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7月12日，石家庄南郊的铁路线还在晨雾里哐当作响，一列绿皮车停稳，河北定州来的青年李恒山随着人流跳下车站月台。他年仅十八岁，背包里除了两套旧棉衣，只剩母亲临行前塞的半截花生糕。那天开始，他对外属于“京字三二○部队”，对内只是编号为一二○五的新兵。
报道手续并不复杂，先是领军装，再去理发，然后集合扛枪。令人意外的是，刚到队里，新兵们迎接他的不是热烈的欢迎，而是一段48小时不间断队列训练——“让骨头记住纪律”，老班长的话不长，却透着钢铁味。对此，李恒山暗暗发誓：就算趴，也要比别人多打一发子弹，多迈一步路。
当年冷夏，夜训时气温只有十来度。地面潮，草尖挂霜，新兵们匍匐前进，衣裤浸透。一次野外潜伏课，谁也不能出声，肚里却齐刷刷打鼓。班里小个子的陈学保偷偷递过半个馒头，借着暗淡星光，二人只一句“顶住”，悄无声息传递下去。事后统计，那只馒头竟经七人之手才被吃完，教员却始终没发现。
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开出的课表，被老兵戏称“钢轨式”：清晨五点钟紧急集合，小跑三公里；上午四节政治课，下午四节军事课；夜间还有摸黑演练。政治理论念的是《马恩列斯论军队》，军事条令则紧跟1957 年修订版；那几年正逢中苏分歧日深，教材里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标注，被红铅笔狠狠加粗。
有意思的是，战士与学员的界限在校园里并不分明。白天，李恒山拿着卡宾枪做射击示范，晚上却要赶往菜地割草、挑粪。干部们说，这是“兵学结合”，不准喊苦。一次单杠屈臂上考核，他连续两月扑在器械场，一双掌心磨得血肉模糊。终于某个清晨，他借着助跑一蹬而上，整条身子像旌旗般稳稳立在杠上，惹得围观连队“哇”声一片。
1963年冬，学校临时决定抽调“干部苗子”组建军事教员队，名额有限，竞争惨烈。平日里沉默寡言的李恒山却因为箭步冲锋、模拟攻坚演练两项折桂，被点名进入二大队六队。能否留校，取决于接下来一年多的系统学业和全区大比武的成绩，他心里门儿清：这是一辈子里最要命的一场考试。
课堂之外的补差训练极其魔鬼：白天背《三大条令》、夜里在尖石上练战术动作。有人悄悄记下，一学期光是手榴弹投掷他就扔掉四百枚空壳。拉练时，教员常用一个问题逼问：“假如明天上战场，你拿什么保证班排不掉链子？”年轻人抹一把汗，回答只有四个字——“不敢掉链”。
1964年秋，学制提前收束。期末考核分两块：理论卷面，连射击、爆破、野外生存在内的综合演练。那场考核硬碰在北风里，火药味和尘土交织，靶场成绩公示时，李恒山的名字排进前五名。校方随即发布毕业鉴定，写道“政治坚定，作风扎实，技术全面，可任排职。”短短十六字，却像一枚沉甸甸的勋章。
12月19日，大礼堂灯火通明。北京军区代表宣读命令：根据一九五五年军衔制实施条例，本期毕业学员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尉军衔。“李恒山，步校二大队学员，少尉。” 当他迈上台阶，胸口那方红布在礼堂灯下耀眼夺目。身旁的云南籍学友刘致远低声打趣：“老李，咱们总算把绿肩章换成红五星了。”
授衔结束，去向公示。川滇方向急需工程兵，他本有机会远赴西南，但思虑再三，选择留校任教。领导问缘由，他直说：“好不容易学明白一遍，再教一遍，或许能让新兵少走弯路。”话音落下，师首长拍拍他肩膀：“教员也要当战士，战士也能当教员。”
留校并非安稳。1965年夏，越南前线密报空袭升级，学校临时抽组“乙种教导队”。李恒山奉命带队，下连队蹲点搞山地夜战训练。那段时间，他带着二十来名学员在太行山转进，住防空洞，睡玉米秸垛，每周向学校传真一次“训练简报”。一位被他督促得最狠的小排长后来回忆：“李教员最大本事，不是骂人，而是比谁都能扛。”
转眼两年，石家庄城变得烟火十足，街头叫卖声里多了油条豆腐脑。可在军校，号音依旧准时，靶场照例硝烟弥漫。1966年春，李恒山参加军事教育方法改进会，带回一摞苏军、越南、阿尔及利亚游击战译文。有人揶揄他看得懂吗，他自嘲：“看不懂也得啃，啃不动就抄三遍。”
同届学员陆续奔赴各自岗位，有的去了东北边防，有的调进军区机关。十几年后再聚，座谈地点从礼堂换成了师部会议室。有人佩了两杠四星，有人转业成国企厂长，唯独李恒山仍守着教案、阅卷、带兵。席间，老战友王广福端起酒杯：“要不是你当年兜着，我们那帮人早被淘汰。”他笑而不答，只说一声：“好汉靠打磨。”
1982年，他以正团职身份走下讲台，转业地方。市里安排他先去检察院，后到基层街道，最终调任法院，主抓干警训练和群众接待。有人不解，大校军官何必整日和鸡毛蒜皮打交道？他摆摆手，只回一句：“同样是为群众站岗。”
年头像钟摆晃到2003年，花名册上的李恒山多了“退休”二字。每逢深夜，他仍常回忆石家庄校场的哨音、夜色里传递的那半块馒头，以及大礼堂里震耳的军歌。三年军校，两字镌刻——“出发”。他后来给孙子讲道：如果哪天你也背上行囊，一定记得，新兵就要练到“骨头记得纪律”，那才叫真正的开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