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的五十天

我叫王建国，今年六十八岁。

三个月前，我从一场不大不小的脑梗中恢复过来。出院那天，儿子在病房里来回踱步，儿媳站在窗边不说话。最后儿子说：“爸，您一个人住我们实在不放心，要不...先试试养老院？就试住一个月，不行咱马上接您回家。”

我知道他们难。儿子在北京打拼，房贷还没还清，孙女刚上初中。儿媳既要工作又要顾家，已经累出了白发。他们说“试试”，可我清楚，这一试，可能就是定局。

“行，听你们的。”我说。

就这样，我住进了“夕阳红康养中心”，每月六千八，算中等档次。宣传册上印着老人们在花园里下棋、唱歌的照片，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住进来的第一天，我就察觉不对劲。

我被分在三人间。靠窗的老李七十五岁，帕金森晚期，双手总是不停颤抖。靠门的老赵八十二岁，老年痴呆，整日对着空气说话。我的床在中间。

下午三点，护工推着餐车进来。“吃饭了！”她喊了一声，把三个不锈钢餐盘放在床头柜上，转身就走。

老李的手抖得厉害，试了三次才勉强握住勺子，半碗饭撒在了身上。老赵盯着餐盘发呆，似乎不知道这是什么。我试着帮老李，刚端起他的碗，一位护工正好进来：“别喂！让他自己吃，锻炼手部功能！”

她的语气不容置疑。老李抬头看看我，又看看撒在腿上的饭菜，眼神空洞。

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活动室里，十几个老人坐在轮椅或椅子上，盯着墙上正在播放的抗日剧。没人真的在看。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喃喃自语，有的只是呆坐着。

我找了个角落坐下。对面墙上的钟，指针走得特别慢。

第二天早晨六点，灯突然亮了。“起床了起床了！”夜班护工挨个房间喊。她动作麻利地把老赵从床上拽起来，像摆弄一个大型玩偶。老赵迷迷糊糊地抗议，她不为所动：“赶紧的，一会儿要查房。”

卫生间里，三个老人排队等着用马桶。老李憋不住，尿在了裤子里。护工闻声赶来，一边嘟囔“怎么又尿了”一边扯下他的裤子，用湿毛巾草草擦了几下，换了条纸尿裤。整个过程，卫生间门敞开着，走廊上路过的老人和工作人员都能看见。

那一刻，老李闭上了眼睛。我看见他喉结动了动，什么也没说。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你尿裤子时，有人能帮你关上门。

一周后，我渐渐摸清了这里的节奏。

每天六点起床，七点早饭，八点查房，九点到十一点是“活动时间”——其实大多时候就是坐在活动室里。十一点半午饭，然后午睡到两点。下午又是“活动时间”，五点晚饭，七点发药，九点熄灯。

生活规律得像军营，却没有军营的生气。

这里最受欢迎的老人分两种：一种是子女常来看望的，另一种是脑子清楚、能自理的。我的儿子每周六下午会来，待上一个小时。每次他来，同屋的老李和老赵都会盯着门口看，眼里有说不清的东西。

老李的儿子在国外，三年没回来了。老赵的女儿在本地，但据说工作忙，一个月来一次，每次不超过半小时。

第三个星期三，我第一次见证了死亡。

三楼的老陈走了，心肌梗塞。凌晨三点，救护车的声音惊醒了不少人。早上吃饭时，大家都在窃窃私语。

“听说是自己按呼叫铃没人来。”

“不会吧？”

“怎么不会，夜里就两个护工值班，顾得过来吗？”

早餐的粥格外安静地喝完了。九点，老陈的房间已经清理干净，床单被褥全换了新的，仿佛从没有人住过。十点，就有新人搬了进来。

在这里，死亡和换床单一样平常。

我开始观察那些护工。她们大多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来自附近的农村。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一个月休息四天，工资四千左右。要负责八个到十个老人的起居。

平姐是负责我们这层的护工之一，人其实不坏。有天下午，我看见她躲在楼梯间哭。问了才知道，她负责的一位老人把粪便抹得满墙都是，她清理了半小时，还被主任骂了一顿。

“王叔，我不是嫌脏。”她抹着眼泪说，“我娘也是老年痴呆，去年走的。我在老家照顾不了她，在这里照顾别人家的老人，心里难受...”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什么也说不出来。

这里没有坏人，只有疲惫的人和被困住的人。

住到第三十天时，儿子问我感觉怎么样。

“还行。”我说。我能怎么说呢？说这里像高级监狱？说他每周来看我的那一小时是我唯一感觉自己还是个人的时刻？

挂了电话，我走到小花园。宣传册上的照片就是在这儿拍的。现在花园里只有两个老人，一个在打瞌睡，一个在盯着地上的蚂蚁发呆。

我坐在长椅上，想起了老伴。她五年前走的，癌症。最后那段时间，我每天在医院陪她。她疼得厉害时，会紧紧抓着我的手。她说：“建国，以后你一个人怎么办啊？”

我当时说：“别瞎想，你会好起来的。”

她知道不会，我也知道。但我们谁都没说破。

如果她知道我现在在这儿，会怎么想？

第四十五天，发生了一件事。

老赵的女儿来探望，带了一盒草莓。老赵已经不太认识她了，只是傻笑着。女儿待了二十分钟，接了个电话说公司有事，匆匆走了。

草莓留在床头柜上。

下午，护工小张打扫卫生时看见了草莓。“哟，这草莓快坏了，我帮你吃了吧，赵叔？”她半开玩笑地说。

老赵不懂，只是笑。

小张真的坐下来，一颗接一颗地吃了起来。我忍不住说：“这是人家女儿给老赵带的。”

小张愣了愣，脸有点红：“我看赵叔也不知道吃...坏了多可惜。”

她留下五颗草莓，走了。那五颗草莓在柜子上放到晚上，最后被另一个护工扔进了垃圾桶。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你女儿给你带的草莓，不该被别人随便吃掉。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我年轻时在工厂当技术员，带过十几个徒弟。想起老伴做的红烧肉，孙女第一次叫我爷爷。想起我有名字，有故事，有过完整的一生。

而在这里，我只是“308床”，是“能自理的那个”，是“王师傅”。我的过去，我的喜好，我的恐惧，没人在意。

第五十天，我做了决定。

儿子来接我时，我说：“我要回家。”

他有些为难：“爸，您一个人真的行吗？万一再...”

“万一再出事，那是我的命。”我平静地说，“但在我自己的家里，我能决定什么时候起床，吃什么，看什么电视。尿裤子了，我能自己关上门收拾。”

儿子沉默了。

“我不是说这里多差，”我继续说，“护工们也不容易。但这里像一个存放老人的仓库，我们被整齐地码放，按时投喂，定期清洁。我们需要的不是活着，而是生活。”

回家的车上，我看着窗外闪过的街道。广场上有老人在跳舞，菜市场门口有老人在下棋，小区长椅上有老人在晒太阳。

他们也许行动不便，也许独居，但他们的脸上，有养老院里少见的表情——那是属于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空间，自己的决定权。

回家第一晚，我睡得很踏实。虽然房子空荡荡的，但这是我的家。床头放着我和老伴的合影，书架上摆着我年轻时得的奖状，厨房里有我用惯了的锅碗瓢盆。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选择的权利，是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看待，是在生命最后阶段，依然能保有一些最基本的自主。

养老院没有错，它解决了实际问题。错的是我们以为，把老人“安置好”就足够了。

他们需要的不是安置，是生活。

而生活，从来都不是标准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