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春，北京西长安街的中级人民法院里人头攒动。案卷封面上醒目的五个字——《我的前半生》，让旁听席上不少人暗暗咋舌。原告李淑贤，末代皇帝溥仪的遗孀；被告李文达，曾任该书责任编辑。争来争去，是为了那一笔看似不大的稿酬。可在李淑贤眼里，这却是丈夫留给她的最后凭依，也是她晚景里不容旁人染指的“皇帝遗产”。
庭审的热度迅速传遍京城茶楼。有人不解：李淑贤不过是个普通护士，何至于同老朋友反目？这一幕若让溥仪泉下有知，未免感慨唏嘘。可若回到二十五年前的一个午后，谁又能料到这对身份悬殊的男女，会在咖啡厅里点燃他们各自命运的余烬。
一九六二年一月，周振强带着一张黑白照片走进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照片里的人名叫李淑贤，眉目质朴。溥仪凑近一看，眼睛亮了——面对医务工作者，他一向心生好感。早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做护理工时，医学书籍就给过他难得的慰藉，如今重获自由，他依旧向往那份洁白的职业。
第一次见面在正月初七的下午。两杯咖啡、两杯牛奶，窗外的北海湖面还结着薄冰。溥仪把玩着李淑贤带来的医学杂志，小声感叹：“量血压这一套，我也会哩。”李淑贤微笑点头，说不上动心，却对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同事”生出怜惜。她幼年丧母，青年时被迫早婚又速速离异，飘零多年，最怕的便是无依无靠。听到溥仪自嘲“55了，空有一身病”，她轻声回了句：“有伴儿就好，年纪不是事。”短短一句话，在场的人都听见了，但谁也没料到，这竟是一纸婚约的开端。
四月的石榴花刚冒出嫩芽，两人领证。那年溥仪已五十六岁，身体虚弱得厉害，三次大手术，让这位昔日的“逊帝”更显憔悴。李淑贤搬进了东城区的那座老四合院，身份从护士变成了皇帝遗孀，迎接她的却并非富贵。两口子一份工资，日子紧巴，吃肉都得攒票。邻居却爱来看稀奇，常有人探头探脑，“皇上今日可好？”李淑贤一笑置之，替丈夫端茶送客。溥仪与她说话，总是称“李同志”，习惯难改，可用心却真——冬天夜冷，他先把热水袋烫好塞到被窝；逢上阴雨，他怕她滑倒，拄着柺杖也要去接班。
惋惜的是，病魔逼近得太快。一九六四年查出肾癌，切除手术只是拖延。住院那会儿，周恩来总理探视时劝两人：“没有孩子也能成家，一定要相互扶持。”话音不重，却如定海神针。李淑贤收起了屡次提出的离婚念头，从此守在病榻前。三年后，十月十七日凌晨，溥仪于三〇一医院停止呼吸，享年六十一岁。
丧事办得朴素。公祭时，李淑贤在灵堂门口扶着黑纱，红肿的眼圈里透着木然。各路媒体想捕捉末代皇帝的“后宫秘闻”，她只是关上门，守着那本尚未写完的《我的后半生》手稿和每月不到百元的工资。
转眼二十年过去。《我的前半生》持续重印，版税滚滚，却被按原合同平分给李文达。李淑贤拿到的只剩一半，她觉得委屈，“那是他口述的心血，怎么能分成？”一气之下，把李文达告上法庭。十年间，判了又上诉，来回几轮。到一九九五年，一纸终审：该书属溥仪独立创作，李文达只算编辑帮手，收益全部归遗孀所有。
判决书送达那天，北京已是深秋。她走出法院，没有喜形于色，只说一句：“这是他的。”随行记者想追问，她摆手离去。可命运并未就此放过她。两年后，李淑贤因病猝然长眠，身后无子女，也无再婚记录。至此，那本回忆录的著作权进入法律所称的“无主状态”。
群众出版社见状，只得向西城法院递交《无主财产认定申请书》。公告贴出一年，无人应声。法院遂裁定，收益由国家依法收归。这时，溥仪唯一在世的同父弟弟溥任站了出来，声称“兄终弟及”，理应继承。法条却写得清楚：若第一顺位继承人已受遗赠且无后代，第二顺位权利即告消灭。几番抗辩，依旧无果。
就这样，《我的前半生》成为共和国最早“归公”的个人回忆录之一。书页里记载的宫闱旧梦、伪满往事与改造岁月，继续在印刷机上翻飞，而所有版税则汇入国库。坊间偶有议论，李淑贤这场十年诉讼，究竟为的是钱，还是对逝去丈夫身份的最后捍卫？毕竟，她没有在身后留下任何直系后代，也没有再穿上嫁衣。有人说她固执，有人说她精明，可从一九六二年那句“只要感情好”开始，她就把自己的人生赌在了末代皇帝的残年。
溥仪和李淑贤的结合，经不起童话式的解读，也超出了寻常婚姻的范畴。一个是曾经衣锦万乘却半生飘摇的末世君王，一个是苦出身的单身护士。相遇时，两人都拖着病痛与身世阴影。一段夹杂着怜悯、补偿与寻常烟火的夫妻情份，在北京的老胡同里暗暗发芽，又在病榻旁匆匆枯萎。溥仪留下的，是七十五万余字的回忆，是几卷几何级增长的版税，也是法庭上那场曲折十年的继承拉锯。至于李淑贤，她把自己的后半辈子贴在了这本书的封面背后，直到生命终点仍未曾脱身。世事如书，这一页翻过，尘埃落定，历史却还要向前书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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