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仔细观察崇祯皇帝这个充满争议和悲剧性的人物，就会发现他身上有着极其明显的“虎头蛇尾”属性：他干的事，一般、往往、基本上都呈现出一种“高开低走、有头无尾、烂摊子收场”的规律。
比如，他刚即位时，雷厉风行地铲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大大的平反了冤狱，甚至还一度限制了“特务”，天下无不欢欣鼓舞。尤其是众士大夫们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大明朝又将迎来一个中兴盛世。但很快，崇祯帝就恢复了厂卫，甚至变本加厉，四处派太监监管自己不信任的人和事。
他一上台就开始反腐败、整顿吏治，风格绝对强硬，但短短几天就从雷霆万钧到一地鸡毛，最后不了了之。
他最初重用袁崇焕，又是赐宝剑，又是拨资金，君臣俩恨不得手拉着手互相说：“永不相负！”然而才过了仅仅两年，袁崇焕就被崇祯处置。此后平辽计划再也无人敢碰，最终成为一个超级烂尾军事工程。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真的是崇祯帝的性格和能力的问题吗？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问题。
因为崇祯帝朱由检这个人大家都比较熟悉，所以咱们就不展开细讲了。他的父亲即著名的“红丸案”的男主角朱常洛。当时福王的生母郑贵妃为了笼络朱常洛，献上八个美女。朱常洛乐此不疲，太监崔文升又向他进药，结果导致才当了不到一个月皇帝的朱常洛突然死亡。
朱常洛死后，由他的长子朱由校即位。朱由校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小木匠。据说他在位期间，设计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款折叠床，还有“木桶水戏”这种精巧绝伦的小玩意。当时紫禁城里使用木桶盛水喝。有一天，朱由校突然来了灵感：他在一个大木桶里装满水，放上十几个木球浮在水面上，又在木桶下钻了一个小孔，通过里面设置的机关，水就会托着小木球不停打转。木桶中的水花飞溅出来，有时泻如瀑布，有时又散若飞雪，最后变成一根玉柱上升。这在当时可谓天下一绝……听起来很像今天的喷泉。
一次落水后，朱由校一病不起。由于自己没有子嗣，死前朱由校召见了自己唯一在世的弟弟朱由检，并嘱咐他：“吾弟当为尧舜。”时为信王的朱由检不敢回应，只得道：“臣死罪，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
天启帝朱由校死后，按照他的遗诏，由信王朱由检即皇帝位，即我们熟悉的崇祯帝。这一年，朱由检十七岁。
天启留给崇祯的这个江山并不锦绣。崇祯继位的时候，大明朝表面上看起来依然非常强大，没有任何一个人意识到改朝换代在十六年后就会到来。但在内部，大明朝其实是一个到处都是坏疽、需要截肢或者化疗才能生存下去的重病患者。
崇祯上台时，财政状况已经恶化到了极点。万历三大征耗尽了大明朝所有的积蓄和元气。实际上，长期困扰明朝败政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几大难分别是：军费、赈济救灾、藩王、税收。
“北虏”的威胁贯穿有明一朝。为防御蒙古，大明建立了长达数千公里的防线，常年需要驻扎数十万精锐部队，这笔军费无论如何也无法裁撤。所谓的隆庆议和，本质上就是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财政困境；但事后看，确实解决了一定的问题，但效果并不明显。除这笔固定的军费之外，再加上之前打倭寇、万历三大征……仅军事开支一项，就吃掉了大明朝的大部分财政。
赈济救灾也是非常沉重的包袱。两京一十三省不是这儿闹地震，就是那儿闹水灾。作为一个大一统独裁帝国，权力大责任当然也大，中央只能全部“包圆”。实际上，如果地方自治程度高，不仅中央救灾的负担小，效果也更好。
藩王是老生常谈。这个不断膨胀的巨大负担，一直到明朝灭亡才得以解决。
税收和前面不一样：前面都是支出问题，税收是收入问题。大明朝两百多年竟然一直没有解决税收问题，说明体制的限制有多么巨大。在大明朝，权贵们的土地有免税权，导致土里刨食根本收不上来多少钱。与之相对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江南税率却极低。那么为什么财政改革改不动呢？当然因为权贵、士大夫们反对，都是自己的买卖，谁会傻到去革自己的命？
