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春天，北京的风还带着寒意。中南海里，一些熟人已经明显感觉到，毛主席和江青之间的距离，肉眼可见地在拉大。那一年，毛主席八十出头，身体每况愈下，却依旧天天看书；江青五十出头，仍沉浸在政治舞台的幻觉里，时不时还拿自己和古代女皇武则天相提并论。这种强烈的对比，慢慢勾勒出一段家国交织、是非难分的历史横截面。
有意思的是，在这段紧绷的家庭关系背后，藏着一本书的影子。这本书陪伴毛主席几十年，书角卷起，页边密密麻麻写着批注。工作人员回忆，那本摆在床头的《资治通鉴》，几乎成了他晚年思考历史、评判人物的“镜子”。从这面镜子里，他看到武则天的功过，也一步步看清身边人的性情。
一、床头那本书，和武则天的两面
时间回到1975年。中南海一处安静的小院里，82岁的毛主席刚吃完午饭，靠在沙发上晒太阳。那天难得没拿书，他指了指桌上的《资治通鉴》，随口问在旁边忙碌的护士孟锦云：“这本书，你知道我读了多少遍？”
没等对方回答，他自己接了下去：“十七遍。每一遍都有新东西，现在大概是最后一遍了，不是没兴趣，是身体不行了。”
这句话听上去平淡，实际透出一种很清醒的自我判断。他知道自己的精力在一点点耗尽，也清楚时间已经不再站在自己这边。但只要还能翻得动书，他就要把这部编年史一遍遍读下去，因为在他眼里，历史不是摆设，而是一面照人照己的镜子。
聊着聊着，话题自然落到了读书方法上。毛主席开门见山：“读书不能光信，要敢怀疑，要敢提出不同意见。”一句“书上写的也不一定全对”，把一代政治家的历史观和普通读书人的习惯拉开了距离。他举了个简单的例子：同一个人，他的部下写他，多半尽挑好话；他的政敌写他，肯定抓着缺点猛攻。到了史书里，都是“白纸黑字”，看上去一本正经，其实立场各异。读者要是不多比较几部史料，只相信一个版本，很容易被“带着走”。
就在这类讨论中，武则天的名字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武则天，唐代女皇，后世争议不断。毛主席翻看相关记载时，总习惯先问一句：她是怎么把天下治理下去的？这和许多只盯着宫闱轶事、荒唐传说的读法完全不同。
在他看来，一些史书将武则天写成只知荒淫、完全不理政务的形象，未免太简单粗暴。要是根本不理朝政，一个女人在封建时代怎么可能在皇位上坐那么多年？这一点，他是不太相信的。他更看重的是武则天在用人上的眼光：知人善任、敢于提拔新人，在位多年，确实培养出不少能臣。同时，他也绝不避讳她的残酷，一再强调“杀的人也不少，前脚提拔，后脚就杀掉”的复杂一面。
为了说明“功过并存”的道理，毛主席给孟锦云讲起那个“飞蛾扑火”的故事：大臣询问“杀得太多，以后谁还敢来当官”，武则天晚上叫人点起火盆，任由飞蛾一批批扑上去，用“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来回答。这样的故事，他并不只是当成茶余谈资，而是用来提醒身边的年轻人：别被简单的标签带着走，人物的评价要多角度、多层次地看。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武则天晚年“无字碑”的解读。有人猜测那是夸耀功勋难以尽书的象征，而他更倾向于另一层意思——把功过留给后人去评判，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知：“人要知道自己并非完人，有些事不是自己说了算。”
这种从历史人物身上抽离出的思考，对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家庭和政治风波，实际上早已埋下伏笔。
二、“自比武则天”，一封冷冰冰的家信
如果说毛主席看武则天，是透过书页、通过史料反复衡量，那么江青看武则天，更多是一种情绪化的投射。她看到的，是一个突破男尊女卑、冲破旧礼法束缚的女人，站在权力顶端，不惧风浪。至于这个女人为保持皇位采取了怎样的手段，她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干脆加以美化。
有一段时间，江青几乎迷恋武则天的“铁腕”。广用酷吏、奖赏检举、重用严刑峻法，在她眼里，都可以包装成“敢抓敢管”的魄力。毛主席曾经用武则天重用酷吏来俊臣，大搞特务政治、滥杀无辜的故事，讽刺国民党时期的特务统治，而江青却从中看到的是另一层“启发”，这一点，不得不说让人后脊发凉。
