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6月的一个清晨，华盛顿上空云层很低，五角大楼前却格外热闹。礼兵早早列队，礼炮车静静停在广场边上。对很多美国军人来说，那天不过是一次程序严谨的迎接仪式，而对一位头发花白的中国将军来说，却像是走进了一扇已经关上四十年的门。
站在队列前端的，正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访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张爱萍。这一年，他六十七岁，从一名新四军师副师长走到共和国国防部长，已经走过太多风雨。谁也没想到，在这场中美国防部长的正式会晤之外，会突然出现一段跨越四十年的旧情。
军乐响起，会谈结束，两国防长从大厅走出。就在这时，几名穿着笔挺军装的美国人快步走来。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略带意味地指了指他们：“张部长，你看看，这几位，你认不认识？”话音刚落，其中一位头发花白的美军军官猛地立正，向张爱萍敬了一个标准军礼，然后用略显颤抖的声音用中文说：“救命恩人，你还认识我吗？”
张爱萍愣了一下，在场的很多人也愣住了。而真正的答案，要从1943年那个战火连天的夏末说起。
一、一架坠落的轰炸机与慌乱的苏北夜晚
1943年8月20日晚上，大约是八点左右，苏北沿海一带天色阴沉，间或有雨。大多数农户已经收拾农具准备回屋，远处还能听见犬吠。就在这种看似平常的夜色下，一架来自美国第20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结束对日本九州地区钢铁和军火设施的攻击后，正飞经黄海上空，准备返航。
这架轰炸机编号为“奥列勒女二号”，机上共有十二名飞行员，隶属于美国陆军航空军第14航空队，任务目标是门司、本八幡、小仓一线的日本重要工业设施。任务完成得很顺利，谁也没想到，真正的危险在返航途中。
飞到距离中国东海岸约一百公里的黄海上空时，飞机发动机突然故障，并伴有起火迹象，控制系统也出现严重问题。机组人员迅速抢救，但情况越来越糟。眼看机体随时可能解体，机长不得不下达跳伞命令，众人分四批从高空跳下。有的落入冰冷海水，再也没能上岸；有的被风吹得越飘越远。最后，只有五个人幸运活了下来。
失控的轰炸机一路向西，最终坠落在当时的江苏建阳县六区夹晏乡金桥村附近，也就是今天建湖县近郊的一片稻田边。那一夜，乡间的农户看见天空中拖着长长火光的巨大黑影，有人惊慌地喊：“快看，云从天上掉下来了！”远远望去，火光映着云雾，的确像一团从天上坠落的“火云”。
有意思的是，很多老人一开始并不敢靠近，只在村口远远张望，嘴里念叨着菩萨保佑。有人隐约看见火光中还有几个白影在晃动，更是有点心惊。那时候，谁也想不到，那些白影是穿着飞行服的美国飞行员，而坠毁的不是什么“天象”，而是一架世界上最先进的重型轰炸机。
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一位完全不知情的老农挑着农具去地里干活，走到草堆附近，突然看见两个高个子“红脸人”蜷缩在那儿。老农当场吓得后退几步，一屁股坐到地上，连声喊“有鬼，有鬼”。
那两个“红脸人”其实是因寒冷和摔伤而面色涨红的美国飞行员。他们赶紧站起来，嘴里急急说着英语，手指时而指向天空，时而指向远处，急得直比划。老农一句也听不明白，只觉得眼前这些人衣着古怪，语言又怪，越发心慌。
飞行员也不敢贸然靠近，就从腰间掏出一面小旗，那是盟军普遍配发的联络旗。旗上有多国语言，其中一栏写着中文：“亲爱的中国朋友：我是来华对日作战的美国飞行员，请帮助我。”老农识字不多，只看懂个大概，才知道这不是“鬼”，而是报纸上常提的“打日本的美国人”。他立即喊来村里识字多一点的年轻人。
年轻人看完旗上的字，心里一松，转身对围过来的乡亲说：“是帮咱们打小日本的美国飞行员，报纸上登过。”恐惧一下子变成了好奇和同情，有人连忙把他们请进屋，有人去烧水，有人拿出家里本来就不多的干粮。当时物资本就紧张，但谁也没提收钱的事。
这几位飞行员一开始非常拘谨，连凳子也不愿多坐一会儿，总想往外看。村民看出他们的担心，干脆把他们带到民兵模范队驻守的哨位。模范队队员听完情况，当即安排住处，还设岗警戒，生怕日军或伪军突然搜查。
不久，又有乡亲在附近找到另外两名跳伞落地的美国人，其中一人试探着从口袋里掏出钞票，硬要往一位老大爷手里塞，想表达谢意。那位老大爷摆摆手，转身就走。美国人急了，又掏出几块银元追上去递过去。老大爷干脆把他的手推回去，只是笑笑，头也不回地走回村里。这种朴素的拒绝，在后来多次回忆中，一直被当作最打动人的细节之一。
消息很快传到当地抗日武装那里。新四军地方武装——建阳总队三连的哨兵听说“找到了几个美国飞行员”，立即报告连部。三连指导员带着一个懂外语的老师赶到，把飞行员接到驻地，庄重地行了军礼。指导员讲了热情的话，飞行员听不懂，直到翻译老人一句句转达，几个人紧绷的眼神才真的放松下来。那一天，稻田边的坠机现场和乡村土屋，见证了中美军人最早也是最真诚的一次并肩。
