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苏联解体时，西方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制度的终极胜利，历史已经终结，民主自由将自然带来繁荣与稳定。欧洲在这种自信情绪中进入了九十年代，认为安全可以交给美国，能源可以依赖俄罗斯，制造业可以外包给亚洲，自己只需要专心发展金融、福利和价值观体系即可。这种模式在短期内确实带来了表面的繁荣，但本质上是在持续削弱国家的基础能力。
随着制造业外迁、产业链空心化、军工体系萎缩，欧洲逐渐失去了应对危机的硬实力，却在福利体系和债务规模上不断膨胀。人口老龄化加速、生育率持续下降、劳动力缺口扩大，本该通过产业重建和制度改革解决的问题，被政治精英用最省事、也最危险的方式处理掉了——大规模引入移民填坑。其中相当一部分移民来自中东、北非和南亚地区，以穆斯林群体为主体，这一选择从一开始就不是基于社会承载能力和整合能力的理性评估，而更多是出于政治正确和道德表演的需要。
欧洲长期把移民问题当成“道德议题”而不是“治理议题”，不允许讨论文化差异、宗教认同和社会冲突的现实成本。大量移民被集中安置在福利社区和城市边缘地带，就业率长期偏低，对补贴体系形成高度依赖，却缺乏真正融入主流社会结构的渠道。由此形成的不是多元社会，而是事实上的平行社会和隔离区。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在失业、边缘化和身份认同危机中成长，对所在国家缺乏归属感，却在宗教和族群认同中不断强化对立意识，治安问题、极端化风险和社会摩擦随之长期积累。
更严重的是，这种结构性问题被系统性掩盖。犯罪数据被淡化，冲突事件被降级，批评声音被贴上“歧视”“仇恨”的标签压制。政府不敢承认政策失败，只能不断加码福利和补贴维稳，用财政输血换取表面稳定。这种模式与苏联后期依靠行政和补贴掩盖经济失效的逻辑高度相似，本质上都是用资源透支维持体系合法性。
与此同时，欧洲的政策制定越来越脱离经济现实，更强调姿态正确而非效果有效。能源转型缺乏现实配套，移民政策缺乏长期整合机制，产业升级缺乏持续投入能力，最终形成的是一套高道德话语、低执行效率的治理体系。国家逐渐失去对边界、秩序和产业的控制能力，却在舆论层面不断强化自我安慰式叙事。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第一次被迫正视这种结构性脆弱。能源价格失控、通胀上升、工业停产、财政紧张，暴露出长期外包风险与内部空心化叠加后的系统性危机。欧洲发现自己既缺乏能源自主权，也缺乏军工产能，更缺乏快速重建工业体系的能力，只能依赖外部支撑维持基本运转。这种外强中干的状态，与苏联解体前“表面稳定、内部失血”的特征高度相似。
不同之处在于，苏联的崩溃是集中式、剧烈的，而欧洲的衰退是分散式、缓慢的，更像一种长期消耗过程。债务不断累积，产业持续弱化，社会结构日益分裂，政治共识逐步瓦解，治理成本不断上升，却缺乏系统性纠偏能力。在这种背景下，欧洲正在从制度自信滑向路径依赖，从主动调整走向被动维持。
历史反复证明，任何社会如果长期用理想叙事掩盖现实代价，用道德话语替代治理能力，用短期稳定换取长期透支，最终都会付出结构性代价。苏联曾经如此，欧洲正在重复这一过程。区别只在于节奏不同，而不是方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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