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征祥，字子欣，一作子兴。1871年6月12日出生于上海。
其父陆云峰原籍江苏太仓，鸦片战争时期来到上海，迫于生计入教，成了伦敦外方传教会的一名信徒，其母吴金灵早逝，陆父每天出入于大街小巷叫卖圣经，并散发图片、传单，俩人相依为命，父亲的影响潜移默化，培养了陆征祥奇特的宗教观。
陆云峰在痛失爱妻之后，终生未再续娶，陆征祥在父亲的教养下也长大成人。
童年时，他即入私塾读书，13岁时由父亲送入上海官府所办的新式学校——广方言馆受教育。
父亲陆云峰希望儿子日后能成为一名有稳定收入的邮政办事员，为陆征祥选择了外语作为主修，师从法国老师Adolf Bottu先生，专修法语。
Bottu先生是一名优秀的法语教师，学生们的良师益友，在宽松愉快的学习环境下，陆征祥法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当时，广方言馆为提高学生的中文水平，还开设了中文课程。不论是学习法语还是诵读《大学》、《中庸》等儒家著作，陆征祥都十分刻苦，从不松懈，这也影响了他后来的一言一行。
1890年夏，陆征祥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广方言馆毕业，并以第四名的身份被保送至京师同文馆继续学习。
京师同文馆是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附设的一所专为清政府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的新式学校。在这里，陆征祥师从Charles Vapereau先生，继续攻读法语和法国文学，法语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
当时，陆征祥没有“学而优则仕”的想法，也没有想到学习法语会使自己的将来发生什么变化。
对自己的未来只是想：从同文馆毕业后，找一个机会出国留学，回国后到邮务管理局工作，奉养父亲。
他根本没有想到日后会长期在清政府驻外使馆工作，继而又成为北洋政府最早的外交官之一。
1892年年初，清政府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景澄回国休假期满。临行前，他呈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选派同文馆的学生到圣彼得堡担任翻译。
经过严格的挑选，陆征祥被派到圣彼得堡担任四等翻译官。
在赴俄国前，陆征祥和陆云峰都以为仅仅是出国进行一番历练。孰知，当时的驻俄公使许景澄十分欣赏陆征祥，有意培养他。
许景澄留心洋务，是晚清大臣中较为开明且有抱负的一位。他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因缺乏精通外语、熟悉西方外交的人才而屡次受外国的欺辱蒙骗，也真切地体会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因而时刻留心可造之才。
陆征祥聪明好学、沉静稳健，很快引起了许景澄的注意。后来，陆征祥正式拜许景澄为师，学习外交知识和礼仪。
许景澄对陆征祥一生的影响颇深，他曾经说过：
“没有他，我决不会成为外交家，以后也决不会成为修道院修士和教士。”
许景澄出使欧洲四国时，亲眼目睹了天主教会的势力渗透到欧洲社会各阶层，并且成为欧洲文化难以分割的一部分，就以自己的观感教导陆征祥说：
“欧洲的力量不在于它的武力，亦不在于它的科学，而在于它的宗教。
在你的外交官生涯中，你将有机会观察天主教。它有各种宗派和不同教会，你选择其中最古老的宗派，进而研究它的学说，实践它的戒条，观察它的管理方法，紧跟它的一切事业。
将来有朝一日，你结束了外交生涯后，可能有机会进入这教会，成为这教会的入门弟子，遵守教会的内心生活从而掌握其中的奥秘。
当你掌握天主教会的核心力量后，你要带回给中国。”
实际上，许景澄本人并非天主教徒，但却教诲陆征祥要笃信天主教，而这一奇特的宗教观成了陆征祥后来栖身比利时修道院的推动因素，也是他萌生宗教救国思想的起因。
对于清王朝，许景澄则抱着一种改良主义的态度。他对陆征祥说：
“对正在衰亡中的制度，你绝对不要加以留恋，更不要追随它，也不要谴责它；但要恪尽自己的职责”，“一俟时机到来，就进行改革。”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清廷派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把中国领土台湾本岛及其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
许景澄视之为奇耻大辱，叮嘱陆征祥千万不要忘记国耻。后来，陆征祥担任北洋政府首任外交总长时，曾请林纾(琴南)写“不要忘记马关”六字，装裱后，悬挂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以示牢记恩师教诲。
