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恨那个鬼制度！”——溥仪在抚顺的泪与悔|太监|战犯|抚顺市|溥仪|皇上

咱们今儿个聊聊溥仪。这位末代皇帝的一辈子，那是正经的“传奇”二字都盖不住。您想啊，三岁登基，搁现在也就是个上幼儿园的年纪，他倒好，坐到了金銮殿上受百官朝拜。可这龙椅还没坐热呢，大清亡了。往后的日子，他在紫禁城里当过“关门皇帝”，在天津当过寓公，后来又被日本人弄到东北成了伪满洲国的傀儡。这人生起伏，跟过山车似的，没一颗大心脏真受不住。

可要说这辈子对他触动最深、让他脱胎换骨的，还得是那段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子。那地界儿，是正经把一个“神”还原成了“人”。

1950年，溥仪被从苏联引渡回国。刚下火车那会儿，这位末代皇帝心里那叫一个拔凉拔凉的。他自个儿心里有数，这十四年在东北替日本人办事，那是卖国罪，搁哪朝哪代都是死罪。他在火车上坐立难安，嘴里念叨着：“看来要公判我了！”甚至连遗嘱都琢磨好了。

等进了管理所，他发现这儿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没在那儿架起断头台，也没人对他动粗。可溥仪呢，最初那架子还是放不下。他跟几个侄子——毓嵒、毓嵦、毓蟾，还有那个老随侍李国雄关在一起。这几人在号子里演了一出“密室版”的大清朝。

早晨起来，溥仪往床沿儿上一坐，脚一伸，这几个侄子就得赶紧过来，跟伺候祖宗似的帮他穿袜子、蹬鞋。吃饭的时候，他不动筷子，别人不敢动；他哪怕是洗个手，别人都得端着盆在旁边伺候着。管教人员孙明斋看在眼里，心里跟明镜儿似的：这哪是改造啊？这简直是换个地方当皇上。

于是，管理所下了狠招——“剥离”。先把他的亲属和太监调走，让溥仪学着自个儿活。这一剥离，溥仪塌了天了。您能想象吗？一个快五十岁的人了，连衣服扣子都扣不上，袜子经常穿反，鞋带系得跟乱麻似的。有一回，他自个儿在那儿跟扣子较劲，半天扣不上，急得满头大汗，嘴里还嘟囔着：“这东西怎么这么不听使唤？”管教人员不仅不帮他，还带他去参观菜园子，让他看那些以前他正眼都不瞧的庄稼是怎么长的。这种挫败感，对他这种从小衣来伸手的人来说，比挨顿板子都难受。

真正让溥仪心服口服的，是抗美援朝。当时前线打得紧，管理所为了安全，把他们迁到了哈尔滨。在那儿，溥仪第一次参加了体力劳动——糊铅笔盒。起初他笨手笨脚，糊出来的全是废品，还被同组的人讥讽，气得病了半个月。

可等他病好了，拿起亲手糊出来的合格铅笔盒，看着管理所用他们的劳动成果换来的糖果和香烟分给大家时，他突然冒出了一句话：“我恨那个鬼制度！从小把人毁坏，这就是封建社会！”这一句，是真把自个儿给骂醒了。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那四十多年，其实是被那种高高在上的生活给“废”了。

在思想改造上，最狠的一招是“家庭内部攻势”。他的那几个侄子，尤其是毓嵒，年轻，受新思想影响快，开始带头揭发。毓嵒在会上直接站起来，指着溥仪的鼻子说：“你别再装了，你在苏联的时候还藏了一箱子金珠宝贝，打算以后复辟用呢！”

溥仪当时脸就绿了。那箱珠宝是他最后的家底，也是他心里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一直觉得，只要手里有这些玩意儿，他还是那个“皇上”。可那一刻，在侄子毫不留情的揭发下，他意识到，那个让他可以为所欲为的封建伦常，彻底崩塌了。他不得不把那些私藏的黑珍珠、首饰全交了出来。这一交，他心里那座金銮殿，算是塌了一半。

在那段日子里，管理所组织他们去农村、去工厂参观。溥仪看着那些曾经满目疮痍的地方盖起了工厂，看着以前在伪满时期吃不上饱饭的劳工现在成了主人，他心里那个疙瘩开始动摇了。他以前总觉得这江山是他们爱新觉罗家的，可到了那儿他才明白，这江山是老百姓的。他在一位大娘家里，听着旧社会的苦水，竟然当场跪下了，说：“我就是那个康德皇帝，我向您请罪！”这跪的一下，是正经跪到了根儿上。

还有一件事儿让他深受震撼。那时候国家困难，管理所的干部们都减了定量，吃的是瓜菜代，可给战犯们吃的一直是白米白面。溥仪心里琢磨，这共产党到底图什么呢？这种感化，比任何大道理都管用。

他开始动笔写那本著名的《我的前半生》。最初他还是想推卸责任，说是被日本人“绑架”的。但在无数次交心和事实面前，他那层包裹了几十年的虚伪外壳彻底裂了。他开始老老实实地认罪，一笔一画地在纸上剖析自己。

1959年，特赦令下来了。毛主席说：“要放，就先放‘皇帝’，我们共产党有这个气魄。”当溥仪在特赦大会上听到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一位时，这位曾经的皇帝，哭得像个孩子。这不是委屈的泪，那是重获新生的泪。

回京后的溥仪，第一件事就是去派出所报户口。民警吴静深问他婚姻状况，他愣了半天，吐出两个字：“离了”。当他领到那张印着“爱新觉罗·溥仪”名字的户口卡片时，他知道，那个代号“981”的战犯不见了，那个高高在上的“宣统”也不见了，他成了这四万万同胞中的普通一个。

他后来换上舍不得穿的毛花呢中山装，那是好友李文达送给他的，去参加选举。那一票投下去，他觉得这才是踏踏实实的人活着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