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编者按：日本可能失去当前经济地位并“滑向二流国家”，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最近公开表达的“担忧”。但日本的不断滑落，岂止是因为经济？本期“环球圆桌对话”就此展开讨论。

张玉来：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于海龙：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学者

霍建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

漫长“失去”之后仍难实现逆转

张玉来

在刚刚结束的日本国会众议院提前大选期间，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小林鹰之就日本可能在经济上“滑向二流国家”发出预警。继2023年日本名义GDP被德国赶超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今年印度也将超越日本，日本在经济总量上可能会退居世界第5位。自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崩溃以来，日本经济经历“失去的三十年”但至今依然没能实现重振，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首先，经济模式未能与时俱进，因落伍于时代“盛极而衰”。二战结束后，日本之所以能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关键是打造出高效率的“法人资本主义”体制。日本政府推动实施“倾斜生产方式”，将有限资源集中投入煤炭、钢铁等基础产业，以迅速恢复工业体系，并逐渐培育起以企业间相互持股为基础、以“三大神器”（终身雇用、年功序列和企业内工会）为主体、以主银行体制为关键支撑的系列企业集团。但现在，这种曾帮日本企业构筑起强大竞争力的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其特有垂直分工体系带来的封闭性，使之难以融入IT技术革命下的国际分工体系。

其次，宏观经济政策接连失误，成为衰落长期化的一大病因。1985年的“广场协议”致使日元被迫大幅升值，日本央行当时却仍维持过低利率，造成股票、地产等资产价格疯狂膨胀。随后，货币政策骤然收紧又刺破泡沫，导致资产负债表崩溃。而且，日本政府的财政政策也出现严重错配，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多是投向低效的公共工程，徒增巨额政府债务。与此同时，结构性改革迟缓导致不断扩大的金融供给未能有效惠及整体经济，形成某种程度的“流动性陷阱”，也加剧了金融机构的利润压力和国债依赖。这种状况导致原本为了短期目标的“异次元”金融宽松政策竟被实施多年，债券市场失效等副作用再次重击日本经济。

再者，创新驱动弱化，日企“野性”大规模消退。日本国内一些学者指出，日本经济经历“失去的三十年”，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日本不再诞生划时代的技术以及像美国诸多科技巨头那样的创新实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日本已从1989年至1992年连续全球第一，下滑至2025年的第35位。不仅家电、半导体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快速下滑，日本有着“最后支柱”之称的汽车产业也出现了在电动化和智能化时代落伍的趋势。在人工智能（AI）和数字化等新兴领域，日本距离世界顶尖水平更是越来越远，2025年斯坦福大学发布的“全球AI竞争力”排行榜上，日本仅居第9位。

另外，受人口、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内长期面临投资不足的问题。1994年日本老年人口（65岁以上）总占比就超过了14%，2025年更是直逼30%；日本新生儿人口不断减少，去年已经降至66.5万。与此同时，近年来日本不断遭遇地震、暴雨和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面对国内市场不断萎缩和产业环境恶化趋势，日本企业逐渐加大对外投资，对应规模已从1996年的234亿美元扩大至2024年的2025亿美元，扩至将近10倍。相反，日企对内投资一直在低位徘徊，近年虽有一定上涨，但当前也仅为160亿美元左右，规模不足对外投资的1/10。

最近两年，日本股市在震荡中逐渐攀升，半导体等产业领域投资有所增多，但类似变化仍属局部现象，不足以改变日本经济的全局形势。由于财政已经处于高危状态，加之货币金融政策尚未真正退出宽松，面对当前的高通胀形势，日本政府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尽管在高端制造、材料、机器人等一些领域仍然保有竞争力，但若无法在创新层面实现体系性突破，无法在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上有所改善，日本经济相对衰落趋势恐难彻底逆转。

右翼“政治大国”梦碎

于海龙

在重振经济之路坎坷难行的同时，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进程也是屡遭重挫。二战结束之初，日本时任首相吉田茂确立“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使得日本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尤其是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速增长期，日本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曾根政府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日本开始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冷战结束后，日本加快推动相关进程，并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视为重要目标。

随后，日本不断调整外交策略，加强外交攻势与对外合作，但其先后向联合国提出的两次“入常”申请均以失败告终。从根本上看，日本至今难以成为“政治大国”的根源主要是以下方面。

一是历史问题欠账过多。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给亚太国家带来深重灾难。二战后，国际社会通过东京审判对战争性质做了较为明晰的判断，但因美苏冷战等原因清算不够彻底。日本对其军国主义殖民侵略历史的认知与反省不够深刻，包括首相在内的一些政客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在历史教科书中淡化、美化殖民侵略历史，在殖民政策、东京审判、“慰安妇”、强征劳工、南京大屠杀等历史问题上立场不断倒退，与中韩等国的历史问题争端不仅未能得到真正和解，还在个别问题上愈演愈烈。这些问题充分说明日本国际道义与历史责任的缺失，在追求成为“政治大国”时也必然遭到被侵略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反对。

