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兰州和乌鲁木齐这两个大军区之间,搞了一次挺有意思的人事调动。

这次动静主要是针对政委级别的。

原先坐镇乌鲁木齐的谭友林,收拾行囊去了兰州任职;而接替他守卫西北边陲的,是刚卸任工程兵司令员的谭善和。

巧得很,这二位都姓谭,都是搞工程兵起家的老将,而且都在两年后的1985年,赶上百万大裁军的浪潮,一块儿退到二线,进了中顾委。

乍一看,这就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干部轮岗。

可要是把日历往前翻八年,回到1975年,你就能咂摸出不一样的味道来。

这两个人后来的人生轨迹,其实都是在那一年,因为一次“摇头”而彻底变了向。

那年头,工程兵司令员的椅子空出来了,本来没谭善和什么事儿。

组织上心里装的第一个人选,是谭友林。

那会儿谭友林刚恢复自由身,虽说还在家里歇着,但在圈子里那是响当当的人物。

特别是1960年到1966年,他是工程兵的第一副司令,专门盯着那时候最要紧的“特种工程”——也就是造原子弹、导弹的基地。

不管是论资排辈,还是看手里的活儿,让他回老单位掌舵,那是板上钉钉、顺理成章的事。

谁也没想到,谭友林竟然推辞了。

这一推,不光把他自个儿的后半辈子换了个活法,还顺手把一直在边疆搞基建的谭善和,推到了舞台正中央。

为啥不去?

是嫌官小还是不想干?

肯定不是。

对于一个刚出来工作的将军,能回老根据地当一把手,那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翻身仗。

谭友林心里头,盘算的是另一本账。

这本账算的不是权位,是人心——确切地说,是部下们能不能睡个安稳觉。

咱得看看当时的形势。

1975年,虽说大环境松快了点,但前几年折腾留下的阴影,在人心里头还没散呢。

当初运动刚起来那阵子,工程兵机关里好些干部,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对谭友林拍过桌子,甚至动过手、整过他。

要是谭友林这会儿官复原职,回去当了一把手,那些曾经让他吃过苦头的部下,心里得怎么想?

那还不得吓得腿肚子转筋?

“老首长回来了,会不会找咱们算旧账?”

“当年我贴过他大字报,以后这饭碗还能端稳吗?”

“干活还是算了吧,多干多错,不如缩着脖子混日子。”

这就是谭友林拒绝任命的真正心结。

他门儿清,自己只要一脚踏进工程兵的大门,机关里的人心立马就得散。

大伙儿上班不琢磨怎么修路架桥,全得琢磨怎么看司令员的脸色。

这种内耗,对于一个靠技术吃饭的兵种来说,那就是要了亲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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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回去当个让人提心吊胆的“债主”,不如干脆换个场子。

他跟上级把话挑明了:我不去,不是我本事不行,是因为我去了,底下人就没法干活了。

这手棋,那是相当有远见。

跳出了个人恩怨的小圈子,直接站在了整个班子能不能运转的高度上看问题。

上级听完,心里透亮。

既然谭友林不能回老本行,那谁能顶上去?

这一扫听,目光就落到了正在新疆军区当副司令的谭善和身上。

这一选,还真比谭友林更合适。

虽说1966年那会儿,谭善和才是个参谋长,排位在谭友林后头。

可要是扒开履历细看,谭善和是个实打实的“技术控”。

早在1949年,人家就是二野工兵部队的司令兼政委。

刘邓大军南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全指望他。

后来抗美援朝,他是志愿军工兵指挥所的一把手。

从战场上下来,他又去长沙当了高级工兵学校的校长。

可以说,从前线玩命到课堂讲课,工兵这一行的活儿,谭善和算是摸透了。

更有意思的是,1962年他升了工程兵参谋长,直接带队去了哪儿?

去了喀喇昆仑山。

在新疆西藏交界那种连鸟都飞不过去的地方,搞野战工程。

这种经历,把他磨练得特别务实。

在工程兵这个系统里,他没那么多盘根错节的关系,就是一个懂行的实干家。

于是,1975年,一个绝妙的“对调”方案出炉了:

懂技术、一身轻的谭善和,从新疆调回北京,接手工程兵司令员。

懂政治、识大体的谭友林,避开是非地,去接谭善和留下的缺,到新疆军区当副司令。

这一步走通了,满盘棋都活了。

谭善和到了工程兵,那是如鱼得水。

因为一直在一线摸爬滚打,他对技术往哪儿发展门儿清。

他当家这几年,工程兵的专业水平那是蹭蹭往上涨。

谭友林到了新疆,也找到了施展拳脚的地界。

他在那儿一直干到1980年,靠着实实在在的政绩,升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

但这步棋的高明,不光是当时看着顺眼,更的是七年后的那场大变动。

1982年,部队搞了一次伤筋动骨的精简整编。

按总参的路子,工程兵、炮兵、装甲兵这三个原本独立的大兵种,司令部全得缩水。

从大军区级降格成正军级,直接归总参谋部管。

这对好多兵种头头来说,基本上就是职业生涯的终点站。

当时,不少司令员、政委,借着这个由头,要么退居二线,要么直接回家抱孙子了。

按常理,谭善和这个工程兵司令,摊上机构缩编,也该顺势退下来。

可偏偏没有。

上级没让他歇着,反倒是把他留在一线,还给了个重担——调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

凭啥?

就因为过去掌管工程兵这七年,谭善和证明了自己不光是个技术大拿,更是个能适应现代化战争的复合型帅才。

他在司令员位置上的表现,给他挣来了这张通往大军区正职的“入场券”。

咱们设想一下,要是1975年谭友林没推那个任命,结局会咋样?

他大概率会陷在无休止的人事烂摊子里。

在那个特殊的过渡期,工程兵内部没准儿会因为他的回归闹得鸡飞狗跳。

等到1982年缩编的时候,身心俱疲的他,弄不好就顺坡下驴,直接离休了。

而谭善和要是不去工程兵,一直在新疆当副手,在人才扎堆的大军区里,也没准儿就没机会独当一面了。

所以说,1975年的那个决定,实际上是成全了俩人。

1983年,当谭善和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跟老战友谭友林交接班的时候,两人那手握得,那是相当有深意。

这会儿,谭友林已经转任兰州军区政委了。

从1960年在高等军事学院当同学,到后来在工程兵班子里搭伙;从1975年互换跑道,到1983年顶峰相见。

这两位谭将军的人生曲线,因为一次“退一步”的选择,最后都画出了漂亮的上升弧线。

好多人读历史,光盯着“争”。

争位置,争排位,争个高低上下。

但谭友林这事儿告诉咱们,有些时候“不争”,才是最高明的争。

他把那个烫手山芋让出去,换来的是清清静静的工作环境,和一段没包袱的职业生涯。

而组织上把谭善和放上去,看中的就是他在专业领域的纯粹。

1985年,随着大裁军的号角吹响,两人殊途同归,一块儿退下来,当了中顾委委员。

回过头看这段往事,你会发现,所谓的“拍板决策”,从来不光是选谁当官那么简单。

骨子里是在算一笔大账:

是让一个人赢,还是让整个盘子赢?

是盯着过去的恩恩怨怨,还是看着前面的路?

1975年的那个选择,给出了最漂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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