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听说邵根伙，是因为“百亿富豪”“上市公司老板”。
但真正懂他的人，更愿意叫他“中国第一个养猪博士”。
2025年大北农丰收节，邵根伙还站在台上：
“2035年，我们要做全球第一的农业科技企业。”
2026年1月，绿色生物制造重点实验室年会，他在谈“生物制造是新质生产力”。
谁能想到，一个月后，这个人就没了。
2026年2月3日，大北农集团官网发布公告：
董事长邵根伙因病逝世，享年60岁。副董事长张立忠代行职责，公司经营一切正常。
那天晚上，很多人默默转发了这条消息，“邵博士，一路走好。”
浙江金华走出来的邵根伙，从2万元、2间房、2个人起步，33年创造出300多家基地、6家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他走得太突然，也太可惜了。
金华“养猪博士”
1965年7月，在浙江金华邵根伙出生，从小就干农活，插秧、割稻、喂猪，样样都干。
他常说：“我本质上就是一个农民。”
这句话，是刻在骨子里的身份认同。
对那时候的邵根伙来说，读书是唯一出路。所以在学业上，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
1982年，邵根伙考上浙江农业大学畜牧专业，可当时的畜牧专业并不吃香。
明知道别人选金融、选法律，他为什么选养猪？
因为他太清楚农村缺什么了：缺技术，缺科学养殖，缺能把猪养好的人。
1986年，邵根伙免复试进入中国农业大学，硕博连读，方向是猪营养与饲料。
1991年，他拿到农学博士学位，成了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养猪”的博士。
同学笑他：“你一个博士，天天研究猪饲料？”
他笑笑，没反驳。
后来我们知道，他研究的不是饲料，是中国农业的未来。
博士毕业，他留在北京，成了北京农学院的一名教师。
铁饭碗，稳定，体面。
邵根伙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的学生，心里想的是：“光讲课，能改变中国农业吗？”
答案，他其实早就有了。
2万元起家
1993年的冬天，那年北京特别冷。
邵根伙做了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辞职，放弃大学教师的身份，下海创业。
家人不理解，同事劝他：“你一个博士，去搞饲料？疯了吧？”
但他铁了心。
邵根伙拿出全部积蓄2万元，在北京西郊万泉庄租了两间小平房。
他拉上一个合伙人，注册了“北京大北农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名字取得很直白：大北农，大北方农业。
目标也很简单：做中国最好的乳猪料。
为什么是乳猪料？
那时候，中国养猪户用的饲料，很多都是粗放式配方，小猪死亡率高，长得慢。
农民辛辛苦苦养一年，赚不到几个钱。
邵根伙想做的，是用科学配方，让猪少生病、长得快，让农民多赚钱。
白天，他在实验室里捣鼓配方；晚上，他骑着自行车去郊区养猪场，跟农民聊天，看猪吃料。
农民问他：“你这料，真能行？”他说：“你试试，不行我赔你。”
就靠这种“土办法”，大北农的乳猪料慢慢打开了市场。
1994年，大北农集团正式组建。
从饲料，到种业，到植保，到动保，到疫苗……他一步一步，把产业链拉长。
别人问他：“你一个做饲料的，干嘛搞这么复杂？”
他说：“农业是一个系统，光解决吃的问题不够，还得解决种的问题、防病的问题。”
这句话，后来成了大北农的战略核心。
大北农的“三级跳”
90年代，大北农靠饲料站稳脚跟，但很快就不满足这种“小打小闹”。
邵根伙把实验室搬到工厂里，让科研人员直接面对市场。
配方迭代快、成本控制严、服务到位。
农民发现用大北农的料，猪确实长得快，死亡率低。
一传十，十传百。
到2000年前后，大北农饲料在全国已经有了名气。
用邵根伙的话说：“我们不是卖饲料的，我们是帮农民赚钱的。”
饲料做大了，邵根伙开始往上游走。
他收购了南京两优培九、绩溪农华等种业公司，布局水稻、玉米种子。之后又进入植保、动保、疫苗等领域。
别人看不懂：“你一个饲料企业，搞什么疫苗？”
他说：“猪病了，你再好的饲料也没用。”
他想做的，是一个完整的农业解决方案：从种子到餐桌，全程可控。
这步棋，很险，也很远。
但邵根伙赌对了。