第二，不断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二战期间，为了彻底粉碎日本军国主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签署《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成为战后处置日本的重要依据，并基本确立了战后亚太地区秩序。但日本罔顾具有重要国际法理性与共识的政治文件，妄图以非法的“旧金山和约”弱化《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法律效力，不断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对亚太和平与稳定带来新的挑战。同时，日本与菲律宾等国签署《防卫装备技术转移协定》《互惠准入协定》等具有准同盟属性的文件，挑动地区国家之间矛盾，阻碍地区国家间的合作。尤其是日本国内始终有着某种所谓“台湾情结”，右翼势力不顾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在对台事务上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一个中国原则。

第三，不断蚕食“和平宪法”。“和平宪法”是防止日本再次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屏障，也是日本是否坚持走和平国家道路的重要标志。但在“新国家主义”等思潮影响下，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持续炒作“安全威胁”，不断推进修宪进程，一系列蚕食“和平宪法”精神的行为引起亚太国家对日本谋求自我军事松绑和重新武装的普遍担忧与警惕。

日本自“泡沫经济”破灭以来经济长期不景气，缺乏经济实力支撑进一步增加了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难度。如今，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扬言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以外部“威胁”为借口强化军事能力建设，试图破坏“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装备出口对象与范围，加快推进排外主义政策等，谋求在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方面造成既定事实，这使日本政治右倾化进一步加剧。

以高市为首的右翼势力不改变日本对战后国际秩序带来严峻挑战的错误言行，却妄图以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方式跻身“政治大国”之列，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日本右翼势力错误地将战后一系列国际法以及日本“和平宪法”视为成为“政治大国”的绊脚石，但实际上这些才是日本能否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关键因素。

在歪路上狂奔只会加速滑落

霍建岗

一场节奏急促的提前大选过后，“日本未来将走向何方”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正如日本国内近距离观察选战的一些分析人士所指出的，整场大选几乎看不到关于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具体讨论，国家发展理念、社会建设路径、经济增长战略等关乎日本未来的诸多重要议题“全都模糊不清”。

事实上，这正是高市早苗与自民党的竞选策略：回避核心问题，抹除选战焦点，转而通过刺激和迎合国内民粹主义乃至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实现政治动员并赢得一场速胜。毕竟，当前日本总人口中已有超过八成是在战后出生，没经历过战争、对于历史问题缺乏正确认识的日本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受到网络右翼影响尤甚。与此同时，高市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效仿“安倍经济学”，通过激进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讨好选民，也在本次大选中起到“收割民意”的作用。

但高市这样做只会加剧日本经济和社会的“民主负债”。作为继承和消费前首相安倍晋三政治遗产的一种方式，高市上台以来推行一套被视为“安倍经济学”翻版的经济政策。简单来说，“安倍经济学”以宽松货币、灵活财政和结构改革“三支箭”为代表，现在的“早苗经济学”则更加“积极”或者说激进，尤其强调量化宽松和财政扩张，经济结构改革被简化成针对半导体、核聚变、人工智能和防务等领域的“危机管理投资”。问题是，与安倍时期不同，当前日本经济的主要问题已从当年的通缩变成现在的滞胀，经济结构方面则面临着劳动生产率亟待改善和提升等棘手问题。真正动手解决这些问题，很可能给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阵痛”，引发民众负面情绪甚至强烈不满。而在高市看来，为国家长远计而付出政治代价，显然“太不划算了”。

于是，高市政府转而通过“早苗经济学”框架下的一系列操作，给选民描画一幅经济复苏与增长的“远景”，借此实现短期情绪动员。这些做法非但无法解决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日元汇率困境，并使日本国债规模继续扩大。数据显示，当前日本国债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260%，远超希腊债务危机时的207%。试想一下：如果这颗“定时炸弹”未来某一天突然爆炸，谁会直接遭殃？答案显而易见，将是日本社会尤其是广大普通民众。

除了经济层面，高市以及日本右翼势力在政治外交层面也存在严重的责任缺失问题。近些年来，日本右翼政客不断渲染“外部安全威胁”，试图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实现自我军事松绑并加速强军扩武，但他们真正考虑过日本国家的长远利益以及日本社会的长治久安吗？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对外殖民侵略的执念中把国家引向歧途，最终给亚太国家乃至世界带来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痛苦。殷鉴在前，当前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操作，亟需引起世界包括日本本国民众的警惕。

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日本右翼政客为了政治私利鼓噪“外部威胁”、刻意制造对立，以此刺激日本社会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导致日本社会排外情绪加重，同周边国家民意对立加剧。这是负责任之举吗？日本在野党“令和新选组”代表山本太郎在竞选期间的街头演讲中还批评，高市一直在推动把日本自卫队当作美国后备军来差遣；日本如果继续“像殖民地一样”依附美国，未来会在东亚地区制造更加紧张的局势，甚至引发战争。对于这些，日本社会真应静下心来有所深思。

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小林鹰之“担忧”日本面临失去经济地位并“滑向二流国家”的风险，但他这番话显然是“避重就轻”了。日本“滑向二流国家”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事，还有更深的政治层面问题。以高市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不断裹挟和带歪日本国家发展路径，才是真正的风险和威胁所在。高市政府继续在错误道路上狂奔，只会加速日本滑落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