陆征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897年，许景澄奉召回国，次年即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1899年，义和团兴起。第二年7月，他以“主和”的罪名，被杀于北京菜市口。
当时，陆征祥正随驻俄公使杨儒奉旨与沙俄外相进行收复东三省的谈判，得知恩师被杀，不禁大恸。
后来，陆征祥担任清廷驻荷公使时，曾拿出1个月的俸禄，定制了印有许景澄头像的银质纪念章，分赠给荷兰女王、奥匈皇帝、沙皇以及不少中国的知名人士，以此来纪念恩师。
1931年，为纪念恩师遇难三十周年，身在比利时圣安德鲁修道院的陆征祥撰文纪念许景澄，还将祭文译成英、法两种文字并附许的照片，自费刊印成册，在欧洲广为散发。
在许景澄的提拔下，陆征祥步步升迁，在驻俄使馆的十余年里，历经三等翻译，由四等翻译官升为二等翻译官，再升为三等参赞。
1905年，陆征祥被清廷派为驻荷兰公使，步入高级外交官行列。任职期间，他曾以清朝全权大臣的身份出席世界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
在圣彼得堡任职时，陆征祥认识了培德女士。
培德女士是比利时人，1855年出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是一位将军的孙女，其父是国王肋阿波一世的侍从武官、陆军上校。
由于血统的关系，培德体格健壮丰满，具有刚毅洒脱的军人气质，谈吐风雅。
当时，培德跟随亲戚、比利时驻俄国公使勒海来到圣彼得堡游玩。她经常出入各种宴会、舞会，以舞姿优美而倍受外交官们的青睐。
陆征祥就是在一次舞会上，凭借优雅的舞姿和非凡的气度赢得了培德的芳心。多次交往后，陆征祥与培德双双坠入爱河，决定结为终身伴侣。
但是，这一决定招致多方反对。当时，陆征祥28岁，培德已经44岁，双方年龄上的差距，出身、经历的不同都使亲友们感到不可理解。
恩师许景澄来信告诫说：
“中国风气未开，连外国东西都视为洪水猛兽，何况娶外国女子；中国家庭的攀篱，非外国人可闯入。
日后弄得夫妻不睦，家庭不快乐，影响个人前途，不如割一时之爱，以绝后患。”
然而，各方的反对并没有使陆征祥和培德退却。1899年2月12日，俩人在俄国圣彼得堡的圣加利纳大教堂举行了婚礼。
陆征祥曾说过:
结婚是我生平唯一不听恩师教诲的一次。
婚后，培德深明大义，长年居住在俄式官邸里，从不陪同陆征祥出入任何外交场合，只是在家洗衣做饭，过着家庭主妇的生活，充当陆征祥的贤内助。
直到1905年11月，陆征祥升任清廷驻荷兰公使，才带着培德来到了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
这时，出身名门，举止优雅，谈吐不凡的培德，以她见多识广、善于交际的才华，将陆征祥带入了西欧人的交际圈，进入了上流社会，帮助陆征祥打开了外交局面，也使他成为清末著名的外交家。
在陆征祥的心目中，夫人培德的地位是跟父母和恩师同等重要。他曾说：
“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栽成我者吾师也。”
陆征祥与培德按天主教的礼仪结婚。婚后受到培德的影响，1911年，陆征祥由信仰基督教改信天主教，与其信奉同一个宗教，心心相印，并和几个官员一起，剪掉了长辫，以致回国休假时，不得不戴上一条假辫。
1905年，陆征祥调升清廷驻荷兰公使前，沙皇尼古拉二世曾打破只有驻俄公使离任时，才由沙皇赠授勋章的惯例，破格接见了陆征祥，俄后也莅临参加。
沙皇表示希望陆征祥重来圣彼得堡任公使，并授予他圣斯坦尼斯拉斯勋章。11月，踌躇满志的陆征祥离开了圣彼得堡。
以前，清政府并未专门派出驻荷兰公使，驻荷公使一职均为兼使。因此，陆征祥1906年到任后的首要任务是筹建荷兰公使馆。
他认为，公使代表国家，因此筹建的公使馆极为讲究，室内的陈设是专门在国内订购的桌椅、瓷器和字画。
荷兰地势偏低，气候潮湿。各国外交官每年都要抽出两三个月赴别国避暑避寒。陆征祥本来就体弱多病，公务繁忙，又使他更加劳累，也需要定期休息疗养。
恰好，培德夫人熟识的一位比利时建筑师在瑞士罗珈诺刚造好两座小别墅，陆征祥就以6万法郎购得一座，并以培德母亲的名字命名为“益达别墅”。
陆征祥夫妇在别墅的园中种了5棵松树，分别起名为：父母松、慕亲松、许师松、培德松和中华松。他们还在每棵树上都挂上了一个制作精美的磁牌，以示纪念和区别。
陆征祥到任后不久，荷兰公使馆即迎来一位不速之客，那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的维新领袖康有为。
还在圣彼得堡时，陆征祥就曾经听恩师许景澄提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许景澄说：
“革命党人都是为国作事，因为国家不好，爱国的人才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亡国外，周游列国后抵海牙，他在求见陆征祥时说：
