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在集装箱里躺了两天才被小儿子发现。92岁的身体已经僵硬，手里还攥着一个小布袋，里面整整齐齐放着七沓百元钞票，刚好七万块。钱已经被摩挲得发软，边角处还能辨认出几个模糊的指印。
五个子女陆续赶到时，集装箱外下起了小雨。逼仄的空间里，老人的遗体躺在简易木板床上，旁边堆满了杂物：一个褪色的搪瓷杯、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一叠整齐的医疗账单。最显眼的是墙上贴着的全家福，相片已经泛黄，上面七张笑脸如今只剩五个成年人面面相觑。
“这钱怎么分？”大女儿率先打破沉默，眼睛盯着那个布袋。
争吵像集装箱外的雨，一开始是淅淅沥沥的试探，很快就变成倾盆大雨般的指责。五个兄弟姐妹，加起来将近三百岁的人，在父亲的遗体旁争得面红耳赤。谁照顾得多，谁给的钱少，谁去年没来拜年，谁前年拿走了老人的电视机......三十年的陈年旧账，在七万块钱面前被一笔笔翻出来。
邻居们围在不远处，摇头叹息。这集装箱原是工地临时用房，老人住了三年。三年前老房子拆迁，补偿款早被子女们“代为保管”，最终没人愿意接老人同住，于是凑钱租了这个集装箱。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但至少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居委会的人来过几次，每次都被子女们一致对外：“我们家的事不用外人管。”五个子女各有各的难处：有的房贷压力大，有的孩子要上学，有的夫妻关系紧张。老人成了那个谁都想甩掉的包袱，直到此刻，成了谁都想争夺的遗产。
小儿子突然哭了起来。不是嚎啕大哭，是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抽泣。他想起上周来看父亲时，老人从枕头下摸出两个橘子，说是前天二女儿带来的，自己舍不得吃，留给小儿子。那时橘子已经有些干瘪，就像老人皱缩的手。
“爸上周还问我，你们兄妹几个最近是不是又闹别扭了。”小儿子红着眼睛说，“他说听见大姐和二姐在电话里吵架。”
争吵声戛然而止。集装箱里只剩下雨点敲打铁皮顶的声响，噼里啪啦，像是耳光抽在每个人脸上。
七万块钱，是老人从每月微薄的养老金里一点一点省下来的。他总说“不能给孩子们添麻烦”，生病了能忍则忍，饿了就煮点清粥。那笔钱用橡皮筋扎得整整齐齐，每一沓里都夹着小纸条，写着子女们的名字和生日——他原本计划最后给每人留一份念想。
法医后来告诉子女们，老人是凌晨走的，走得很平静。那个小布袋就放在胸口，仿佛最后时刻还在为如何分配这七万块而犹豫。
葬礼上，五个子女站成一排，没人说话。他们最终决定将七万块钱全部用于丧葬，但每个人都清楚，有些东西比钱更难以挽回。那张泛黄的全家福被放进了老人的骨灰盒旁，照片背面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一家人，团团圆圆。”
雨停了，阳光刺破云层照在集装箱的铁皮上，反着冷白的光。邻居开始帮忙清理老人的遗物，在床垫下发现了一个破旧的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孩子们都不容易，别怪他们。”
七万块钱没能让老人安度晚年，却在他走后，撕开了五个家庭最体面的伪装。这记耳光响亮地打在每个子女脸上，也打在所有听闻这个故事的人心上——我们如何对待父母，最终都会成为子女眼中的镜子，映照出人性最真实的光与影。
而那集装箱的阴影里，逝去的不仅是一位老人的生命，还有一个时代关于孝道与亲情的最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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