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杨振宁出席诺奖，夫人杜致礼一袭旗袍成全场焦点|杜聿明|杜致礼|物理学家|诺奖

2025年10月18日，杨振宁逝世，享年103岁。提起这个名字，更是有数不清的标签“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为物理学研究做贡献。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最“响当当”的，肯定就是1957年成为首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国人了。在这背后，肯定少不了一位女性的支持，她就是杨振宁的妻子，杜致礼。

1927年冬天，陕西米脂的杜家添了个女儿，取名杜致礼。

这家人在当地不算普通，父亲杜聿明是国民党里的陆军中将，打过大大小小的仗，从北伐到抗日都没落下；母亲曹秀清是本地富商家庭出来的，后来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是个知书达理、能扛事的女性。

那会儿社会上大多重男轻女，可杜聿明不这么想，总跟家里人说“女孩得懂道理、有见识，才不算白活”。所以杜致礼从小没像别的姑娘那样被圈在家里，反而跟着父母辗转各地，一路读了不少好学校。

1944年，17岁的她考进了西南联大附中，在这里碰到了让她记了一辈子的人：22岁的数学老师杨振宁。

杨振宁那时候刚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年纪轻轻却因为跳级、数学学得特别好，在学校里小有名气。他讲课不枯燥，不像别的老师光念课本，总能把难搞的公式讲得跟说故事似的。

为了让学生们爱上数学，他还跟大家约定：季度测验考进前三名，就自掏腰包请大家看电影。杜致礼学习本就认真，听了这话更上心，第一次测验就拿了前三。

到了看电影那天，杜致礼攥着电影票根，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坐在杨振宁旁边，连银幕演啥都没太看清。杨振宁呢，比她还拘谨，全程盯着屏幕，连余光都没敢往她那边扫，俩人整场下来都没说上几句话，可这份青涩的互动，却成了后来的念想。

1947年，杜致礼跟着当时的潮流去了美国留学，进的是宋美龄读过的韦尔斯利学院，学英国文学。那时候家里条件还不错，她不用愁学费，日子过得还算顺利。

可没成想，1948年淮海战役打完，父亲杜聿明被俘了，家里的经济来源一下就断了。韦尔斯利的学费太贵，她实在扛不住，只能转去免学费的蒙特圣文森学院。

为了凑生活费，她课余还得去餐厅洗盘子、整理图书。后来她跟朋友聊起那段日子，说最苦的不是吃不上好的、穿不上新的，而是每天翻报纸，就想找找有没有父亲的消息，可每次都只有零碎的报道，连父亲是死是活都不确定。

那种心里没底的滋味，比饿肚子还难受。

1949年的一个周末，杜致礼揣着几块零钱走进普林斯顿的中餐馆，那时候她总来这儿吃碗面，解解乡愁。

刚要开口点单，目光扫过窗边，手里的菜单“哗啦”一下滑到桌上：坐着的竟是杨振宁！他正低头看着本厚厚的学术期刊，面前摆着半碗没动的炒饭，连有人靠近都没察觉。

“杨老师？”杜致礼试探着喊了一声。杨振宁抬头愣了两秒，随即站起来，眼里满是惊喜。异国他乡的这声招呼，像把两人过去的师生缘又续上了。

那时候杨振宁已经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穿着挺括的衬衫；杜致礼刚从蒙特圣文森学院毕业，虽日子拮据，却比中学时多了份韧劲。

从那以后，两人常约着见面。周末去中央公园散步，聊起西南联大的日子。她记得他当年请前三名看的黑白电影，他记得她笔记本上工工整整的公式；也会去图书馆，她读英国文学，他看物理著作，偶尔她还会帮他把枯燥的理论，编成小说里的小故事，逗得他笑。

1950年8月，两人在普林斯顿的小教堂办了婚礼。场面不大，就几个朋友到场，证婚人是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这位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笑着说：“你们俩的缘分，比物理定律还让人惊喜。”

婚后，杜致礼把重心放在家里。杨振宁一门心思扑在“宇称不守恒”理论上，常常泡在实验室。

1951年长子杨光诺出生那天，杜致礼在医院疼得满头汗，杨振宁赶过来时，手里还攥着写满公式的草稿纸，领带歪歪斜斜的，急得话都说不利索。

平日里，她白天带孩子、洗衣做饭，晚上等杨振宁回来，还会帮他整理文献资料，把重要的内容用红笔标出来。邻居太太常说：“半夜起来倒水，总看见杨家客厅亮着灯，杨先生趴在桌上写东西，杨太太要么在旁边叠资料，要么去厨房煮咖啡，那香味能飘半条街。”

1957年10月，杜致礼正围着围裙做菜，电话突然响了。听筒里杨振宁的声音带着颤：“致礼，我们成了！诺奖！”她愣了好几秒，眼泪“唰”地就下来了，连围裙都没摘就跑去跟邻居分享。

去瑞典前，她特意找裁缝做了件白色旗袍，反复跟师傅叮嘱：“要素雅点，别太花哨，得让外国人看看，咱们中国女人的样子。”