“我足迹遍天下，颇愿往沙俄一游。前在巴黎，驻法公使不肯签发护照。素仰阁下以维新、开明著称，当能慨予颁发赴俄护照。”
陆征祥听罢，不胜惊讶，立即答道：
“君将自投罗网，送进虎口吗？当我在俄都时，西太后曾下谕驻各国使臣，要求驻在国政府如发现康、梁即予逮捕，移交中国。
各国都以国际公法不允许引渡政治犯而加以拒绝。独沙俄政府为了结好清廷，宣称：
俄国将打破国际惯例，一旦康、梁入境，当即拘捕并移交中国政府。”
康有为听后很是感动，取消了沙俄之行的计划，并视陆征祥为救命恩人。还特地撰写长联一首，讴颂陆征祥，并写成手卷以赠。
在陆征祥的精心安排和努力下，驻荷兰公使馆的各项工作都有条不紊，并且渐渐地走上了正轨，外交局面也渐次打开。
1907年4月，陆征祥被清政府委派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1907年6月15日至10月18日召开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
奇怪的是，在中国代表团的名单上，仅次于陆征祥的中国代表竟是美国人约翰·沃森·福斯特。
福斯特曾是美国第二十三任总统本杰明·哈里森的国务卿。1895年，被李鸿章聘为清政府顾问，协助李鸿章同日本谈判签署《马关条约》。
更为奇怪的是，福斯特不仅担任出席第二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还把他疼爱的外孙，当时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年仅19岁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作为中国代表团秘书，担任礼宾工作，同时还兼任大会的翻译。
在参与国际事务时，清朝政府不得不借重洋顾问这一点，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落后于西方世界，还处在一种蒙昧的状态下。
在海牙和平会议上，陆征祥发表了几次成功的演讲，为自己赢得了国际上的赞誉，同时也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中国新一代的外交官正在崛起。
陆征祥的表现，也是中国在重大国际会议上史无前例的举动。更值得一提的是，陆征祥和一些弱小国家的代表联合起来，与大国抗争，最终确立了按罗马字母顺序排列国家的方法，这在当今世界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陆征祥到荷兰任公使后，鉴于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华侨众多，就向荷兰外相范·戴提出中国政府拟在荷属东印度设立领事馆，以便保护华侨的权益。
但是，范·戴以荷兰殖民部坚决反对与中国订立领事条约为由，拒绝谈判。多次交涉均未成功，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召开，谈判一事即告中断。
海牙和平会议闭幕后，陆征祥继续担任驻荷公使。他继续提出恢复领事馆谈判的要求，但荷兰外交部仍坚持反对的立场。
于是，陆征祥向清政府建议把他召回，理由是领事条约的谈判既然无法进行，在海牙无常设使馆的必要，荷兰方面这才开始恐慌起来。
适荷兰新外相范·史文迪伦上任，他曾任荷兰驻俄公使，与陆征祥有良好的私人关系，陆征祥遂利用这一点，由其向顽固不化的殖民部施加压力，最后终于决定把谈判移在北京进行。
随后，陆征祥仍作为驻荷公使，被清廷任命为议约全权大臣，与荷兰驻华公使贝拉斯谈判。
1911年5月8日，《荷兰领地殖民地领事条约》终于在北京签订。此次谈判的成功，充分显示了陆征祥不凡的外交才能。
《荷兰领地殖民地领事条约》签订后不久，陆征祥离开北京，踏上了返任的旅途，回到海牙办理互换条约批准书的手续。
陆征祥刚到海牙，又被清政府任命为驻俄国公使。于是，在离俄4年后，陆征祥又回到了圣彼得堡。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燃起了反清的起义烈火，火势旺盛，很快燃遍了全国，清王朝的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圣彼得堡，陆征祥密切地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变化。
很快，时局发展到南北议和的阶段。这时，陆征祥接到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的密电，嘱其联合驻外使节，电促清帝溥仪退位。
陆征祥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便召集驻俄使馆全体人员商议，但除了参赞王广祈外，其他人员一致反对发电。
