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赢得大选之后,亚太地区的紧张程度又提高了一个等级,她的国内第一招就是“积极财政”压物价,短期有效,长期隐患,每走一步都要看债市、汇率、政治支持的脸色。2月8日众议院选举结果为自民党316席、日本维新会36席,执政联盟过半,媒体称之为“旋风式胜利”。高市把目标锁定在了“经济危机管理”上,提出要和大企业紧密合作,稳住供给、稳住就业、稳住预期,直面物价上涨。
物价上行的三个支点很清晰:一是能源和粮食自给率低,进口依赖度大,弱日元推高了进口成本,进而影响到油电煤、面粉和肉蛋奶,补贴可以短期缓解,但抵挡不住全球市场的波动;二是弱日元预期加强,高市曾经认为有利于出口,但是进口物价也同步上涨、生活成本上升,政策口吻摇摆加大汇率波动;三是劳动力老龄化、生产率提高有限,企业利润紧,名义上涨薪的口号响亮,但实际工资已经连续多月为负,消费疲软又限制了扩产,物价传导更加粘滞、扭曲。
执行层面也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是财政压力大。政府债务已经超过了GDP的两倍,如果进行大规模减税与补贴,每年就会出现大约5万亿日元的缺口;21.3万亿的刺激计划需要通过发行债券来支撑。债多则市场担心利率上升、偿息负担加大、日元压力更大,从而推高进口价格,自打嘴巴。
第二是货币与财政不搭。央行加息以抑制通胀,这样会加大政府的利息支出;为了给财政扩张留下空间,高市倾向于宽松政策。工具不同步,汇率和通胀预期难以稳定,宽松政策短期“点亮”活力的同时也“点燃”了进口成本,从而使持久性通胀更加顽固。
第三是政治社会基础比较脆弱。执政联盟内部对于财政纪律、减税幅度、补贴对象存在分歧,法案审议难以一路畅通。公众对于“食品消费税降为零”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只是治标不治本。企业更加慎重,甚至缩减中长期投资,停止加薪,目标与现实的距离越拉越大。
短期措施有体感,能源补贴可以压住电费,个税起征点提高可以让人们的可支配收入稍微回点血。但是债务雪球越来越大,日元时强时弱,进口物价跟着起起落落,靠财政来压住物价并非不可能,但是代价大、窗口期短,如果外部油价、粮价再有波动,成果就会被冲淡。从外部来看,高市当选会直接冲击到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并且安保路线更加强硬。修宪与扩军的阻力变小,重点在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之后,海外行动的法理更加明确,“专守防卫”的护栏也更加稀薄,战后东亚的平衡容易被打破。
她把台海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主张“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目的是把台湾纳入日美共同防卫范围。随之自卫队的任务书、训练科目、港口机场军民两用改造都会按照这个设定走下去,“正当性”的叙事一旦确立起来,擦枪走火的风险系数就会提高。钓鱼岛方面,海保与自卫队联动巡逻次数可能会增加,执法装备更强,水炮驱离等粗暴行为的发生频率可能会提高。
对于菲律宾、越南等沿海国家,日本更加积极地输出“硬件”,即海岸监视雷达、巡逻艇以及培训,这些内容打包在一起;东海和南海问题被捆绑在一起,形成链条式的“印太围堵”。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多方向被牵制、资源消耗、不确定性上升;中日政治和安全对峙加剧,经济合作空间缩小,企业重组供应链的努力更加激烈。
朝鲜半岛难以独善其身,日本扩军会被朝鲜视作直接威胁,因此其导弹试射会加速且采取更加复杂的规避方式,迫使韩国更加依附美国,并加大本土防御力度。东北亚军备竞赛又进一步了,误判的成本提高了,危机管理的时间窗口变短了。
国会中高市要推行“积极财政”,首先要抓住三条线:财政规则设立下限、补贴精准投给受冲击最大的人群、和央行的政策节奏保持一致,否则债券利率变动、股市震荡、汇率波动,政策空间变小。外部存在三条红线:修宪的速度、范围以及配套法律都会影响到周边的安全预期;若日元政策长期偏向于宽松,则通胀预期和进口成本都会提高;若突然收紧,则会增加财政负担,市场也会更加敏感,路径需要平滑过渡。
社会层面的抗通胀不能忽视,节能改造、公共交通优惠、针对育儿和养老家庭的定向补贴等都是立竿见影的减压阀。财政子弹要花在刀口上,用最少的钱取得最大的边际效益,政策越精细,信心就越容易保持。若把此次胜选看作一个分水岭,那么日本国内国外两条线几乎同步加快:一条用钱和物价赛跑,注重节拍和精准;另一条通过“修宪-扩军-同盟加深”来重塑安全坐标,注重沟通和缓冲,如果走得太快或者走得急了,就会受到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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