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写下去她一直以为是自己不够好
现在提起贺淑芳,很多人知道她写了《蜕》《时间边境》,知道她是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写小镇,写五一三,写女人的身体和那些不好说出口的情绪。
可她自己回头看早期写作,只用一句话形容,像在冷水里游。
稿子发出去,书也出,偶尔拿个奖,有评论,但不多,大多是男老师,从结构技巧讲起。
她说,那种感觉就像,有人在远处评价你的作品,但好像没有人真的在对你说话。
贺淑芳 近照
她有过怀疑,是不是自己还写得不够好,不够史诗,不够大。
去台湾念书以后,有一天,她在图书馆随手翻到一本女作家的小说,书不厚,她一口气看完,心里突然冒出一句话,原来,我一直漏掉的是我自己的生活。
两栋大房子中间的吵闹女孩
她出生在马来西亚吉打州一个小镇,家里那栋矮房,夹在两栋大房子中间。
一边是开电器行的,一边是开《米较厂》的,周围是稻田,收割之后,米较厂运作,谷壳屑能堆成一座小山。
小孩看到山就想爬,她最爱跑上去,脚踩得吱呀吱呀往上冲。
每次都有人冲出来喊,不可以爬,这是我家的,你们住的屋子也是我家的。
那家女儿还爱管她在家说什么话,她在家跟祖母讲客家话,对方记在心里,上学去和老师说。
学校要求大家讲华语,不讲就打手掌,她的手背,经常是红的。
马来西亚 小镇 房屋 街景
她小时候有个特点很明显,声音大,高兴就大笑,害怕就大叫,被欺负了,当场哭出来。
同学拿虫子贴她脖子,有人掀她裙子,抢她饭盒,她的反应就是喊,就哭。
在她看来,这很自然,我受伤了,我当然要叫出来。
大人关注的却不是这个,老师冲出来,先皱眉,说吵什么吵,为什么你那么吵,一点都不像女孩子。
那时候她听不懂这句话后面有多长的尾巴,只模模糊糊意识到,像女孩子这四个字,后面有一堆要求,要安静,要乖,要收着。
在学校,小学生说不上自己的版本,谁对谁错,往往就是老师一句话的事。
她慢慢学会闭嘴,能不吭声就不吭声,那股不服气没消,只是压在心里,很多年后,才从小说里冒出来。
表姐车祸 书柜被打开 她从别人的信里看到女人的焦虑
大概十岁那年,表姐出车祸去世,表姐的妈妈,也就是她大姑妈,搬来同住。
大姑妈一进门,先把楼上两个旧书柜的门拉开。
里面全是书,童话,武侠,连环图,言情,还有一排排家庭妇女杂志。
镇上的孩子,多半往外跑,她常被同学欺负,慢慢也不太想出门,宁愿在家,和大姑妈坐在楼梯口,厕所门边,一本本看。
贺淑芳 阅读
她说,那时看得最多的,不是童话,是杂志后面的夫人信箱,读者来信。
那些信大多是六十年代的女孩,太太写来的。
我怕新婚夜没有落红,怎么办,我喜欢一个男生,要不要自己去追。
她那会儿才十岁出头,对性是什么并不清楚,脑子里已经被上一代女人,对落红,对处女身份,对能不能主动的焦虑塞满了。
有一次,她去参加儿童营,一张嘴就把这些问题说出来,小朋友全傻了,大人脸上那种怎么会说这个的表情,她看在眼里。
那之后,她大概明白了一点,有一种叫性的东西,在心里,在身体里开始蠢蠢欲动,但最好不要说太明白。
她还记得杂货店那一格货架,最高那一格,放的是卫生棉,不管顾客是华人还是马来人,她都得踩凳子爬上去拿,再用黑色塑料袋包好递过去。
黑色,是为了遮掩,顾客从店里走出去,别人看不出来她买了什么,就不会被猜,她是不是来月经了。
这些小细节加在一起,很快教会了她一件事,吵闹是不对的,月经要藏好,身体的很多事,不适合被看见。
田间上学路 风景很美 也埋着阴影
小学在镇上,走路十分钟,中学在外镇,她和别的学生一起租小巴,每天穿过稻田去上学。
有时候错过那班车,她就得自己骑脚踏车二十多分钟,路两边是稻田和马来人的高脚屋,白天看起来很开阔,心里其实是紧的。
有一天,班上忽然传出一个消息,住在田边路上的同学,全家搬走了,后来大家私下说起,才知道原因。
同学的姐姐在家里被人闯进去强暴,同学也挨了打。
这事没多久就没人再提,田还是那片田,季节照样换。
可她母亲那句老话,在她心里突然有了画面,说知道了还要走那边,想要给马来人抓是吗。
