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十年代，诞生于欧美女权运动的一句反讽意味的口号：“鱼不需要自行车（A woman needs a man like a fish needs a bicycle）。”以“鱼”和“自行车”来分别指称女性和男性，尽管自行车看起来先进、快捷，但并不是鱼生存的必须。
而在今天，一场由格陵兰引发的，欧美世界内部的争议中，这句个性的、傲娇的，甚至有些傲慢、优越感的话依旧被我当前所在的欧陆人民，深信不疑。
当一股来自大西洋彼岸的飓风，掠过北极的格陵兰冰原，一路南下吹进北欧静谧的运河边时，我在这座大陆的肌理中看到的是与他们截然不同的现实：当欧洲人决定反美，就犹如鱼弄丢了自行车，却打算凭“意志”走出撒哈拉。
第一幕：在莱顿工作的同事，专程回丹麦参加抗议
格陵兰事件，在欧洲的激化是从特朗普以极为强硬的姿态公开表态：凡是反对格陵兰“归属美国”的国家，都将面临加征关税惩罚。这显然是对以丹麦、德国、法国、英国、荷兰、挪威等国派兵格陵兰侦察的回击。欧洲人似乎很难适应盟友将安全与经济工具赤裸捆绑的方式。因此，对于美国的抗议，很快越过了外交辞令的边界。特朗普周五宣布增加关税的消息，向来强调个人时间，周末都不会回邮件的欧洲人，尤其是丹麦和格陵兰两地的民众，却从周六清晨就开始陆陆续续聚集于哥本哈根、奥胡斯、努克等大城市市中心，发起抗议。
在荷兰，如果不是打开网络，我对这一切的体感并不强烈。但当我在咖啡馆坐下，打开X后，才看到哥本哈根市政厅外已经形成一片红白相间的海洋。而在遥远的 格陵兰岛上，数千因纽特人在首都努克举行示威活动。他们时而高喊口号，时而齐唱国歌、民族歌曲。
Ins的好友动态里，我看到了周五还在学校餐厅亲切打招呼的丹麦同事安德斯，周末居然专程回国参与抗议。他和自己的父母，还有其它家庭成员，站在抗议洪流中，晃动着手中的丹麦、格陵兰旗帜，举着用废纸板制作的应援板，上面写着：“扬基（Yankee），回家。”安德斯的ins配文是：“这一次不太一样。”这是一句在欧美文化语境中惯常使用的谚语，以此表达当事人对于某件事或者某种现状的强烈不安。
这种内心的不安感，让他，以及每个因此愤怒的丹麦人、格陵兰人走上街头。于是，我们看到一幕颇具讽刺的对比：当对方（美国华盛顿）正在筹划一场涉及地缘安全、关税关税和矿产资源的硬核博弈时，丹麦、格陵兰人用肉身和发布于网络的各种自拍去筑起“防线”。我仿佛预感到：未来如果格陵兰问题再次升温，关于格陵兰抗议的游行，将会出现在西欧各国的主要城市。一如去年夏天开始，至今都不断集会的：“自由乌克兰”“自由巴勒斯坦”。
当然，作为旁观者，我很难相信他们这种只要站得足够久、喊得足够响的声援，真能形成某种实质性的阻力。在冷硬的地缘逻辑面前，这种抵抗显得有些自我感动般的浪漫主义，根本无法阻止那股随时吹来的“风暴”进入北欧的童话森林。
第二幕：丹麦教授用谷歌邮箱通知拒绝使用谷歌
随着华盛顿辞令的挑衅，与欧洲政客曲意逢迎，形成对比的是，更广阔的社会各阶层对于大西洋彼岸已然产生了一种反感和警惕。
在漫长的历史叙事中，大西洋从来不只是一片海域。从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发现、罪恶的奴隶贸易，到两次世界大战的鲜血盟约，尤其是冷战以来，大西洋两岸的政客们共同编织了一个宏大的认知：我们是文明的共同体。
但现在，随着特朗普与格陵兰事件的拉扯，这股暖流正在迅速冷却。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支持者们开始嫌弃欧洲盟友的“寄生”与傲慢，而欧洲人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历史上那座清教徒建立起的自由灯塔早已出走，成为阴晴不定的巨兽，在心理上已经产生剧烈地“脱钩”。
最近，朋友就和我说起她课题组的丹麦教授，因为美国争夺格陵兰，给全组专门发了一封邮件表示：“鉴于目前的隐私风险与国际局势，即日起我将不再用谷歌进行任何学术工作的交流和处理。”知识分子精英的社交素养，让他在公开的学术工作场合保持着理性与克制，从而与街头抗议中直接而热血的“反美”情绪有所不同。但结合当下的时局，以及教授突然停用谷歌这一本身没有必要的行为。不用多问，也知道他是在用美国人的谷歌来对美国的行为表示抗议。
我听完，忍不住调侃：“那你可以和他推荐用VOOM来开组会，用WPS共享文件。”
朋友苦笑，随即讲了一个更具火药味的故事。去年DeepSeek横空出世。组里的欧洲同事路过她的办公桌时，瞄到她在使用chatgpt办公，就有些故意地问她：“既然你是中国人，为什么不用更高级的deepseek呢？”
朋友说，她很快就识别了欧洲人这种假装幽默但实际上就是想秀优越的意图，所以她也用欧洲人的方式回敬了：“因为DeepSeek需要5G网络的支持，而你们这里（欧洲）没有稳定的5G信号。”
第三幕：文明堡垒的幻觉：在嘲讽特朗普中实现自卫
特朗普想要吞并格陵兰的野心，最终因为挪威首相曝光的一则短信中，特朗普因未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满腹牢骚，而终成欧洲人的笑柄。
