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王平空降武汉，接过了第一政委的帅印。
那时候，堆在他办公桌上的麻烦事儿多如牛毛。
可让他最头疼的，不是缺枪少炮，也不是大兵们没练好，而是“人”的问题。
哪怕说得更直白点，是军区核心圈子里的那些“面孔”。
就在军区大院的党委会议室里，有个现象显得格格不入：坐在大军区副政委这把高得吓人的交椅上的，竟然是个嫩得能掐出水的年轻人。
这人名号很响，陈代富。
掐指一算，这时候离他穿上军装那天，满打满算才17个年头。
按老规矩，当兵17年，混得好的顶多也就是个团级干部。
可到了1974年，也就是他当兵第14年，人家已经稳稳坐在了武汉军区副政委的位置上。
这啥概念？
从新兵蛋子到大军区副职，中间隔着班、排、连、营、团、师、军，整整七道坎。
一般人想爬完这七级台阶，没个三十年苦熬，再加上一身战功、零失误和祖坟冒青烟的运气，门儿都没有。
可陈代富呢？
时间直接缩短了一半还多。
王平盯着那份履历表，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哪是个人的升官图啊，分明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留下的“标本”。
这会儿他得干件得罪人的活儿——把这辆早就超速的“仕途跑车”，硬生生给踩停。
这事儿太烫手，要是弄岔劈了，被人扣上一顶“打击战斗英雄”的大帽子，那谁也扛不住。
为啥说陈代富腰杆子硬？
因为人家“战斗英雄”的金字招牌，那是真金白银换来的。
把日历翻回1962年，中印边境，瓦弄反击战打得正凶。
那会儿陈代富还是54军130师的一个大头兵。
在那场满是硝烟的恶仗里，他干了件让人听了都起鸡皮疙瘩的事。
眼瞅着部队被对面地堡的机枪压得头都抬不起来，陈代富那一刻黄继光附体——他摸上去，把爆破筒硬塞进地堡，然后拿胸膛死死顶住。
唯一的变数是，老天爷开了眼，爆炸的气浪把他掀飞了，人竟然奇迹般地捡回了一条命。
战后，国防部的大红奖状发下来，“战斗英雄”的称号实至名归，大伙都管他叫“活着的黄继光”。
这事儿有笔账，外行容易算不明白。
有人犯嘀咕，打仗那会儿这种英雄多了去了，凭啥就他能平步青云？
这你就想岔了。
正因为战争年代英雄遍地走，单个人的光芒就被分摊了。
可到了1962年，太平日子过久了，部队里全是没见过血的新兵蛋子。
这时候冒出个“活着的黄继光”，那稀缺程度，那标杆作用，比战争年代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他是典型的样板戏，是全军都要学的“时代活教材”。
故事要是停这儿，陈代富也就是个受人敬重的战斗骨干。
可偏偏赶上那个特殊的年月，命运的大转盘转得太猛，直接把人甩飞了。
打1969年起，陈代富的官运就像坐上了火箭，完全不讲基本法。
那年“九大”定了个调子：“老中青三结合”。
意思是班子里不能全是老头子，得掺沙子，得有新鲜血液。
这本是个着眼长远的法子，可到了下面执行的时候，直接演变成了“直升机式提拔”。
咱们瞅瞅他的“跳级”清单：
1962年是个班长。
1969年干到了营副教导员。
这7年虽然跑得快，但好歹还在跑道上，算是优秀干部的正常冲刺。
可一过1970年，车速彻底失控。
从团政治处副主任，突然一下蹦到师副政委，那个“团”字的板凳还没焐热乎，紧跟着就是军副政委。
熬到1974年，一纸命令，直接成了武汉军区副政委。
中间像团长、政委、师长、师政委、军长、军政委这些最考验人的主官台阶，他基本上是一步跨过去，脚都没沾地。
这种怪事儿，在当时还真不是独一份。
沈阳军区那边有个孙玉国，珍宝岛打出来的英雄。
1972年还是个团长，1973年就是省军区副司令，1974年直接干到了沈阳军区副司令。
陈代富和孙玉国，一南一北两个样板，路数如出一辙：都是拿命换功名的英雄，都在1974年登顶大军区副职。
你要是拿放大镜看他们的履历，会发现个挺有意思的门道：他们一直挂着“副职”。
从团副主任、师副政委、军副政委一直到军区副政委。
这背后其实露了底：组织上也纠结，既要树典型、喊口号搞“年轻化”，又不敢真把几万人的兵权交给这些没经过事儿的年轻人。
于是，“副职”就成了最好的缓冲垫。
这种权宜之计，拖到1977年，成了王平必须要拆的雷。
王平接手武汉军区搞整顿的时候，底下人对陈代富的议论早就炸锅了。
倒不是说他人品坏，而是严重的“德不配位”。
坐大军区副政委这个位子，得有啥本事？
得懂战略布局，得会带队伍，得把干部政策吃透，遇到复杂的政治军事难题得有手腕去化解。
反观陈代富，满打满算17年兵龄，大半时间不是在连队蹲着，就是在去领奖状、升官的路上。
他压根没在团、师这种主官位子上经受过那种“独挑大梁”的煎熬。
更要命的是，作为那阵风吹起来的干部，他对当时政治运动那一套学得太快。
王平眼光毒，一眼看穿本质：职务和水平严重脱节，脑子里、作风上全是那个特殊时期的烙印。
咋办？
摆在王平跟前的路就两条。
第一条：一棍子打死。
既然是“拔苗助长”的产物，那就一撸到底，让他转业回家抱孩子。
但这不地道。
陈代富毕竟流过血、拼过命，那荣誉是拿命换的，不能因为时代走偏了，就把人家的牺牲也给抹了。
第二条：接着用。
这更扯淡。
让一个扛不动大旗的人硬坐在高位上，是对几万官兵不负责，也是把陈代富往火坑里推。
最后，王平拍板了一个特别理性的方案：降职，回炉重造。
考察了一阵子后，陈代富被下放到师里，代理政委。
从大军区副政委（副兵团级）直接跌落到师级，看着是贬职，其实是救命。
王平的算盘打得很精：培养干部就跟盖楼一样，地基不打牢，楼越高越危险。
那些被跳过去的团级、师级主官的历练，靠“坐火箭”是补不回来的。
那是得靠无数次演习、管人、犯错、挨骂、总结，一点点熬出来的真本事。
没了这点底蕴，飞得再高，也就是个风筝，线一断就完了。
后来八十年代搞“干部年轻化”，虽说也有不少年轻人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像从正军职直接提拔到大军区副职的也有，但那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在基层泥坑里一步一个脚印爬出来的。
他们的“快”，是因为底子厚、本事大，而不是像陈代富那样，成了个“走马观花”的政治符号。
1977年的这次大调整，说白了就是把颠倒的逻辑重新正过来。
对于陈代富这一批被“催熟”的英雄来说，这滋味肯定不好受。
他们曾经被时代的浪潮捧上天，又被狠狠摔在沙滩上。
可回过头再看，王平这一刀切下去，既保住了军队的规矩，也给英雄留了最后的体面。
让英雄回到属于他的战场，让将军回到该有的历练中去。
这才是对历史最大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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