从那之后,恐惧就和田间那条路绑在了一起,风景是漂亮的,人走在路上,却总想回头看一眼。
那时她还不知道新村,马共,五一三这些词,大人只是很含糊地说,新村那边的人很坏。
她懂的就一点,有些地方要避开,有些事别问太多。
但学习还是得读,尤其是马来文,她很清楚,家里没钱送我上私立,想读大学,只能拼进国立。
最后,她真成了那一届里,唯一考进国立大学的学生,学物理,毕业后进工厂做芯片工程师,成了家族和小镇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从工程师到记者 她一点点给写作腾出位置
大学毕业,她去了工厂,做芯片,对着机器,对着板子,一做就是四年。
那几年,父亲生病,最后去世,家里还有五个弟妹,她是长女,很多责任自然压到她身上。
但她没把写作丢掉,中学起就投稿,当记者那几年,她写了小说《别再提起》,2002年拿了文学奖。
同一年写的《墙》,要等到很多年后被翻成英文,才有人说,那是一篇站在女性这边,又压抑,又有点怪的小说。
写作思考的样子
三十多岁那年,她攒了一笔钱,交给妈妈,那之后,她对自己说了一句话,以后不能只顾赚钱,我要给写作留一点时间。
她明白,如果一直做工程师,跳槽,升职,买车,买房,大概能算出一条很稳的路,也许五十来岁就能提前,但那样一来,写作只会被挤到角落里。
她后来回想,也没说自己多勇敢,就是有点不甘心,不想人生只有一条轨道。
于是,她改做记者,跑现场,写报道,再后来,她去台湾念硕士,又到新加坡念博士。
这些转向,说白了,就是一步步把时间,从完全用来生活,挪出一块给写作,当然,这条路不算稳,她也不是每一步都心里有底,只是心里有个声音,不试试,会一直后悔。
一圈男作家之后 她在图书馆遇见一个女人
她年轻时看书,和很多写作者差不多,《博尔赫斯》《马尔克斯》《Vargas Llosa》《卡尔维诺》,这些名字排成一串。
这些小说里的我,大多是男的,孤独,反抗,探索世界,都从男性眼睛出发。
她那时也想写那种大小说,厚厚一本那种,觉得那才叫深刻。
问题是,她想写女性,动笔时却经常先用男性视角,哪怕最后绕回女人,起步那一下已经被带偏了。
去台湾念硕士以后,交朋友不算顺利,她就把大量时间交给图书馆。
有一天,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薄薄的小说,《镜中故事》,女作家伊尔莎艾兴格写的。
翻了几页她就愣住。
这小说和她以前看的都不一样,文字是身体的,带血的,脏兮兮的,写极度悲伤,极度残酷的经验,却又很冷静地在想事情。
最让她吃惊的,是时间,每个句子里的时间,都是往回走。
从一个人的死亡写起,死像破土而出,然后一点点退回去,退到婴儿,退回子宫,最后,出生像死亡。
她第一次看到,有人从女性的肉身经验出发,把时间这回事整个拧了一下。
那一刻,她心里弹出一句很直接的话,我好像错漏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我自己的生活。
原来,女性也可以这样写,原来,那些平时被当作女人小题,不方便讲的东西,可以放到小说中心。
她想起自己以前看过,略萨写给青年小说家的那本书,有一章专讲时间结构,举的例子全是男作家。
她笔下看到的女性的样子
这个对比,让她有点纳闷,也有点清醒,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些年绕的圈,一开始就被指向那几拨名字。
她开始回头写 母亲 月经 小镇 创伤
从那之后,她真正开始回头看。
她发现,那些以前觉得太普通,不值得写的事,其实都是材料,她和妈妈,妹妹在小镇的日常,父亲在缝纫机旁边唱歌看电视,
还有杂货店顶格的卫生棉和黑色塑料袋,老师那句你一点都不像女孩子,田边那起强暴案,以及后来大家集体的沉默,这些全都在那里面。
她说,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包裹着我们的纤维。