二、张爱萍的部署与中央电报里的“紧急”二字
几天之后，这五名营救出的飞行员已经全部集中到了新四军建阳总队。通过翻译，他们的身份被逐渐核实清楚。带队的是时年二十八岁的中校机长威廉·萨伏埃，芝加哥人，珍珠港事件后主动参军，后来成为第20航空队的一名大队长。随机的还有领航员奥布赖斯上尉、副驾驶卢茨中尉、飞行机械师特尔马克中尉，以及中心火力控制炮手布伦迪奇上士。
他们的获救，很快被报告到了不远处的新四军第三师师部。当时第三师师部驻在阜宁张庄，副师长张爱萍得知“有美军飞行员在我区跳伞获救”的消息，心里非常清楚这件事的分量。那并不仅仅是救助几名盟友，更关系到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的配合与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
有意思的是，张爱萍并没有只盯着“人”的事情，他第一反应之一，是那架坠落在金桥村附近的重型轰炸机。那可是一整座移动的“军事宝库”。他立即指示县总队队长王良太：“尽快找到坠机地点，日本人一定不会放过这架飞机。湖垛据点的日军多半会出动，能拆下来的零件全部拆下来，绝不能让日军抢走。”
王良太带着二营六连八十多名战士，冒雨急行军，连夜赶往坠机地点。正如预判的那样，湖垛镇日军近藤中队长已经得知情报，亲自率领一百多名日伪军迅速出动，目标同样是那架坠毁的B-29。
战争在稻田边突然拉开。第二天清晨，坠机以东约百米的宴荡沟两岸响起密集枪声，争夺坠机残骸的战斗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六连战士凭借熟悉地形和坚定意志，硬是把日伪军挡在沟外。但代价不轻，四名新四军战士在战斗中牺牲，用生命守住了那架“沉入稻田里的轰炸机”。
战斗结束后，新四军第三师工业部的同志进驻现场，开始紧张而细致的拆运工作。那架飞机头朝下扎进稻田，机翼展开足有十多米，机身长达三十多米，在当时的苏北乡村几乎是前所未见的庞然大物。进入机舱后，拆运人员惊讶地发现通讯设备完备，小炮和多挺重机枪完好无损，甚至还有一艘绿色橡皮艇。这些东西，对于长期缺乏重武器的新四军来说，无疑是极为珍贵的战利品。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昼夜拆卸，主要机件、小炮、六挺重机枪以及部分精密设备被安全运出，陆续送到第三师司令部驻地，用于武装部队和研究使用。可以说，这架坠毁的轰炸机，在另一条战线继续参与了对日作战。
与此同时，营救飞行员的情况由第三师正式上报新四军军部，军部又通过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团报告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这件事极为重视。
1943年8月29日，中央电示发出，由毛泽东等联名致电董必武，要求迅速将美军飞行员获救情况通知驻华美军司令部及有关方面。电文中明确写明：8月20日，美国空军第20航空队一架重型轰炸机在苏北上空爆炸起火，坠落在建阳县境内；新四军第三师和当地游击队迅速营救，机上飞行人员十二名，其中一名阵亡，五名已安全抵达三师师部，其余六名正在继续查找。
那时，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正在淮南黄花塘军部整风学习，接到报告后，当即复电张爱萍，要求尽快将获救飞行员转移到更加安全的阜宁师部驻地，并强调要“尽可能周到地接待好盟军人员”。他特别指出，妥善接待这些美国飞行员，对加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增进中美人民友谊，以及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和国内大后方的政治影响，都有深远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爱萍召集了师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以及相关部门，专门讨论接待方案。从营救，到保护坠机残骸，再到中央电报的“紧急”，这几天发生的一切，在那位三十多岁的副师长心里，已经不再是一件“偶然事件”，而是一段注定会写进历史的经历。
三、七天相处：从战地将领到“热情东道主”
几名飞行员转移到第三师师部后，眼前的景象与他们此前想象的“游击队根据地”有相当差异。这里虽是刚开辟不久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条件称不上优渥，却处处透露着井然和节制。在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张爱萍要求“能做到的，尽量做到最好”。