实际上，陆征祥对腐败的清王朝早已不满，加上他自己长期驻外工作、生活，目睹了西方共和的方方面面，因此对中国走向共和举双手赞成。
于是，陆征祥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联合驻荷公使刘镜人，于1911年12月31日发电促请清帝退位。电文说：
“方今运遭阳九，海内分崩，既时势已所趋，宜大计之速定。”希望清廷“不以一人位置，涂炭海内生灵”。
此后，陆征祥的态度更加积极。南北议和陷入僵局后，陆征祥于1912年1月19日再次发电，表示希望清帝“速断宸衷，慨从众愿”。
在他的影响和鼓动下，中国驻意、日、俄、英、奥公使相继电促清帝退位，宣布响应共和。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王宠惠为临时政府外交总长。
2月12日，清帝溥仪迫于内外压力，终于接受了优待条件，正式宣布退位。
南北议和的结果是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
3月25日，唐绍仪到南京组阁，任命陆征祥为外交总长。29日，参议院通过内阁名单后，已卸任的王宠惠立刻电催陆征祥回国。
陆征祥则回电称精力、才力不足应付时艰为由坚辞，袁世凯也来电催他回国就任，他仍回电拒绝。
副总统黎元洪发出措辞激烈的电文，说他逍遥国外，应早日回国任职。接着，唐绍仪又来电说：
“既曾劝清廷退位，则系赞成共和，今民国选为第一任外交总长，仍再三电辞，于理不合。”
最后，夫人培德也劝他不妨回国就职。于是，陆征祥向袁世凯提出三项条件：
第一，外交次长应为一谙英文者(因陆仅谙法文)，并提名颜惠庆为外交次长；
第二，外交部不向他部荐人，他部也不向外交部荐人；
第三，外交部应归陆征祥指挥，别人不得干涉。
袁世凯接受条件后，他决定回国担任外交总长一职。谁知，陆征祥竟相继做了九任外交总长、两任国务总理。
回国途中，他绕道巴黎和布鲁塞尔，搜集了法国、比利时两国外交机构的若干资料，并实地考察了两国外交活动的情况，以便帮助改革中国外交行政。
1912年5月，陆征祥回到北京，正式就任外交总长，随即依照西方国家外交部的模式，着手改组中国的外交机构。
他凭借多年在欧洲工作积累的经验，对清朝官场中留下来的陈规陋习进行了清理，按照西方国家外交部的模式，拟订了新的外交部组织法，并据此制定了《外交部官制》。
根据《外交部官制》，中国设总长、次长各一名，日常事务由一厅四司一室负责，即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参事室。
之后，陆征祥又把驻外使领馆改为专业机构，规定使领馆人员一律由职业外交官充任。为培养职业外交官人才，陆征祥还规定了三项原则：
一是建立外交官考试制度，根绝请托、徇情、用人唯亲的恶习；
二是厉行省际考试制度，务使全国应考生共处一堂，以期树立全国统一的思想；
三是应尽量选择留学国外，谙熟各种外国语的人才，以应付外交业务的需要。
陆征祥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新组成的外交部缺员150名，袁世凯的侄儿也在被裁的一批人当中。
当时，外交部里有一余姓厨师，曾大得慈禧之宠，当年李鸿章亦怕他几分，李曾考虑用西宴招待外宾，余不干，李只好作罢。余姓厨师还向当时外务总理施压，委任自己的儿子任部里的秘书。
民国成立后，余厨师发现新外长行事与前清老爷大不同慌了神，便带了几十只火腿送到陆外长家，却被告知赶快带着火腿走。
余厨子离开外交部一事不但在国内让知情人称快，连西班牙等国报纸也当新闻刊出，被看成是中国外交部改革的风向标。
对北京政府外交行政的改革，是陆征祥生涯中最辉煌的业绩之一。他认为:
自己对外交行政的改革，是为了实现恩师许景澄的遗愿。
尽管陆征祥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有一件事却无法按国际惯例行事。
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各国驻华使馆集中于东交民巷，称“使馆区”，不准中国人居住。一切事务由外交使团自己管理，中国政府不得干涉，形成了北京城里的“国中之国”。
各国使馆遇有关系利害的问题时，动辄集体开会讨论，提出联合签名的照会，与中国外交部相对抗。
按照外交惯例，外交部如有必要，可由部长或相应官员召见外国使节。
但北京则不然，只能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在外交部设秘书4人，专门走访外国使节，类似联络官。
陆征祥对此虽痛心疾首，却也无可奈何，他对外交行政的改革，也并不能改变中国低微的国际地位。
在民国初期激烈竞争的政坛上，陆征祥算得上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谨遵恩师许景澄的教诲，决心尽一切可能不卷入国内政治的漩涡。就连袁世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善于玩弄权术的人也对其另眼相看，觉得他是一个可资利用的人物。