除了财政，官场一片乌烟瘴气、后金强势崛起……崇祯当然也清楚自己眼前的河山千疮百孔，所以一上台他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
有人认为崇祯最大的问题是多疑。在他执政的十七年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四个兵部尚书。封疆大吏一级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之外，还有十人丧命；十一个巡抚没能保住项上人头；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在狱中离世，张凤翼、梁廷栋自行了断，杨嗣昌绝望中终结生命，陈新甲公开处刑，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
以上这段话乍一听确实很耸动，但真的全是崇祯的问题吗？未必。他是落入了一个“大肃清”的死循环。
比如最开始，他只想裁撤魏忠贤遗留下来的黄立极等人，但后来发现诸大学士或是能力有问题，比如周道登。崇祯问他：为什么宰相要用读书人？结果周道登竟然回答：“容臣到阁中查明回奏。”这种政治能力确实让人很不放心。因为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对。这种应对水平哪个皇帝能不疑虑？
或是喜欢贪污受贿，如刘鸿训。崇祯对温体仁、徐光启等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信任。兵部尚书也一样，崇祯一朝战乱频繁，兵部尚书一职多有事故非常正常。但崇祯确实落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之中：如果不大肃清，人事不可用；大肃清了，人事更加不可用。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我们假设它为A国。A国是一个像明朝这样的大一统极权帝国。如果A国最近想要发动一场战争，那么皇帝需要什么呢？他需要绝对可信任的、不贪污腐败的军官，素质高的军队，复杂的联合作战能力，有临机决断的指挥权。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首先就要换上自己人，即绝对可信任的军官。但诡异的情况马上就出现了：如果以绝对忠诚的目标对军队进行整肃，就会导致军官们呈现出“躺平”的状态。因为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想要不犯错的最佳策略，就是不做事儿。
可军事和其他事情不一样：一支忠诚的军队并不一定是能打的军队。想要能打，军队必须是“狼”；但皇帝怕“狼”咬，就把“狼”换上了听话的“哈士奇”。纯洁性的问题确实解决了，但战斗力的问题却改没了。不整肃怕兵变，整肃了变残疾，这就走进了一个死循环。
纵观历史，大规模整肃后的军队，基本上都表现出了惊人的愚蠢或者低能，战斗能力断崖式下跌。比如被斯大林整肃后的苏联红军——“大肃清”时期，苏联红军损失了5个元帅中的3个，15个集团军司令中的13个。这直接导致苏联在苏芬战争中损失惨重。1941年德国入侵时，指挥层因为恐惧斯大林不敢进行战争决策，而是固执地执行已经不合时宜的战斗指令，直接导致数百万人被合围俘虏。
“崇祯式的大肃清”对军队造成的伤害是极大的。战争本来就和天气一样瞬间万变，想要取胜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将”，需要极高的应变能力，需要敢于反对不懂行的皇帝和“老板”，需要有绝对的现场决策权。如果战争决策需要层层审批上报，那还打个屁啊，黄花菜早凉了。
当然，后来苏联红军还是在战争中逐渐再次成长了起来。斯大林也释放了罗科索夫斯基等一批军官，甚至重新恢复了军官的临场决策权。但很多时候在现实情况下，根本没时间让一支军队长期用真实的战争来“练兵”。
回到崇祯帝。他在军队和文官两条线上，都陷入了一种不改不行，但改了也不行的怪圈。
他为什么要杀袁崇焕？因为电视剧里说的反间计吗？袁崇焕上任后先是吹了个牛叉，说自己“计五年，全辽可复”，给崇祯画了一个大大的饼。为了这个大饼，崇祯也拼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什么就给什么。
但一年后的“己巳之变”狠狠打了崇祯的脸。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赠错了宝剑、信错了人？这时候，袁崇焕又擅自杀了毛文龙。其实这里面故事很多，咱们今天就不展开细讲了。但这对已经心生不满的崇祯来说，你这是向中央挑战啊。