毛主席当面对她的这种倾向并非全无提醒。早些年，他并不避讳与江青谈历史、谈人物，也会点出武则天“可取的地方”和“不可取的地方”，但江青听得进去多少，就不好说了。时间久了，他发现对方在关键问题上并不打算改变思路，干脆选择在生活上拉开距离。
这段距离在1974年表现得尤为明显。那时，毛主席的住处已经从菊香书屋搬到了中南海游泳池附近，两人分居已成事实。3月20日，江青想去见他，却被挡在外面，在门口等了许久，最后只等来一封信。
信不长，却字字冷峻：“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这一连串质问，把多年的积怨与失望写得极为直白。信里还有一句话，意味深长：“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这封信，对江青来说，是一次明显的警告；对旁观者而言，也是一道分水岭。之后，江青再想见毛主席，就没那么容易了，必须事先通过中央办公厅报批，由毛主席亲自点头。表面上仍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实际上的心理距离已经远不止一两道院门。
同一年的另一个场景，也颇耐人寻味。某次在几位省市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江青在发言时竟然公开说：“有人说我是武则天，有人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这句话，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不仅刺耳，也暴露出她对自身位置的严重误判。
这一点，毛主席不可能不知道。到了当年11月，他写给江青的另一封信中，只写下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人贵有自知之明。”措辞不重，却像一盆冷水直接浇在她自我膨胀的幻觉上。历史人物可以被拿来分析、借鉴，但一旦当成“模仿对象”，尤其是对权力手段的一味模仿，后果往往不会太好。
从“迷恋武则天”，到“自比武则天”，再到被一纸家信提醒“自知之明”，这条线索把政治态度和家庭关系纠缠在一起。既有理念上的分歧，也有性格上的冲突，掺杂着权力边缘的焦虑和个人命运的起伏。
三、女儿的抵触，一句戳破幻觉的话
在这段复杂关系中，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视角，就是女儿李讷的经历。她既是毛主席和江青的孩子，也是这场家庭风暴中承受压力最大的人之一。她的成长轨迹，某种意义上成了对江青性格和行事方式的一种侧面注解。
年轻时，李讷长期和江青住在一起。江青对环境极其敏感，尤其是睡眠，一点声音都不能忍。家里看似宽敞，其实“气氛紧张”。李讷在这样的环境里，几乎不敢随意走动，说话也要压低声音。长期下来，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二十多岁就出现明显的衰弱迹象。
离开北京，到江西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劳动，对她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白天和大家一起干活、学习，晚上集体作息，生活简单，却让她慢慢放松下来。身体状况好转之外，她还在那里遇到了自己欣赏的青年小徐。
毛主席对子女婚姻的态度一向比较明确：志同道合最重要，出身样貌都是次要的。面对李讷的婚事，他的原则是“不干涉”。在有关方面做过背景调查、确认小徐没有问题之后，他同意了这门婚事。看上去，一切都在朝着比较平稳的方向发展。
问题出在江青。她迟迟不表态，最后终究因为毛主席已经点头，才勉强同意。但这种“勉强”，其实早已埋下隐患。婚后不久，江青上门看望，顺手翻看了小徐的笔记本。前面看到字写得不错，她还夸了几句，看到几串电话号码时，脸色突然变了。她向来多疑，很快就把普通的联系方式往“特务嫌疑”上靠。
当时的情况其实很简单：许多人都会在本子上记下常用号码，方便联络，而且在婚前审查中，小徐已经被认定“没有问题”。但在江青那里，这些解释显得毫无分量。她一意孤行，把小徐调去石家庄铁道学校学习，事实上将这段婚姻拦腰截断。
李讷的性格也很倔，她不愿向母亲低头求情，结果就是与新婚丈夫长期分离，渐渐形同陌路。更糟糕的是，之后不久她发现自己怀孕，精神压力急剧增加，睡眠问题愈发严重，安眠药的用量也一再加大。