袁世凯和内阁素有冲突，袁与唐绍仪之间的矛盾也日趋白热化，1912年6月15日凌晨，唐绍仪悄然弃职，出走天津。
6月17日，唐绍仪向袁世凯提交了因病请假，赴津治疗的呈文，袁世凯随即任命陆征祥代理总理一职。
陆征祥出任代总理后，一切政令均听命于袁世凯，用他所谓的“超然主义”，尽力辅佐袁，成了袁世凯搪塞各方责难的棋子。
6月29日，袁世凯正式向参议院提交了咨文，提出陆征祥“既知中国固有之情势，又知外国政治发达之趋向，与共和民主之精神”，并提名由他出任内阁总理，组织“超然内阁”。
最后，经参议院投票表决，陆征祥当选民国第二任内阁总理。
7月1日，陆征祥走马上任。7月2日，同盟会阁员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王正廷到总统府向袁世凯亲递辞呈，7月10日又致函陆征祥，表示7月14日起即不到部视事。
这样一来，陆征祥就必须重组内阁。7月18日，袁世凯要他代表总统向议会宣读增补阁员的名单。这是陆征祥就任总理以来，第一次到参议院与议员们见面。
岂料，这位职业外交家只有面对面谈判的经验，而缺乏欧洲政治家向国会陈述政见时那种侃侃而谈的能力。
他没有预备发言稿，就匆匆忙忙赶到议会，一眼看到数百名议员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地射向自己，竟然吓呆了，把补充阁员名单比做宴会开菜单，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无伦次，引起全场哗然，所提名单均遭否决，不得不辞职。
于是，袁世凯便任命其心腹赵秉均为总理，梁如浩任外交总长，暂时安置陆征祥为总统府高等外交顾问“虚衔”。
此时，陆征祥真是“无官一身轻”，与夫人培德在北京金鱼胡同的家中尽情地享受难得的悠闲时光。
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认为这是推行扩张政策的大好时机，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蒙古。
刚上任的外交总长梁如浩无法应付，愤而去职，袁世凯随即重新起用陆征祥为外交总长。
自1912年11月15日至1913年9月4日，陆征祥与沙俄驻华公使共谈判20余次，才获得一个较为妥善的方案：
中国对外蒙拥有宗主权，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外蒙对内有充分的自治权。
实际上，中国默认俄蒙密约有效，使外蒙纳入沙俄的势力范围。
此草约签订后，俄国公使却单方面推翻前议，另提新的交涉条款，这种不顾国际外交准则，背信弃义的做法，使陆征祥异常愤怒，于是再次辞职。
于是，袁世凯又令孙宝琦继任外交总长，继续与沙俄谈判，并于1913年11月5日，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规定:
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
中国除了一个空洞的“宗主权”外，几乎丧失了对自己领土外蒙古的一切权利，这个协议有些部分还不如陆征祥与俄方达成的草约。
经过中俄外蒙古谈判后，陆征祥仅担任北京政府国务会议成员。那时，他心力交瘁，遂向袁世凯请假6个月，全家前往瑞士休养一段时日，顺便陪夫人培德回家乡看看。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日本以英日同盟为借口，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撤出包括胶州湾在内的青岛租借地及其周围地区。同时日军出其不意，从山东烟台、龙口登陆，进袭青岛。
袁世凯认为中国既无法彻底保持中立，只得仿照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划出交战区，而在交战区以外仍保持中立。
战事平息后，袁世凯与日本侵略者交涉取消交战区，并请日军自山东半岛撤退到胶州湾租借地，但日方对此毫不理会。
1915年1月16日，北京政府再次照会日本，要求日本军队退出中国。
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从东京返任，以取消山东交战区相要挟，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袁世凯当即召集外交部长孙宝琦、总统府秘书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和外交部次长曹汝霖4人开会，决定不能笼统并商，而要逐项逐条讨论，以拖延时间，争取列强的同情和支持。
岂料，孙宝琦与日置益谈判时，竟对“二十一条”要求笼统商议，大发议论，完全违背了袁世凯拖延谈判的策略。
袁世凯大为不满，免去了孙宝琦的职务，重新起用陆征祥为外交总长，负责与日谈判。
