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近代骑兵的墙式队形和旧式骑兵战术，到底差在哪？
这些差别又如何决定了两者在火枪时代的生死命运？
所谓墙式队形，简单说就是横向展开的单线或双线阵型。骑兵并肩排成宽阔横线，每匹马几乎膝盖挨着膝盖，刀尖或枪尖向前对齐，形成平直冲击面。拿破仑时代法国胸甲骑兵、重龙骑兵的标准冲击队形就是这样，典型宽度一个中队展开后能拉到100到150米，前排30到50骑并排，后排紧跟补位。
而旧式的骑兵，特别指中世纪到17世纪早期的重骑士、哥萨克式轻骑或东方游牧骑兵，常用密集纵队或者松散集群。骑士们往往三五成群，或者排成几十骑的纵深柱状队形，冲击时像箭头一样扎进去，而不是铺成一面墙。蒙古骑兵经典的楔形或梯队，奥斯曼西帕希骑兵的松散集群冲锋，都是这种路子。
近代骑兵一冲起来就是一堵移动的钢铁墙，旧式骑兵却更像一群蜂拥而上的狼群。
这两种形态的差异，本质是战术思想的代际鸿沟。
火器逼出来的进化
为什么近代骑兵非要放弃灵活的旧式战术，硬要搞墙式队形？答案很简单，火器改变了游戏规则。18世纪末到19世纪，步兵火枪齐射密度暴增，一发霰弹或排枪能撕开几十米的缺口。
旧式松散集群或纵队冲锋，容易被侧翼火力打成筛子。墙式队形看似把最大正面暴露给敌方火力，实则把最大冲击面集中砸向敌人一点。1805年12月2日奥斯特利茨战役，法国近卫胸甲骑兵以墙式队形冲击俄奥联军步兵方阵，一次冲锋就撕开缺口，俘虏上千。
宽度展开让骑兵的冷兵器同时作用于敌方正面，刀砍枪刺的覆盖面最大化。墙式冲击的本质，是把骑兵从个体英雄主义变成集体物理锤。
墙式队形最大化了冲击接触面。假设一个中队50骑，旧式纵队冲锋时只有前排10到15骑真正接触敌阵，后排得等前排突破或倒下才能补上。墙式一下子上50把刀或枪，杀伤效率翻几倍。1815年滑铁卢战役，法国近卫骑兵多次以墙式队形冲击英军方阵，虽然最终失败，但每次冲击都造成英军方阵巨大混乱，伤亡远超旧式散冲。
墙式还更抗侧翼火力。纵队或集群侧面长而薄，容易被步兵排枪或炮兵从侧面扫射。墙式正面宽，侧翼短，敌方火力很难同时覆盖全线。1807年艾劳战役，缪拉的80个中队墙式大冲锋，虽然损失惨重，但正面撕开了俄军阵地，救了拿破仑的命。
墙式队形通过集体意志强迫每个人保持匀速，反而缩短了在危险区暴露的时间。散乱的旧式骑兵在冲锋过程中会因为心理波动而放慢速度，从而在火枪齐射中变成活靶子。
墙式队形的缺点 致命的僵化
墙式队形机动性差得要命。展开成线后，转向、变阵、通过障碍物都慢半拍。地形稍复杂，比如有沟渠、树林、村庄，墙就容易碎成块。旧式纵队或集群灵活得多，能绕行、分散、快速重组。蒙古骑兵能在草原上随意变阵，近代欧洲骑兵一旦墙式冲锋，基本就只能直线前进，拐弯都得提前重整。
维持队形难度极大。马匹不是机器，恐惧、伤痛、噪音都能让马乱窜。冲锋到最后几十米，队形往往自己散成簇团。历史记录里无数次，骑兵墙式起步整齐，冲到敌阵前已经乱成一锅粥。滑铁卢时法国骑兵多次冲到英军方阵前，队形散乱，被方阵排枪和侧翼骑兵反杀。
墙式冲击对战马的要求达到近乎病态的程度。战马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脱敏训练，才能在密不透风的挤压中保持冷静。拿破仑战争时期，一匹合格的重骑兵马匹需要承受侧向近百公斤的挤压感，如果马匹产生恐慌，整个队形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
旧式战术的优劣 灵活与脆弱的平衡
旧式战术的优点是速度快、机动强、容易重组。骑士或游牧骑兵冲锋后，如果突破不了，马上四散撤退，绕圈再来。蒙古骑兵经典的楔形或梯队，奥斯曼西帕希骑兵的松散集群冲锋，都能利用机动性寻找敌方弱点。
