
在国际投资体系中，司法裁决一旦被视为服务于政治目的，影响的就不只是单一案件，而是该国在全球资本市场中的整体风险评估。
香港选择在这一节点发声，正是将问题精准地推回到“制度代价”这一层面。
更重要的是，“再次召见”本身，释放了一个清晰信号：问题并未因时间推移而降温，反而在持续升级。
穆利诺真正没想到的，是中方这套“节奏型反制”
回头看整起事件，巴拿马总统穆利诺显然做过风险评估。
在他的判断中，港口裁决大概会引发三类后果：企业仲裁、外交抗议、舆论压力。
只要顶住最初的冲击，时间一长，事情自然会被新的国际热点覆盖，最终回到法律程序内部消化。
这是一种典型的小国应对大国压力的“拖字诀”。
但穆利诺真正没想到的，是中方并没有按这条路径走。
中方没有把所有筹码一次性抛出，而是选择了一套节奏清晰、层层递进、可长期维持的反制方式。
每一步看似克制，却彼此衔接；每一波动作单独看都不“极端”，叠加起来却不断放大压力。
第一波，从投资端入手，冻结的是未来。
第二、第三波，从航运和贸易入手，触碰的是现实现金流。
第四波，由香港出面召见总领事，直指制度信用与国际营商环境。
这一整套动作的共同特点，是不靠情绪，不靠对抗，而是不断把成本显性化。
更重要的是，这种反制并不需要“最后通牒”。
他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自然延展：投资可以继续观望，航运路线可以继续优化，贸易检查可以长期常态化，法律与外交层面的动作也可以持续推进。
只要问题未被纠正，压力就不会自动消失。
这正是让巴拿马最为被动的地方。
因为巴拿马无法简单“硬扛”。
它的经济结构高度依赖外部流量，对投资、航运、贸易环境的变化异常敏感。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它告诉正在受美国施压的其他国家，一旦选择用政治手段破坏商业契约，所面对的将是一场长期、系统性的后果，而非短暂风波。
从这个角度看，穆利诺政府所遭遇的，已经不只是一次外交摩擦，而是一次关于“站队成本”的现实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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