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的除夕夜，夜色已深。北平的胡同里没有一盏红灯笼，上海的弄堂里听不见一声鞭炮响。
王老太太把灶糖藏在棉袄最里层的口袋，蹑手蹑脚地走到灶台前。她刚要跪下祭灶，一道手电筒的光束猛地刺破黑暗——
“干什么的？！不知道禁令吗？还敢搞这些封建迷信！”
王老太太吓得一哆嗦，灶糖从怀里滚落。巡逻的警察大步上前，一脚踩碎了那块被她捂了一路的糖瓜。
与此同时，胡同口的老周家刚把春联贴上门框，浆糊还没干透，就被两个便衣撕得粉碎。
老周赔着笑脸递烟：“老总，大过年的，您高抬贵手……”话没说完，就被一把推开：“过年？谁告诉你今天是过年？再胡说八道，跟我去巡捕房走一趟！”
那一夜，整个城市静得可怕。没有鞭炮声，没有拜年声，甚至连杀鸡宰鹅的人家都得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生怕一丁点动静招来警察。
中国人过了几千年的年，怎么突然就“违法”了？
一、“春节”之名的由来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现在热热闹闹过的“春节”，其实是个“00后新人”。在此之前的几千年里，中国人过年，从来没有“春节”这个名字。
在古代，农历正月初一被称为“元日”“元旦”或“岁首”。从汉武帝颁行《太初历》开始，这个日子就一直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毕竟是一年的开头、春季的开头、正月的开头，三重美好叠加，当然得要好好庆祝。
过年的习俗一代代传承，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成为农耕文明里最隆重的仪式感。
但是“春节”这个名字，直到民国初年才诞生。
1912 年，随着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民国为彰显与封建帝制的决裂，迅速推行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其中包括历法变革：废除沿用数千年的农历，改用公历纪年，并将公历 1 月 1 日定为 "新年"。
这是当时知识精英普遍存在的认知：传统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阻碍，而采用公历则是 "与世界接轨" 的必要步骤。
当然，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农历不仅是计时工具，更是与农业生产、节气变化、民俗活动紧密相连的生活体系，这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习俗，怎么可能因为一张告示就抹掉？因此引发 "民多怨之" 的社会不满。
1914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上了一道呈文。这位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却又深谙中国民情的官员，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建议：
“乘时布令，当循世界各国之通例；而验民闵俗，亦定四时之佳节。”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咱们要跟国际接轨，但也得照顾老百姓的习俗。不如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也一并确立，各放假一天。
袁世凯大笔一挥——准了。
于是，1914年的农历正月初一，"春节" 这一名称由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官方表面上推行公历，私下里默许百姓过春节；你有你的“新历年”，我有我的“旧历年”，井水不犯河水。
二、最严“禁年令”的出台
1928年，北伐胜利，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一场更激进的“历法改革”随之启动。
此时的中国，深受“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在一众知识精英的推动下，将农历和春节定性为“封建迷信”“封建余毒”。
他们认为，旧历是封建帝制的象征，过旧历年是“愚昧落后”的表现，只有过公历新年（元旦），才是“文明开化”的标志，才能真正“与世界接轨”，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
于是，一份堪称“史上最严”的“禁年令”正式出台，核心只有一句话：废除旧历，普用国历，禁止全国过农历春节，一律不准循俗放假。
这份禁令，不是简单的“提倡”，而是全方位、无死角的管控，从官方到民间，从城市到乡村，没有一处例外。
官方层面，禁令执行得极为严苛。春节假期被彻底取消，公职人员必须正常上班，学生必须按时上课，迟到、早退、旷工者，将受到严厉处罚——轻则记过、罚款，重则被开除、拘留。
政府甚至专门成立了“历法推进委员会”，派人到各个机关、学校、企业检查，登记缺席人员的姓名，一旦发现违规，绝不姑息。
民间层面，禁令更是细致到了令人荒唐的地步。官方严禁百姓贴春联、放鞭炮、拜年、守岁，甚至禁止穿新衣、备年货、杀鸡宰鸭——凡是和“过年”相关的一切行为，都被列为“违禁行为”。
商店不准关门歇业，必须正常营业；街头不准出现任何与春节相关的商品，就连卖灶糖、卖春联的小贩，都要被抓去罚款、拘留。
各地的巡警全员上岗，带着手电筒和手铐上街巡查，不分白天黑夜，挨家挨户搜查。
山东省主席孙良诚的通令尤为严苛，见面说 "恭喜" 者 "罚洋五元"。
三、群众的对策
人们为了躲避巡查，除夕夜全都熄灯静坐，碗筷轻拿轻放，连孩子哭都要捂住嘴，生怕被巡警发现“偷过年”的痕迹。
为了“移风易俗”，官方还煞费苦心地推出了一系列“替代方案”：
把所有的年俗活动强行搬到元旦。元旦前，组织“扫除日”；元旦当天，举办“团拜会”；还专门编印了“国历春联”，比如“庆贺新年，大家同乐；实行国历，万象更新”之类的，发到各机关学校，要求必须张贴，但应者寥寥。
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站出来发声，言辞犀利：“废的是历法，毁的是人心。政府的禁令不是在移风易俗，而是在割裂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可惜这样的声音，在当时激进的政治氛围中，显得微弱而无力。
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强制措施遭遇了民间的消极抵抗。
商家采用 "警察来则开门，警察去则关门" 的游击策略；百姓将祭祖仪式转入地下；春联改贴在门内；鞭炮则在深夜偷偷燃放。年夜饭从傍晚改到了深夜。
各家各户等到巡查队收了工，才悄悄起来过年，过春节。
山西一位缙绅在日记中写道："阳历新年百姓皆不以为然，惟官厅庆贺，民皆睨而视之，且谓是彼等之年，非吾之新年耳！" 这种 "阳奉阴违" 的态度使得禁令在基层形同虚设。
尾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亡的阴影笼罩全国。
国民政府疲于应对内忧外患，再也无力维持这种“文化抑制”。加上老百姓的抵制愈演愈烈，各地基层官员也渐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1930年代中期，所谓的“禁年令”已经形同虚设。
1934年，国民政府不得不低调地承认“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虽然没有正式发文恢复春节假期，但各地已经默认了老百姓过年的权利。
抗战全面爆发后，春节更是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纽带。大后方、敌后根据地，甚至沦陷区，人们借着过年的机会，传递消息、联络感情、鼓舞士气。这时候谁再提“废历禁年”，简直是不识时务。
1949年新中国成立，春节被正式定为法定节假日，放假三天。中国人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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