师部把几间条件相对较好的房屋整理出来，专门腾为飞行员居住。简单的房间里铺上干净被褥，旁边还临时布置出小小会客角落。厨房那边也在忙活，原本紧张的粮食配给被重新分配，多腾出一些面粉、肉类，准备尽可能靠近他们习惯的口味。
张爱萍见到飞行员时，并没有刻意摆出什么“救命恩人”的架子，而是用很平和的语气通过翻译表达欢迎：“你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与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非常感谢你们。中国有句老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这里，就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这种不夸张、不做作的态度，让几位飞行员明显松了一口气。
为了照顾他们的身体状况，师部还请来一位在新四军中工作的奥地利籍医学博士给他们做体检，处理伤口。对当时的第三师来说，能把一个外籍医生用在飞行员身上，本身就是不小的“投入”。
萨伏埃中校代表众人表示感谢时，特意拿出一面小号美国国旗，庄重地摊开在胸前。这一动作，在西方军队礼仪中，有表达敬意和感激的意味。张爱萍看在眼里，顺手拿起相机，给他们拍下了几张合影。这些照片后来被他妥善保存，成为四十年后重逢的重要凭证。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天里，师部并没有把飞行员“关在屋里养伤”，而是尽量把他们当作普通客人看待。黄昏时分，院子里时常响起口哨声和笑声。有人拉起手风琴，有人教飞行员学扭秧歌。布伦迪奇学动作时总是略显笨拙，引得战士们哈哈大笑，他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奥布赖斯则会在空地上比划降落伞动作，向围拢的战士讲解跳伞要领，翻译跟在旁边忙得满头大汗。
生活方面，三师专门请了几个手艺不错的师傅，给他们烤面包、煎牛肉。更难得的是，后勤人员冒着被敌人察觉的风险，到日军控制区边缘换购咖啡、奶粉、巧克力、高级香烟等物资。说到底，那时这些东西，新四军很多干部战士连见都没见过，但在“如何让盟友感觉到尊重”这个问题上，大家心里是有数的。
吃完晚饭后，篮球架下常常聚起一群人。飞行员们比中方战士高出一截，抢起篮板来颇有优势；而新四军战士跑动积极，配合默契，场面颇为热闹。有人还从不知道哪里弄来一副国际象棋和扑克牌，大家一边借着煤油灯光，一边用手势和简单词语比划规则，气氛十分融洽。
这一段相处持续了大约十天。与此同时，三师部队还在继续搜索其他跳伞失联的飞行员，但最终只确认了五人获救。一切稍稍安定下来之后，这五名飞行员提出希望尽快回到后方，重新返回对日作战阵地。
第三师派出一支武装小分队，护送他们穿越敌占区和游击区之间的缝隙，于1943年8月29日安全送达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驻地。临别时，萨伏埃中校握着张爱萍的手，认真地说：“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也是最快乐的日子之一，也是了解中国朋友最深的日子。”这种话，如果不是切身体会，恐怕很难说得如此真诚。
出于感激，萨伏埃将随身携带的一把精致军刀赠送给张爱萍，以示纪念。张爱萍则回赠了一把从日军那里缴获的战刀，算是“以战刀易战刀”。这两把刀后来都成了各自在家中的特殊纪念物。
不久，新四军营救并妥善安置美军飞行员的经过，被《新华日报》、《大公报》、《盐阜报》等媒体报道。苏北抗日根据地军民救助盟军的故事，在当地流传多年。对大多数参与者来说，这只是一件“该做的事”。可是四十年后，当那些年轻人两鬓斑白，当年的短暂相逢就有了格外厚重的意义。
四、五角大楼前的军礼与“喜重逢”的一纸词作
时间一晃到了1984年。那时的新中国，已经成立三十五年；当年的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也已经成为共和国国防部长。中美两国关系经历曲折后走向正常化，此次访美，是中国派出的第一个正式军事代表团，象征意义非常明确。
在这样严肃而敏感的外交场合，谁也没料到，会出现一幕完全出乎意料的“私人重逢”。
那天，会谈结束时，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安排了一个小小“惊喜”。当那位美军军官立正敬礼，喊出“救命恩人，你还认识我吗”时，时间仿佛一下子被拉回到1943年的苏北。张爱萍盯着那张已经略显苍老却依稀熟悉的脸，小心地问了一句：“你是萨伏埃吗？”那人几乎是立刻点头：“是，是，我就是你当年救下的萨伏埃。”说到这里，他的眼眶有些湿润。