1957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中，当杨振宁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手中接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奖章时，全场掌声雷动。

随后的晚宴上，另一个身影同样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身着白色旗袍的杜致礼。她正优雅地挽着国王的手臂步入宴会厅。那一刻，独属于东方女性的温婉与坚韧，在整个国际舞台上，绽放出十分夺目的光彩。

《泰晤士报》的记者后来写道：“这位中国夫人的旗袍造型，展现了东方美学。”

杨振宁在物理界站稳脚跟后，家里的日子也渐渐安稳了下来，但杜致礼没把自己困在“科学家妻子”的标签里。她总说：“日子得有自己的乐子”。

那段时间，她常常跟着书自学雕塑和油画，客厅角落摆着她捏的陶瓷小摆件，有憨态可掬的小猫，还有带着陕西特色的兵马俑缩小版；墙上挂着她画的静物画，苹果、花瓶摆得整整齐齐，连杨振宁都常笑着说：“家里多了股艺术气，比满墙公式热闹多了”。

1966年全家搬到纽约后，杜致礼还在石溪大学找了份教中文的工作。

她讲课不照本宣科，讲《红楼梦》时，总把复杂的人物关系拆成家常事。说黛玉葬花，她会指着窗外的落叶说：“这就像咱们想念家乡时，给老物件找个妥帖的地方，是心里的念想；说宝玉和姐妹们作诗，就像咱们凑在一起聊家常，热热闹闹才有意思。”

美国学生听得眼睛发亮，课后总围着她问“中国的过年习俗”“陕西的面食怎么做”。

1972年，杜致礼跟着杨振宁第一次回国，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她跟周总理聊得很投机。看着满桌安徽菜，她笑着打趣：“总理，您给振宁安排了安徽厅，满桌子都是他家乡的味道，我可是陕西来的，啥时候也能有个陕西厅，让我尝尝油泼面呀？”

周总理一听就乐了，摆着手说：“没问题！下次你们再来，咱们专门找个陕西厅，让你好好解馋！”这话逗得满桌人都笑了，原本还有些拘谨的氛围瞬间热络起来。

后来每次回国，杜致礼必去西安碑林。她总带着笔墨纸砚，找块干净的石头坐下，趴在石碑旁一笔一划临摹。手指蹭得满是墨汁，衣服上也沾着灰，她却不在意，边写边跟身边人说：：

“这些字刻了几百年，每个笔画里都藏着老祖宗的故事，我多写几笔，就像多跟家乡聊了聊天。”

可岁月不饶人，到了90 年代，杜致礼的身体慢慢垮了。先是眼睛看不清，做了白内障手术；后来手脚越来越不灵活，被查出帕金森症；2001年，又查出了软组织肿瘤。

那时候，杨振宁把大部分学术会议和研究都推了，天天守在家里照顾她。早上帮她穿衣服、读报纸上的新闻，晚上坐在床边给她按摩胳膊腿，俩人就着台灯，慢慢回忆西南联大的日子，说当年看电影时的紧张，说在美国餐馆重逢的惊喜，话不多，却格外安稳。

2003年10月19日，杜致礼在杨振宁怀里安详地走了，那年她76岁。

葬礼上，杨振宁一直握着她的手，指节都泛了白。旁人想劝他放宽心，他只是轻轻摇了摇头，半天没说话，阳光落在他身上，身影看着格外孤单。

2004年底，距离杜致礼离世刚过一年多，杨振宁要和翁帆结婚的消息一出来，立刻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焦点。有人说他“刚走了老伴就找新人，太薄情”，还有人揣测翁帆“图名图利”，各种声音闹得沸沸扬扬。

对于这些声音，杨振宁也只是说：“致礼走后，家里就一下子空下来了，我常常对着她的照片发呆。”其实，人到晚年，想要的也只不过是有人陪伴，能一起过上普通、平淡的日子罢了。

翁帆面对这些议论，倒显得平静。后来她跟朋友聊起，说：“我一开始就知道外界会说闲话，但我见过杨先生对着杜致礼的照片发呆，也见过他一个人在家，连碗热汤都没人煮。他做学问的时候特别专注，可生活里就是个普通老人，我心疼他这份孤独，也佩服他一辈子钻研物理的认真，这跟名和利没关系。”

这段差了54岁的婚姻，一开始没少受质疑，可日子久了，大家慢慢看到了不一样的画面：在清华园里，翁帆会牵着杨振宁的胳膊，慢慢走在林荫道上，碰到学生问好，两人会一起笑着点头；去参加学术会议，翁帆会提前帮杨振宁准备好眼镜和水杯，坐在旁边静静听着；家里的小事，比如买什么菜、整理书架，两人也会商量着来。

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倒像一对过了多年的老夫妻，透着一股子安稳。

现在再想起1957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那个夜晚，杜致礼穿着一身白色旗袍，挽着瑞典国王的手臂走进宴会厅，举止大方，眼里有光。那时候的她，不仅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妻子”，更是杜致礼自己：一个有学识、有韧性，把日子过出滋味的中国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