某个凌晨，已经怀着身孕的她忽然闯进江青的卧室，要求再给一些安眠药。江青拒绝，两人爆发争吵。临走时，李讷扔下一句话：“想当武则天，你还没这个本事。”这句话短促、刻薄，却一针见血地戳到了对方最敏感的地方——那种自我想象与现实能力之间的落差。
这一幕，多少可以看作是“女儿对母亲的公开反击”。在长期压抑与不满之后，她终于用一种极其直接的方式，表达出对母亲行为的不认同。值得一提的是，这番话并不是出于政治判断，而是出自被伤害者的本能反应，更显得尖锐刺耳。
等到孩子出生，有了新的精神寄托，李讷的状态才逐渐稳定，母女间的关系也有所缓和。但那句“你还没这个本事”，已经像钉子一样钉在那一年的记忆里，很难再被抹去。
后来，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中，还提到过一个细节。毛主席曾半开玩笑地问孟锦云：“如果我同江青离婚，全国人民会怎么看？”这话听上去像玩笑，其实哪里经得起细琢磨。他不是不知道舆论的重量，只是内心的不满已经到了不得不“出口探问”的地步。这种家庭层面的矛盾，反过来，也映照出当时政治生态的复杂紧张。
四、一生自我感觉良好，最后只剩一块寂寞墓碑
江青的晚景，并不光鲜。1976年以后，她的政治命运急转直下，失去了曾经引以为傲的舞台。多年之后，再出现她的名字时，多半和审判、反思联系在一起。真正留下来的，不是当年那些自我标榜的豪言，而是具体的案卷记录和冷静的历史评价。
在漫长的羁押岁月里，李讷并没有彻底断绝与她的联系。通过当年毛主席警卫员李银桥夫妇的介绍，李讷结识了第二任丈夫王景清，婚后生活相对平稳。她还带着丈夫去看望过被羁押中的江青，那次见面，气氛出乎意料地平和。
江青打量了一番这个女婿，竟然露出满意的神色，说了句：“老王啊，你年轻的时候一定很漂亮，现在五十多了还这么精神。”接着又问李讷：“是谁给介绍的啊？”听说是“小韩阿姨”牵的线，她沉默片刻，轻声说了一句：“你小韩阿姨是好人。”这几句看似日常的寒暄，多少让人感到一种时过境迁的荒诞感——曾经习惯于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人，此时只剩下对别人评价的寥寥数语。
1991年5月14日，江青去世，终年七十七岁。她的骨灰交到李讷手中，如何处置，成了一个既现实又敏感的问题。既有外界目光的顾虑，也有家族内部的考量。最后，她的骨灰在李讷家中停留了足足十二年，一直未对外安葬。
到了2003年，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才有了结果。李讷选择在北京就地安葬，一是方便自己祭扫，二来也算给这段尴尬的母女关系一个相对平静的收尾。墓碑并不起眼，碑上刻的是“先母李云鹤之墓”，用了她早年的名字，没有“江青”三个字。立碑人只写“女儿女婿”，也没有署具体姓名。
这一连串安排，信息量其实很大。不用“江青”这个名字，既是对那个政治身份的刻意避让，也是对往事的一种间接划断。只写“先母”“女儿女婿”，保留了血缘的联系，却不再强调任何额外身份。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高调评价，一切收束在几个朴素的字里。
对比曾经那句“有人说我是武则天，我不胜荣幸之至”，这种“冷处理”本身就像一记无声的评价。武则天死后，有宏伟的乾陵，有“无字碑”供后人揣摩；江青七十七岁亡故，留在地面上的，只是一块低调的墓碑和一个已经弃用多年的本名。
毛主席早年读《资治通鉴》，一再强调“功过应留待后人评说”，这句话放在任何一个历史人物身上，似乎都说得通。武则天再如何强势，终究也要把评价权交给后世。江青在政治舞台上的种种表现，也必然要接受时间的检验。她曾试图从武则天身上找到某种“榜样”，却忽略了一个关键前提：不论时代如何不同，人如果缺乏清醒的自我认知，再激烈的手段、再响亮的口号，最后也难免落入一种讽刺。
从床头那本翻得发黄的《资治通鉴》，到几封短而冷的家信，从“自比武则天”的得意，到女儿一句“没这个本事”的冷嘲，历史的线索就这么被拼在一起。细看之下，不是传奇，更像一场长达数十年的人物性格试炼。谁有自知，谁缺自知，时间都记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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