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只看到中国城市的繁华，却很少意识到：9.5 亿城镇常住人口的安稳生活背后，是一套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社会托底体系。
截至 2025 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约 9.5 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约 5.1 万元，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农村。但城市生活成本高、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往返流动，普通居民的生存压力依然巨大。
如何为普通人兜底？中国的答案，是依靠公共事业补贴与国有资本介入，主动压低交通、水务、电力等基础民生成本，让普通人在城市里站得住、活得稳。
中国的基础设施世界一流，但很多人不知道：越是便民的公共服务，越在 “亏钱运行”。
在中国现实国情的背景下，如何为庞大的城镇群体筑牢生存底线，我国主要依靠大规模的公用事业补贴和国有资本深度介入，通过降低交通、水务、电力等基础民生服务与设施的价格，切实减轻城镇居民的生活压力。
关系到日常出行的高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中国高铁在规模和技术上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建设和运营成本极高。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的经营情况来看，2022 年整体处于亏损状态，2023 年和 2024 年仅实现微利，净资产收益率大约只有 0.1%，基本处于不赚钱的状态。
其中客运业务长期亏损，主要依靠货运业务盈利，国铁集团通过 “以货补客” 的交叉补贴模式，维持着相对亲民的票价水平。
国家对高铁票价实行严格管控，同时保留了大量时速 250 公里的平价线路，让普通人能够真正用得起、坐得上。
城市地铁同样承担着重要的民生功能。
对于大量居住在城郊、需要进城务工的低收入群体而言，地铁是日常通勤的关键选择。
在运营层面，只有上海等少数城市能够实现微利、补贴较少，绝大多数城市的地铁都依赖高额财政补贴，例如北京每年对地铁的补贴约 250 亿元，青岛每年地铁补贴约 90 亿元，政府通过持续投入，将通勤成本控制在大众可承受的范围内。
上海虽然补贴金额相对较低，也通过土地等资源支持，帮助地铁运营主体实现综合平衡。
在居民用电方面，从市场化逻辑来看，居民用电负荷集中、供电成本更高，电价理应高于工商业用电，但我国采取了相反的定价机制，由工商业用电的较高电价，交叉补贴居民和农业用电，国家电网、南方电网长期承担这一政策性任务，让居民用电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
在城市治理上，我国也走出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路径。
美国等国家的大城市，市中心老旧街区往往因为缺乏维护陷入 “破窗效应”，逐渐演变为贫民窟，犯罪率上升、富人外迁、房价下跌，形成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
而我国政府会投入巨额资金，对老旧城区进行免费改造升级。
以上海徐汇区为例，2021 年当地启动 “三旧变三新” 老旧小区提升计划，政府累计投入数百亿元，对小区进行系统性改造，包括屋顶防水、外墙翻新、管线更换、加装电梯、优化排水、提升绿化、重塑街区风貌等。
2022 年到 2024 年，徐汇区完成改造面积约 900 万平方米，所有改造对居民免费，既改善了居住环境，也让原本面临贬值的老房子实现价值重估，避免了居民因搬迁背负新的房贷压力。
在医疗保障领域，近年来我国的制度建设成效尤为显著。
过去 “以药养医” 的模式正在发生深刻改变，目前我国已经搭建起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一是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
二是 2015 年开始全面推行的大病保险，作为强制性普惠保障，合规医疗费用超过起付线后，报销比例不低于 60% 且上不封顶；
三是各地陆续推出的惠民保，门槛低、价格便宜，每年仅需一两百元，不限年龄和既往病史，有效弥补了基本医保之外的高额自付部分。
更具突破性的是国家组织的药品和医用耗材集采，国家以最大单一买方的市场地位，与企业议价、以量换价，例如国产心脏支架从均价约 1.3 万元降至 700 元左右，降幅接近 95%，大幅降低了家庭的医疗负担。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社会治理和风险处置中，始终将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群众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这一价值取向贯穿于行政和司法体系的运行逻辑之中。
与西方社会更强调契约精神、严格按照合同处置破产和债务不同，我国在金融风险处置中带有鲜明的底线思维和民生保护色彩。
在涉众金融案件处置中，坚持小额优先的原则，例如河南四家村镇银行风险处置中，5 万元以下的小额储户获得优先兑付；海航控股破产重整时，10 万元以下的普通债权人得到一次性现金全额清偿，目的就是避免普通群众因一次投资失误陷入贫困。
在司法执行层面，我国充分保障被执行人的基本生存权，对于被执行人及其家属的唯一住房，法院不能简单拍卖处置，需要设置宽限期、提供临时住房，或从拍卖款中预留 5 到 8 年的租金，最大限度避免群众因债务问题流落街头。
在房地产市场调整阶段，国家将 “保交楼” 作为重要任务，通过专项借款推动项目复工，优先保障购房人收房，而非优先偿付银行抵押权。
2022 年至 2024 年，监管部门多次引导银行，为受疫情影响、收入波动的人群提供最长三年的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期间不计罚息、不上征信。
央行还推出信用修复新政，对于 2020 年至 2025 年期间单笔逾期金额不超过 1 万元、在规定时间内还清的非恶意违约行为，相关逾期信息可不再展示，为大量暂时遇到困难的群体打开重新回归正常生活的通道。
对比来看，美国依托二战后形成的全球体系红利，通过集聚全球资源实现长期发展，但过度金融化和产业空心化，加剧了社会分化与阶层撕裂。
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依靠几代人的辛勤劳动和高储蓄积累，搭建起一整套注重长期稳定的社会托底机制，通过对关键民生服务和要素价格的调控，主动降低社会基础生存成本，通过精准扶贫等再分配政策守护民生底线。
这种发展模式将人的安全与生存权置于资本增值之上，虽然在短期可能牺牲部分效率，但在长期能够显著增强社会韧性和凝聚力。
我们也应当客观认识到，尽管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但居民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仍有完善空间，居民消费潜力尚未完全释放，获得感仍有提升空间。
未来随着 AI 等技术的普及，社会还将面临新的就业压力。
对此，国家在 “十五五” 规划建议中已明确提出，未来五年要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例，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最终持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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