陆征祥深知这是一个艰难的、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但也只能勉为其难，挑起了这副重担，这也铸成了他一生中最痛心疾首的历史。
中方参加谈判的是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方为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书记官高尾亨。
日本要求天天谈，中国则要求每周谈1次。最后采取折中办法，每周谈3次。
每次谈判开始，陆征祥便吩咐上茶献烟，并尽量拖长时间。日置益知道这是中国人款待宾客的礼节，尽管心急如焚，却也无可奈何。
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来要挟，逼迫中国在48小时内签约，袁世凯被迫同意。
“二十一条”中，除第五号中的第七条“容后商议”外，其余各条都接受，交涉最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5月8日黄昏，陆征祥急匆匆地赶到一家德国医院，顾维钧因疲劳过度而发高烧，已在这家医院住院两天。
在大夫的特许下，顾维钧连夜起草一项政府声明。由他口述，澳记者端纳记录，从晚上9时30分起，一直到次日凌晨3时才脱稿。再由外交部译成中文，由陆征祥送呈袁世凯审阅。
得到袁世凯的批准后，陆征祥吩咐正式誊写，并于5月9日亲自送到日本使馆，面交日置益。
5月17日，陆征祥以外交部的名义，全文发表了一份顾维钧起草的声明，向中外宣告了中日交涉的始末。
5月25日，陆征祥无可奈何地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代表日置益在“二十一条”上签了字。
签字后，举国震惊。陆征祥一时为国人痛骂，被指责为卖国贼。陆征祥自知签署“二十一条”出卖了国家利益，自己成了民族的罪人，无颜面对国人，常常自责，直到晚年也一直为此事耿耿于怀。
他曾向访客出示过一张保存的“二十一条”签字后的报纸，并说：
“这是一件碎心的事。每年我们都有一个纪念日，在这一天我常要流泪。”
袁世凯复辟帝制初始，陆征祥采取消极态度，但后来终究经受不住袁世凯的劝说，于1915年10月27日以外交总长兼代理国务卿。12月21日，又正式出任国务卿兼外交总长。
这时，袁世凯已成为洪宪皇帝，陆征祥则成了洪宪帝制时代袁世凯的第一位国务卿，这同签署“二十一条”一样，也成为陆征祥一生的污点。
1916年3月22日，陆征祥以体弱精力不济为由，坚决辞去国务卿一职。5月17日，又以病假方式辞去外交总长一职。
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郁而死。袁世凯死后，陆征祥回到北京，继续担任外交总长。
1917年2月28日，陆征祥以总理段祺瑞代表的身份，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访晤英、俄、法、日、比、意、葡7国公使，商谈中国参战问题。
12月1日，陆征祥受内阁总理王士珍之邀，出任外交总长。1918年3月29日，陆征祥又出任了段祺瑞内阁的外交总长。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以战胜者的身份，被邀请出席巴黎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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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征祥奉北洋政府徐世昌总统之命，以外交总长的身份，率团(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五人组成)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
12月1日晚，陆征祥及其随员登上专车启程。
由于中国当时尚未正式被各帝国主义列强邀请派员参加巴黎和会，为了慎重起见，陆征祥是以外交总长的身份请假赴欧。
当时，海上交通困难，欧亚航线较少，陆征祥等不得不出山海关经东北、朝鲜到日本，然后从日本的横滨登轮横渡太平洋，途经旧金山、纽约，再穿过大西洋，最后抵达法国。
途经日本时，陆征祥亲身携带的绝密文件箱被日本方面偷走，箱子里是中国关于东北、山东、蒙古、西藏等问题的绝密外交文件，此事非同寻常。
经过慎重考虑，陆征祥向北京外交部发电告，嘱咐重抄一份，避免了日本在此事上为难中国。
1919年1月12日，陆征祥一行经过一波三折，终于到达巴黎。
巴黎和会期间，陆征祥坚决要求归还被德国强占的中国山东的权益，但是遭到列强的拒绝。
1919年5月6日，和会全体会议召开，宣读了对德和约草案全文。陆征祥以中国首席代表的名义，当场发表了如下讲话：
中国全权对于三国会议决定之山东问题之解决办法，不得不表示深切之失望。我个人深以为遗憾，此种失望，全国人民亦所同感。窃思此种办法似未考虑法理及中国之安宁。