2000年代，中国农业正从“吃饱”向“吃好”转型，安全、高效、绿色成为关键词。
大北农的产业链布局，恰好踩在时代脉搏上。
2010年，大北农在深交所上市，代码002385。
但他心里清楚，上市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邵根伙把融来的钱，大部分投进了研发。建了两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搞猪营养、搞生物技术、搞绿色农业。
到2023年，大北农已经拥有300多家生产基地和分子公司，6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营收达到333亿元。
这是无数个养猪场、种植户、经销商组成的庞大网络。
但邵根伙却始终觉得：“大北农不是我的，是大家的。”
报国兴农与大北农现象
邵根伙很少谈“商业模式”，他更爱谈“报国兴农”。
这四个字，印在大北农的墙上，也刻在他的心里。
就是“用科技改变农业，让农民过上好日子，让中国农业强起来。”
大北农的价值观，也是这几句话。
科技报国，把实验室建在田间地头，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
服务三农，不是卖产品，而是帮农民解决问题。
共同发展，让农户、经销商、员工都赚到钱，形成利益共同体。
这套打法，被行业总结为“大北农现象”。
企业成为农技推广的主体，替代了部分政府职能；科技产业化，实验室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产学研一体，高校科研+企业应用+农户实践，形成闭环。
有人说，邵根伙是“企业家里的科学家，科学家里的企业家”。
他笑笑：“我就是个农民，碰巧读了个博士。”
这个博士后来也赚了很多钱。
他多次上榜胡润、福布斯全球富豪榜，2025年胡润百富榜显示，他的财富约105亿元。
但他花钱的方式，很“另类”。
不买豪车，不住豪宅，不搞奢侈品。
他最大的开销，是捐给学校。
2017年，他向浙江大学捐资4亿元，支持图书馆建设、农科大师计划。
2021年，向厦门大学、贵州大学各捐1亿元。
2022年，向中国农科院捐1亿元。
他还长期在农业高校设奖学金、科技奖，创办中国农民大学。
别人问他：“你为什么这么爱捐学校？”
他说：“农业的未来在人才。我这点钱，能多培养几个‘邵根伙’，值。”
他喜欢别人叫他“邵博士”，而不是“邵总”。
博士，代表知识、代表学问。
他骨子里，还是个读书人。
未竟之业
2025年大北农丰收节，邵根伙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没想到，这是他的“最后一课”。
2026年1月，绿色生物制造重点实验室年会。
他说：“农业不能光靠化肥农药，要靠科技，靠生物技术。”
这些话，现在听来，像是一种预言。
2月3日，他走了。走得突然，也走得安静。
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只有官网那一页黑白，和无数人的朋友圈。
农业圈的人说：“邵博士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创投圈的人说：“他证明了，农业也能出百亿市值公司。”
高校圈的人说：“他捐了那么多钱，却连名字都不愿意多刻。”
邵根伙留下了什么？
一个百亿市值的上市公司？一套“报国兴农”的商业哲学？还是那些他捐给学校的楼、奖学金、实验室？
或许，他留下的，是一种可能性。
农民的儿子，通过读书、通过科技、通过实业，改变一个行业，甚至改变一个国家农业的命运。
邵根伙的一生，都在为农民说话，为农业奔走。
从金华山村，到北京中关村；从2万元起步，到百亿帝国；从“养猪博士”，到农业科技领军者。
他走了很远，却从未忘记自己从哪里来。
如今邵根伙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火种还在燃烧。
他捐建的实验室里，还有年轻人在做实验；
他扶持的农户家里，猪还在吃大北农的饲料；
他投资的高校里，还有学生在读他的故事。
邵博士，一路走好。
愿天堂没有病痛，只有你最爱的那片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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