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的冬天,冷得透骨。

苏北平原上,北风像刀子一样刮过枯黄的芦苇荡,田野里一片萧索。横沟村东头那间低矮的土坯房里,却透出一股焦灼之气——民运队的梁巨墀躺在那张硬板床上,喉咙肿得几乎说不出话,每咽一口水都疼得额头冒汗。

他是三天前被组织上悄悄送来养病的。可喉炎来得凶,乡下又缺医少药,单靠土方硬扛根本无济于事,眼看着人一天天蔫下去。

房东杨金莲守在一旁,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杨金莲三十岁,个子不高,脸颊被风吹得黑红,一双眼睛却亮得很。丈夫早些年没了,她一个人拉扯孩子,还悄悄给新四军当交通员,胆子是磨出来的。

“再这么拖下去,人怕是要不行了。”夜里,杨金莲对着油灯发呆。

梁巨墀才二十出头,说话和气,做事勤快,这样的同志不能折在病上。杨金莲看着梁巨墀痛苦的模样,咬咬牙,下了决心——去秦南镇,日寇据点里才有治喉炎的药材。

这事不能声张。

家里老小不知情,梁巨墀更不能让他晓得。

天还没亮,鸡叫头遍,杨金莲就轻手轻脚起了床。她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袄子,头发挽得紧紧的,揣上攒了许久的几块银元,又往怀里塞了半块冷饼子。

推门时,寒气扑进来,她打了个哆嗦,回头望了一眼黑乎乎的里屋,随后轻轻带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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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南镇离横沟十几里地,平日里乡亲们能不去就不去——那儿驻着日军一个小队,还有伪军把守,街面上乱得很。

可眼下,只有镇上那家药铺能买到治疗喉炎的稀罕药材。

太阳爬过树梢时,镇子的轮廓渐渐出现了。青灰色的炮楼矗立在镇口,刺眼得很。杨金莲放慢脚步,理了理衣裳,随后深吸一口气,朝着东头岗哨走去。

岗哨处,两个伪军正抱着枪,缩着脖子直跺脚。旁边还站了个日本兵,鼻子下面留着一小撮胡子,眼睛眯着打量来人。

杨金莲刚走近,对方的枪杆子就横了过来。

“站住!干什么的?”伪军嗓子沙哑,口气挺冲。

杨金莲稳住神,垂下眼睛:“老总,俺是东乡里人,来给弟弟抓药。”

日本兵走上前来,上下扫了她几眼,嘴里咕噜了几句。旁边穿棉袍的翻译赶紧凑过来:“太君问,你一个人来的?准备买什么药?”

“弟弟害了喉症,喘不上气,买点清火的药材。”杨金莲答得顺畅,手心却攥紧了。

日本兵摇摇头,突然咧嘴笑了,那笑容冷冰冰的。他又对翻译低声说了几句,翻译转头,声音提高了些:“镇上有没有熟人?说个名字,叫来作保!”

杨金莲心里咯噔一下。她认识的人倒是有,可都是暗地里的关系,哪能明说?

电光石火间,她想起一个人——周伯和。这人明面上是鬼子委任的镇长,暗地里却给新四军递过消息,组织曾提过,此人是个“两面”人物。

不过,杨金莲只听上级提过一嘴,从没见过此人。

但此刻容不得有半分迟疑,索性赌一把吧!

“有熟人,”杨金莲心一横,随即抬起头,“周伯和,周镇长。”

话音刚落,旁边那个一直没吭声、穿着青缎马褂的中年男人猛地一怔,眼睛竟直直看向她。

旁边的日本兵和翻译一听,也愣了一瞬,随即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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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指着那马褂男人:“你个妇道人家,睁眼说瞎话!周镇长不就站在这里?你连人都不认得,还敢扯谎!”

日本兵收住笑,脸色一下子变得狰狞,手按在刀柄上:“八嘎!新四军的探子!抓起来!”

两个伪军扑上来就要拧她胳膊。

杨金莲脑子“嗡”的一声,浑身血都往头上涌。

完了,她也没想到这么凑巧,竟然指认的人就在眼前。

眼下处境非常不利,可她立刻强逼自己冷静下来——慌没用,越慌越糟糕。

她挣开伪军的手,冲着那马褂男人喊:“周镇长!我是您家乡下穷亲戚,虽然没上过门,不认得您,可俺爹常说您仁义,乡里乡亲,我弟弟病得要死了,您可得行行好……”

周伯和盯着她,眼神复杂。

随后,他慢慢走上前,挡在日本兵和杨金莲之间,脸上堆起笑容:“太君,误会,误会。”他拍拍胸脯,“这女人我认识,确实是我这边的远房表亲,乡下人没见过世面,不懂规矩。她弟弟病得重,才冒险来买药。她真是良民,绝对是良民。”

日本兵狐疑地打量周伯和,又瞅瞅杨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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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伯和趁势从兜里掏出香烟递过去,弯着腰点火,嘴里低声说着什么。杨金莲听不清,只看见日本兵脸色渐渐缓和,最后挥了挥手。

“快去吧,”周伯和转身,对她使了个眼色,“买了药赶紧回家,别在镇上逗留。”

杨金莲连声道谢,脚步有些发飘地往镇里走。她能感觉到身后几道目光一直跟着,直到拐进街角才散去。

药铺掌柜是个老头,看她慌里慌张的,也没多问,问清后,包了药递给她。

杨金莲把钱塞过去,抱起药包就往回赶,一路疾行。

出了镇子,走上田间小路,她才觉得腿软,靠在路边树下喘气。冷风吹过,背上冰凉——全是汗。

回到横沟已是午后。

梁巨墀还在昏睡,杨金莲赶紧生火煎药。药味苦得呛人,她却觉得那气味比什么都香。一连几天,她守着灶火,按时喂药、喂粥。梁巨墀的喉咙慢慢消肿,能低声说话了。他看着杨金莲忙进忙出,眼睛泛红:“大姐,这份情,我一辈子记着。”

杨金莲摆摆手:“说这些干啥,好了就好。”

腊月里,梁巨墀痊愈归队。临走那天,他朝着杨金莲深深鞠了一躬,随后转身消失在芦苇荡深处。

杨金莲站在门口望了很久,直到影子彻底看不见,才轻轻关上门。

后来,村里人偶尔提起那个冬天,只知道杨家住了个远房亲戚,病了一阵子就走了。没人晓得那些药是从鬼子据点里拎回来的,也没人见过杨金莲半夜里把密信塞进芦柴捆,趁着星光往邻村送。

只有她自己知道,每当风吹过原野,芦苇沙沙作响时,她总会想起那个清晨的霜路、那座灰色的炮楼,还有那个穿着马褂、在刺刀前拍了拍胸脯的男人。

世道再难,人心里总还留着一点热气。这热气,救得了命,也照得亮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