但旧式战术的缺点也很明显。冲击面小，杀伤效率低，一旦被密集火力或方阵挡住，前排死光，后排补不上，冲锋就白费。十字军东征时，重骑士纵队冲锋屡屡被穆斯林轻骑骚扰、消耗，最终疲惫不堪。
与此同时，旧式骑兵的半回旋战术，本质上是一种软弱的表现。骑兵们骑着马小跑向步兵阵地，在安全距离内打出一发手枪弹，然后迅速拨马回转去队尾装弹。这种战术在16世纪非常流行，但它默认了骑兵无法正面突破火枪阵，只能试图用脆弱的火力和步兵对射。
战例印证
说完理论，我们举几个很明显的战例，这样你就能理解二者的区别了。
第一个典型案例是1745年6月4日霍恩弗里德贝格战役，拜罗伊特龙骑兵团以墙式冲击一举击溃奥地利步兵。这是墙式队形成熟后的经典胜利，证明集体冲击对旧式战术的压制。
同样的，在1757年11月5日罗斯巴赫战役中，普鲁士骑兵天才赛德利茨率领骑兵在高速移动中保持墙式队形，利用地形遮蔽突然杀出。法军甚至还没来得及组织起有效的半回旋机动，就被这股钢铁洪流淹没了。这方面我之前有一篇专文，虽然不是腓特烈的罗斯巴赫战役，但却也说明，骑兵的重要性。
而1870年色当战役，法军米歇尔旅向德军阵地发动的绝望冲锋，更是墙式队形的最后挽歌。当时，德军的克虏伯炮和后装步枪像切黄油一样将其瓦解，那一刻，墙不再是力量的象征，而是更方便敌人瞄准的巨大靶标。
很大程度上，墙式队形是火药时代的必然产物。它把骑兵从依赖个人技艺的武士，变成了纪律驱动的集体武器。而这种转变，除了意味着技术本身的改良外，其本质上也是武士阶层输给了近代官僚体制驱动下的纪律工业化和举国动员式战争。
在后者的基础上，已经是用一套科学化的规范体系来建立和使用部队，而非像古代绝大多数情况下，军队的能战与否主要取决于各自的长官。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深刻的例子莫过于清末无论是湘军还是淮军，都可以说是旧时代军队的典范，其在创立之初，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使用这些部队打过一系列胜仗，而且你不能否认即使这些古代军队都是有相关的带兵操典的。
可事实上，即便是19世纪中叶最能打的湘军中，你也会发现，他们都很带有己方指挥官的个人特色，或者说其战斗力完全仰仗于这些指挥官的个人魅力与才能。比如哪怕同属胡林翼统辖的湘军部队，就有张得魁的凤营、唐训方的训营、朱洪章的吉字营等等，电影《投名状》庞青云的山字营也是此种特征。
从好的一面讲，以带兵将官的字号命名部队，可以增强部队的内部凝聚力和荣誉感。但反过来却也是旧式军队的一大弊端，因为这意味着该部队能战与否，更多取决于各自将官的才华，而非统一标准的国家体系化建立。
而墙式冲击在某种程度上，亦是近代军队在奠定科学化、体系化国防建设下的延伸。
这一点，直到米尼弹和马克沁机枪的出现，才让任何包括骑兵和步兵的密集队形都开始变成自杀行为。而曾经令人生畏的肌肉之墙，也最终只停留在了泛黄的军语词典里。
不过，这种战术思想还是影响到后来的装甲兵作战。
比如古德里安在其闪击战理论中，其集中兵力于一点突破的逻辑，其实就是套了钢铁外壳的墙式冲击。
而战场上没有永远的强者，只有不断进化的形态。墙式队形在它的时代是无敌的化身，却也因为自身的极致而走向毁灭。战争从未停止过对效率的病态追求，而真正杀人不见血的，不是锋利的马刀，才是那道将无数意志磨平、铸造成墙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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