回到马来西亚之后,她写了一本短篇集,原名《迷宫毯子》,在大陆出版叫《时间边境》。
前几篇,声音还挺中性,像在试探,写着写着,女性的身体,情绪,创伤,一步一步浮出来。
母女之间没说清的心结,厨房里的烦躁和疲惫,对欲望的压抑,对离开家乡既想又怕的矛盾。
她把以前不敢写的东西写进去,妒忌,小心眼,自私,粗鲁,想要靠近某个人,又嫌自己不体面的那一部分。
从外面看,这些都不算光鲜的内容,她也知道,但如果连这些都不写,她觉得,小说只剩一半。
后来那本长篇《蜕》,背景是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她写三代人在冲突阴影下活着。
她没有按年份写一条整齐时间线,而是从一个修理工未写起,他在骚乱中失去妻子,跟着一个破落戏班到处演出。
戏班里有演员演杜丽娘,每次唱到杜丽娘死去,她在台上也死一回,下一幕再活过来,一队人,在城,镇,村之间移动,像人,也像鬼。
她不太相信那种,把苦难按年表讲完的写法,她觉得,真实生活里,创伤,恐惧,欲望是缠在一起的,时间本来就乱。
为了不空讲,她去访五一三的受难者家属,听他们说,记下他们的语气,她说,自己就让这些声音,慢慢改变原来的写法。
从边缘写出边缘 读者在她书里看到自己
马来西亚华文写作,在整个华语世界里一直偏边,她写的那些,小镇,华人,女性,欲望,五一三,怎么看都不像热点题材。
但《时间边境》《蜕》的简体版出来之后,情况开始有点变。
很多反馈来自年轻女性读者,大学生,留学生,会留言说,这是我去年最喜欢的书,感觉她写的不是六十年代,而是我妈,我外婆,看到她写月经,写身体,我突然没那么觉得丢脸了。
英文版在当地出版,也有英文评论者说,这本书根本不是什么超现实,它就是现实。
因为他们和她一样,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看到类似的压抑和荒谬。
她这几年在大学教创作课,会刻意带学生去读东南亚,印尼小说,跟他们说,别只盯着欧美那一套,也看看脚下这块土。
她有一句话挺直白,有一点孤独,所以更想写到边缘去,只有从边缘望回来,你才看得到,日常生活盖住了什么。
她写女性 其实也在写所有在底下的人
别人会叫她女性作家,她不否认,但她心里的女性,不仅仅指生理上的女人。
她其实也在写,所有在系统里待在底下的人,弱者,边缘者,局外人。
她说,不管男的女的,活着,做选择,总会遇到难题,文学应该去直面这些。
所以她笔下的女性,不全是坚强完美的样子,经常带着所谓的缺点,小气,犹豫,怕丢脸,想要又不敢要。
她想做的事其实不复杂,给这些感受一个地方,让它们可以被写出来。
在她眼里,女性的经验,也是世界的经验,女性的声音,也是人类的声音。
她从月亮的背面写 把那一面亮给我们看
她形容自己的写作,是走向月亮背面的阴影。
正面那一面,我们太熟悉了,温柔体贴的太太,懂事听话的女儿,干净完美的女主角。
背面那一面是什么。
在她记忆里,是,被骂吵闹的女童,被说不像女孩子的哭声,被黑色塑料袋包住的卫生棉,那种压着自己欲望的窘迫,还有五一三之后,嘴上不提,身体却一直记着的恐惧。
她做的,其实就是,一块一块把这些写出来。
写了十年,几乎没什么回声,她也没停,后来作品被翻成英文,本地读者先认出她,再后来,简体中文版出版,有读者对她说,我在你的书里,看见了自己。
那个在谷壳山上被喝斥的吵闹小女孩,终于在纸上,有了一种,既不完美,也不再被压下去的声音。
她不觉得所有人都该照她这样走,也不觉得每个人都要当作家,这只是她自己的路。
但她用半辈子走出的这条路,给人的提醒挺简单,很多你以为只能憋在心里的感受,其实是可以被写出来的。
她从一圈男作家的声音里退出来,走回自己的身体,从小镇边缘,走到书店,课堂,别的国家的读者面前。
你要问,她最重要的作品是哪一本书,她可能会笑一笑说,书是作品,我这条路,其实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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