皇太极确实使了拙劣的反间计，问题是：就算如此又怎么样呢？就不能是缓兵之计吗？说到底还是崇祯不信任袁崇焕。他内心非常焦躁，恨不得一天之内就把辽东的问题给解决了。他痛恨那种想要掌控一切，但一切又失控的挫败感、无力感。
说到底，袁崇焕的死，是帝国将亡之时亡国之君的心理外化表现。袁崇焕死后，辽东战事糜烂到底，再无转圜的可能了。
文官也一样。崇祯为什么焦躁和急迫呢？因为快亡国了。他想要一支能干、和他一条心的干部队伍来拯救国家。这本来是个基本要求，但放在崇祯一朝，还是要求太高了。
实际上崇祯和文官们心里都明白：和谈是最佳策略，但这个最佳策略在现实政治中却又成了一个死循环。
崇祯曾暗中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兵议和。此事如果真能成，明朝确实有一线生机。毕竟那时候的清兵也没有想到，自己靠这点兵力就能吃下整个大明朝。
崇祯的想法很简单：由臣子们主动提出和谈，他“勉强答应”。这样一来，“议和卖国”的责任就不在自己，而在文官集团。但文官集团为了自保起见，毕竟袁崇焕的前车之鉴不远，立刻开始疯狂弹劾陈新甲，保证和谈绝不成功。崇祯帝为了不背锅，最后只能将陈新甲送上断头台。
这种政治上的宁左勿右非常可怕。刚易断，没有腾挪空间的政治环境，注定走向失败。
财政上，崇祯也陷入了不改不行、改了更差的死结。魏忠贤当政时，虽然名声差，但他能通过矿监、税使从商人手里“抢钱”来支撑辽东。崇祯一上台就搞掉了魏忠贤，好名声是有了，但失去了这些“与民争利”的税收，国家财政立刻枯竭。
陕西等地连年大旱，天灾不断。崇祯为了应付辽饷，却只能加大对民间的税收。于是乎：为了打仗要加税，税落到穷人头上，穷人活不下去只能造反；为了镇压造反，不得不再次加大税收……
在大明朝灭亡前的最后几年，因为这种多条“战线”都进入了死循环的状况，崇祯能得到的有效信息基本被各方“过滤”了。所以直到李自成打进北京之前，崇祯还对“翻盘”充满信心。也正因此，他死前才会说：“文臣人人可杀，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人们评价崇祯帝志大才疏、缺乏战略眼光、心胸狭窄、性格多疑等，虽然并非捕风捉影，但还是过于苛责了。
崇祯陷阱里最让人感到唏嘘的是那种大家手拉着手，一起迈着正步走向死亡的怪异感。在崇祯帝的朝堂上，都是些什么人呢？李自成要打进北京了，皇帝想跟大家借钱，但没人愿意借。为什么呢？因为“崇祯陷阱”发力了：假设掏了钱，仗也打赢了，那下一步很有可能被清算——毕竟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结果就是：大臣们没掏钱，明朝亡了；最后自己的钱和命，还是一样也没保住。一个政权能互相伤害到这种地步，也算是一大奇观了。
崇祯陷阱的本质，是极权到了一定程度后，自我纠错的机制完全失灵了。皇帝每一次试图自救的政策和行为，最后都加速了自我的灭亡。尤其在财政和人口红利已经耗尽的情况下，维持帝国的成本，比如军费、债务等却不断激增。最后，当“吃草都能活”这条“斩杀线”也越过了，底层就会从极度顺从，瞬间跳到彻底解体。这也让中国历朝历代的灭亡都显得格外突然而激烈。
一个有意思的点是：崇祯直到最后都不知道李自成的真实战力，也不知道关外的真实情况。直到死，他才明白自己活在一个平行世界里。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这是诗人吴梅村创作的诗歌《圆圆曲》，用歌伎陈圆圆与大明将领吴三桂的聚散离合书写并嘲讽了大明朝的灭亡。
然而这位大明朝的遗民，还是剃发梳辫，在顺治年间入朝，担任国子监祭酒。据说他离开家乡前往北京之时，“三吴士大夫皆集虎丘会饯，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得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为之默然。”
不知道当时的吴梅村作何感想呢？
据记载，吴梅村晚年一直为自己晚节不保而内疚，死前还留下遗嘱，把自己以僧衣下葬，墓碑上只写“诗人吴梅村之墓”。这种士大夫式的、半真半假的矫情与虚伪，也是“崇祯陷阱”的一种表现。
呜呼哀哉，四百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我们血液里这些拧巴的基因是否已经被抹去。无论如何，前车之鉴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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