中国全权坚持至今，其理由已向三国会议正式提出抗议，希其修正。倘不负我人之切望，中国全权对于该项条款不得不声明有保留之义务，并请将本全权之上述声明记入议事录中。
此后，中国代表团遵循“无保留，不签字”的政策，四处奔走，而国内五四运动的风暴愈演愈烈，留法学生也每天成群结队地前往中国代表团总部施压，要求他们明确保证，如不被允许保留，则拒绝签字。
6月24日，徐世昌在英、法、日的压力下，曾密电陆征祥，命令他在和约上签字。
6月27日晚，即“巴黎和约”签字前夕，几百名中国留学生、华侨和工人代表包围了陆征祥所住的圣克卢医院，不许陆征祥派人前往签字。在顾维钧出面声明“不允保留，决不签字”后，人们才渐渐散去。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就在对德和约签字仪式进行当中，一份说明中国代表拒绝到会签约缘由的声明文件送到了各国代表团手中，巴黎的各报馆也在同一时间收到了同样的声明文件，声明中写道：
因感觉大会对山东问题解决办法之不公道，中国代表团曾于1919年5月4日对最高会议提出正式抗议，并于5月6日声明保留。
中国全权既尽调和之全力，卒未得达，中国全权为维持国家体面计，百方勉力，终被拒绝，此对于国家及国民之义务不得不遵循也。
与其承认违悖正义公道之第156、157、158三条款，莫如不签字。
中国全权之举实出于不得已，惟有联合国团结上有所损失，殊觉遗憾。然舍而外，实无能保持中国体面之途，故责任不在中国，而在于媾和条款之不公也。
媾和会议，对于解决山东问题，已不予中国以公道，中国非牺牲其正义公道爱国之义务，不能签字，中国全权愿竭诚布陈，静待世界公认之裁判。
当日，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四代表联名电告政府并引咎辞职。
实际上，陆征祥在5月14日致外交部电中已经表明心迹说：
“祥1915年签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惟未奉明今免职以前，关于国际大局当然应有责任，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论尤可畏。”
由此可见，他当时已经决定破釜沉舟了。后来在《回忆与思考》中，陆征祥亦指出：
“我自觉有义务不再服从政府的命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
1919年末，陆征祥由巴黎经意大利回国。船到吴淞口，岸上有几千名群众，举着大旗，上书“不签字”，手持小旗，上书“欢迎不签字代表”。
当群众听说船不在吴淞口靠岸时，又赶回上海欢迎。当晚，陆征祥等人乘专车北上，沿途都有群众欢迎，受到了凯旋英雄般的接待，这才开始明白民心不可侮的道理。
回到北京，陆征祥以“病躯恐误外交”为由，毅然辞去了外交总长的职位，退出政界。
卸去了身上的职务，陆征祥的一桩桩心事渐起。以前公务繁忙，没有顾上尽孝道，现在决定弥补心中的遗憾。
于是，陆征祥在北京西城天主教人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的墓地附近，一个名叫“栅栏”的地方(今阜成门外马尾沟)，购置了半公顷坟地，修筑了一座墓园，题名为“慕庐”。
落成后，陆征祥于1920年11月初，亲自到上海，将祖母及父母的遗骸换装新棺，运往北京，于11月14日正式迁葬于“慕庐”墓地，从此放弃政治生涯，终老于“慕庐”，与父母永久相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身体一向健康的培德1922年年初突然患上了高血压、脑溢血症，在北京疗养，毫无起色，医生建议陆征祥带培德前往欧洲养病。
于是，他决定前往瑞士罗珈诺湖畔他以前购置的益达别墅。
但是，由于手头拮据，无法成行，只好重新到外交部任职，北洋政府原打算委任他为驻法公使，但其坚辞不就。
适逢原驻瑞士公使汪大燮调任驻日公使，北京政府即任命陆征祥为驻瑞士公使，遂了陆征祥的心愿。
1922年10月，北京政府又任命陆征祥兼任出席国际联盟大会的代表。此后，陆征祥还以北京政府代表的身份，在1922年、1923年及1924年中，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第四、五、六届国际劳工大会。
培德因老年肥胖，即使在气候宜人的瑞士，病情也没能得到控制，反而一天天地严重起来。陆征祥每天为爱妻祈祷，希望天主能让奇迹发生，使培德重获健康。
然而，医生断定培德的病已经无药可救，陆征祥得知实情后，悲戚万分。
1926年4月16日，培德安然谢世，享年71岁，结束了她与陆征祥27年的恩爱相伴，在中西婚姻史上谱写了一段令人称颂的佳话。
夫人培德去世后，陆征祥开始考虑人生的何去何从。这时，他收到北洋政府代理总理杜锡珪的电报，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已经开始，北洋政府处于危难之中，希望陆征祥能回国组阁，借他的名望平息战争，以保北洋政府的地位。