萨伏埃随后介绍了同行的妻子，还有当年机组成员中的布伦迪奇、卢茨等人。提到特尔马克和奥布赖斯时，萨伏埃语气沉了一下，说他们已经因病或意外去世。张爱萍点点头，郑重地请他转达对他们家属的问候。
几人简短交谈后，被引入事先布置好的大厅。那里已经坐满各路记者和工作人员，美国方面专门为这一幕准备了新闻发布会。温伯格在致辞时，对这段远在太平洋另一端、发生在四十年前的故事，做了简要介绍：“张部长当年率领新四军营救了美国飞行员，这段经历，为中美两国军人之间留下了很深的友谊印记。今天的重逢，是这段历史在新的时代里的继续。”
轮到萨伏埃发言时，他讲述了那次任务的前前后后：黄海上空失火跳伞，在稻田边被中国农民发现，被民兵护送进新四军驻地，还有在第三师那几天的生活。他特别提到，为了保护坠机机体，新四军与日伪军在湖垛镇外激战，牺牲了四名战士。他在叙述时，特意停顿了一下，用较为缓慢的语速说：“我们一直没有忘记那四位中国战士。”台下不少人神情也变得严肃。
接着，他说到张爱萍当年如何安排食宿，如何找来医生检查伤势，如何想方设法为他们准备咖啡和牛排，还提到院子里学秧歌、打篮球的情景。话语虽不华丽，但显然是真情流露。演讲结束，会场上响起持续的掌声，闪光灯一阵接一阵。
张爱萍发言时，没有刻意抒情。他只是平静地说，当年中国正处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一部分远道支援，这种帮助令人非常难忘。至于营救和接待飞行员，“那是应尽之义”。他说，四十年前为了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两国军人有过并肩作战的经历；四十年后，双方更应该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继续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话不多，却把重点讲得很清楚。
有意思的是，就在台下掌声渐渐落下时，张爱萍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相册，双手递给温伯格。温伯格打开一看，第一页便是1943年在苏北第三师师部院子里拍下的合影：年轻的萨伏埃和战友们，把一面美国国旗摊在胸前，旁边站着身穿新四军军装的张爱萍，身后是几棵树和简陋的房屋。时间虽然过去了四十年，画面中的人却依然神采飞扬。
温伯格显然有些惊讶，他忙把相册递给萨伏埃等人。萨伏埃看着那张旧照，愣了一下，轻声说了句：“真没想到，你把它保存了这么久。”这种“久别重见旧照片”的场面，对旁观者来说可能只是温情一幕，对当事人而言却是另一种重量。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美国电视台当天就播出了相关片段。第二天起，一些美国报纸在显著版面刊登了张爱萍和飞行员的合影，并配发文字介绍这段跨越战火的往事。对于很多不了解中国抗战局部情况的美国人来讲，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在媒体上看到如此具体的“中美并肩作战”例子。
当晚，张爱萍回到住处，铺开纸笔，写下一首词，名为《喜重逢》。词中提到“飞越万里渡重洋，会谈过后，突见来客喜若狂”，提到“湖垛镇外，苏北我军战强梁，打退日寇救盟友”。字里行间，并没有华丽矫饰，却把那段从黄花塘到五角大楼的往事串联起来。
从1943到1984，从苏北稻田到美国首都，从一架燃烧着坠落的轰炸机，到五角大楼前一个敬得无比认真而庄重的军礼，中间隔着的不只是四十年时间，也是两国关系风云变幻。可以肯定的是，那五名被新四军救下的飞行员，当年未必能想到，会在自己步入晚年时，在万里之外的首都，向当年的“师副师长”再敬一次礼。
历史经常有这样微妙的交叉点。战火连天的年代里，一块写着“亲爱的中国朋友”的小旗，一位拒收银元的老农，一场为争夺坠机残骸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战斗，悄无声息地埋下种子。多年之后，一纸电报、一册相册、一场发布会，又把埋在记忆深处的画面重新亮了出来。
对那一代人来说，记住这些，并不是为了多添几分感慨，而是把当年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稳稳地安放在各自的位置上。四十年前在稻田里抬担架的新四军战士，可能已经没有机会看到五角大楼前的军礼；而当年那位带着紧张和好奇走进乡村土屋的美国飞行员，在晚年再次讲起“苏北那十天”，语气里多出的那些停顿，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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