看着社交媒体上如潮水般涌现的嘲讽模因（表情包）。我想起了大约是去年10月份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前，特朗普作为和平奖的候选人之一，就曾是欧洲人茶余饭后的一大谈资。
那天中午，我和中心的其它同事们坐在一起用午餐时。有人突然提议要庆祝，理由竟是特朗普没有如愿获得本届诺贝尔奖。我才知道他们之间打了一个赌，就是诺贝尔奖会不会真的颁给特朗普。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认为不会颁给特朗普。“我们赢了！”一位教授举起手中的饭盒，语气中不掩对特朗普的刻薄，“特朗普不是一个总统，而是一个闯进精美瓷器店的野猪，是一个破坏了所有文明规则的‘异端’。”他的比喻引来一阵心领神会的哄堂大笑。
如今，特朗普再次因为格陵兰争端，而和挪威首相抱怨未能如愿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外界看来，这好像是格林童话里的狼，不仅想吃掉外婆，还想被颁发“年度最友善邻居奖”。这不仅是不可理喻，更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与公然挑衅。
然而，我逐渐意识到，对这些欧洲人而言，特朗普越是表现出对于诺贝尔的渴望，就好像他们扳回了一局。在欧洲人的精神版图里，诺贝尔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他们文明堡垒上的最高瞭望塔，而和平奖则是最神圣的塔顶，代表了超越一切物质的终极“体面”与“修养”。每当特朗普觊觎诺贝尔，就是在向欧洲人承认：尽管他拥有最强大的武力，但他依然渴望得到这套“瓷器规则”的认可。这种觊觎，反而印证了欧洲文明堡垒的吸引力。
在今天的欧洲，对特朗普的反感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政见分歧，它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普遍的、跨阶级的、近乎生理性的厌恶。但这种厌恶不过是一道心理的防御机制，即通过将特朗普标签化为“不可理喻的疯子”，从而得以确认自己依然站在“文明”与“理智”的一方，进而掩盖自己在权力博弈中的无能。
达沃斯论坛上，欧洲各国领导人与特朗普，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外交拉扯后，由北约秘书长吕特牵头，中止了格陵兰的军事危机，即特朗普公开排除了军事接管格陵兰的可能性。
显然，这是欧美政客间的一个权宜之计。谁也无法预测格陵兰未来的走向。但这也着实让欧洲人松了一口气。
一个午后，我在餐厅再次偶遇了抗议归来的安德斯。我称呼他为“英雄”，他有些诧异。我笑着说：“你守护了家园。”他表示：“我必须这么做。我相信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都会选择我们的国家。”
我赞同他的同时，也想知道他对于丹麦、格陵兰未来的看法。我问道：“如果，我是说如果，特朗普未来真的动用了更极端的手段，比如关税飙升，甚至是军事行动，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安德斯挺直了脊背，语气变得激昂起来，他谈道：“那将是与整个半岛为敌！瑞典、挪威、芬兰，甚至德国和法国，所有的盟友都不会坐视不管。我们会团结在一起，那是我们的底线。”
“真的吗？”我轻轻地追问了一句。很显然，在安德斯这样的普通欧洲人看来，他们更愿意相信，美国暂缓格陵兰计划，完全是被欧洲，甚至是北欧诸国震慑住了。因为担心联盟的破裂，而被迫放弃原计划。
在安德斯迟疑的几秒钟里，我感觉到了空气的片刻凝固。但很快，他端起咖啡，耸了耸肩，用一种极其婉转、轻飘的语气说：“当然……你知道的，欧洲总有办法解决这些。”
但欧洲人如果真的有办法，乌克兰问题上会落得如此被动？欧洲人如果真的强硬，法国人也不至于因为国防部长一句“为国而战”的演讲就产生应激，而在网络上声讨其好战……
丹麦网民绘制的漫画，面对美国人索要格陵兰，丹麦、北欧及英法诸国一位不理会，直至美国人放弃。
结语：在撒哈拉游弋的鱼
当然，这只是本次格陵兰危机后，我所看到的欧洲人“反美”的若干日常切片。有些破碎且片面，但却让我真实地感受到：欧洲人正集体沉溺的“童话幻觉”。这是由和平遗存、福利制度和旧日辉煌编织而成。他们害怕真实的变化，更害怕这种变化会击碎他们那套精美却脆弱的生活方式。为了维持这种“童话感”，他们甚至不惜放弃对现实的思考能力。
那句婉转的“当然”，不再是绅士的幽默，更像是在强权威胁下，弱者最后的倔强。他们厌恶特朗普的粗鲁，决定扔掉自行车，在名为“尊严”的口号中，继续优雅摆动鱼鳍。他们必须坚信即便丢了那辆“美国自行车”，仅凭意志也能在现实的荒漠中游向彼岸。然而，真相是残酷的：当鱼失去了自行车，它确实变得“纯粹”了。但它在撒哈拉沙漠里的每一步跳动，也将更加孤独，又悲凉。
作者：欧风里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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