此时的陆征祥已经厌倦了官场的生活，不愿再涉足其间，不但拒绝了杜锡珪，而且也断了曾经想回国的念头。
一次，他登上了阿尔卑斯山，在高高的雪山上，顿感心灵无比纯净，回想自己多年来的经历，忽然想起恩师许景澄要其进修道院的教诲，于是下定决心皈依宗教。
1927年5月，陆征祥辞去了驻瑞士公使馆的职务，将夫人培德的灵柩运回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将其安葬于皇族肋更陵园内，使夫人魂归故土。
行前，他还去拜访了夫人生前的神师孟宁克司铎，表示自己愿意弃俗归院，以了余生。
6月7日，陆征祥在孟宁克的陪同下，前往布鲁日本笃会圣安德诺隐修院，晋谒该院院长南文主教，南文主教接受了陆征祥的请求。
一个月后，陆征祥正式入院，但仍被安排留居该院宾馆三个月，以便观察和体验本笃会修士的生活习惯，考验他的决心。
10月，陆征祥被批准进入修士试习班，举行了圣安德诺隐修院建院以来从未有过的“更衣礼”仪式——为一位来自中国的老人行“更衣礼”。院长南文主教亲自主持仪式。
陆征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56岁的陆征祥脱下了世俗的服装，换上了一套简朴的本笃会修士会衣，同青年修士们一起，过着极其清苦的隐修生活。
他的名字也换了，叫做天士比德。从此，陆征祥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被视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和平使者”和“象征”。
按照本笃会圣安德诺隐修院严格的会规，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修士，须经过请愿班(试习班3个月)、初学班(1年)、愿班(3年)、终身愿班(3年)的四级修炼。
进院后，陆征祥不仅要过清苦的修士生活，还必须学习拉丁文，以便读懂《圣经》，学习神学、教律等。
老人学拉丁文，其难度可想而知。同时，陆征祥的身体时好时坏，学习起来困难颇多。
后来，南文院长特准陆征祥的随从秘书爱德华司铎用法语为陆征祥编写神学讲义，然后再经过神学教授口试。
功夫不负有心人，1935年6月，陆征祥苦修8年后，终于晋升本笃会司铎。当时，中国驻比利时临时代表，奉命代表国民政府参加了晋升典礼。
教皇十分重视陆征祥晋升司铎的仪式，特派在华传教12年之久的刚恒毅总主教专程前往比利时主持仪式。
国内许多要人，如蒋介石、汪精卫、林森、冯玉祥、于右任、唐绍仪、徐世昌、段祺瑞、褚民谊等都寄去了礼物，以示祝贺。
从此，每天早晨7时，陆征祥就登上圣安德诺隐修院的经堂圣母祭坛，主持弥撒祭礼，开始他一天的生活。
陆征祥虽然身在遥远的比利时，但并没有割断和祖国的联系，把一腔浓浓的爱国情融入了他的宗教生活之中。
陆征祥每天在天主面前忏悔过去，为祖国祈祷，希望能以此感动天主，使祖国尽快富强起来。
在祖国面临战争的灾难之时，陆征祥还给友人写信，阐发自己的观点，激励国人团结御侮的抗日热情。
1940年5月，比利时遭到德国法西斯的侵略。1942年3月，德国驻军下令驱逐圣安德诺隐修院的修士，陆征祥被迫离开了隐修院。
然而，这并没有击倒虔诚地信奉天主教的陆征祥。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不顾德国侦探的干扰，在比利时四处作演讲。后来还将在比利时的讲稿写成了《回忆与思考》一书，回顾了自己的外交、政治、宗教生涯以及天主教的前途。
1944年9月24日，陆征祥重新回到了圣安德诺隐修院，结束了两年多的流浪生活。
1946年6月，罗马教皇为嘉奖陆征祥苦修的诚心和他在战时的贡献，特委任陆征祥为比利时刚城圣伯多禄修道院名誉院长(相当于主教)。
陆征祥逝世前，他以自己一生的经验，写成了《人道主义的会合》一书。书中最后总结说：
集合西方之文人与中国之文人，集合西方的思想家与中国之思想家，彼此如能确实互相了解，则他们相合所发扬之精神与思想，力量之大，造福之广，谁可观其涯岸？
集合中国基督化儒家之文化，与西方基督化希腊拉丁之文化，两者汇合而产生的思想、伦理、精神，可成世界的一种新动力，推进世界于和平，没有不可以胜过的阻碍。
1949年1月，陆征祥病重。修道院院长南文主教去看望时说：
“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
陆征祥伸出三根手指，南文明白了，说：
“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
1月15日，陆征祥在布鲁日圣芳济修女医院与世长辞。他的最后遗言是：
“一切为中华!”
其遗嘱丧事从简，不穿院长礼服，而穿普通修士会衣入殓。
1月19日，陆征祥的安葬仪式在比利时圣安德诺隐修院举行，被安葬在院长墓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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