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一美国女记者临终前留给朱德巨额遗产，死后葬在八宝山|八宝山|延安|遗产

1950年春天的纽约，城市还沉浸在战后复苏的热闹氛围里。但在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一位中年美国女子却在同死亡静静对峙。临近生命尽头，她多次对护士轻声说起一个遥远的国度——中国。奇怪的是，听到“中国”两个字，她的语气反而平静下来，仿佛想到的不是战火，而是一群熟悉的面孔，一段已经与自己命运缠绕在一起的革命历程。

不久之后，这位女子因病离世。整理遗物的人发现，她在遗嘱中做出一个让很多美国人难以理解的决定：将自己因著作所获得的全部收入，全部交给一位中国老将军处置，而且“听由他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在冷战气氛渐起的1950年，这样的安排无疑有些“逆潮流”。而对于熟悉她的人来说，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她为中国奔走呼号已不是一两年。

这位女子，就是后来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

一年之后，她的骨灰运抵北京，安放在八宝山。一块不大的墓碑，刻上了朱德亲笔题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许多人那时或许并不知道，这位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几十年的行程和心路，早已被中国革命深深改变。

一、从密苏里农村到“东方问题”

时间要往前拨回到19世纪末。1890年，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一户贫困的农家。家庭条件并不宽裕，甚至可以说相当拮据。童年时期，她就不得不面对生计压力，和同龄的城市孩子完全是两种生活。饥饿、奔波、长时间的劳作，这些磨砺，让她从小就习惯咬牙坚持，也学会了看清社会的不公。

贫穷并没有把她打垮，反而塑造出一种不太“循规蹈矩”的性格。她对社会问题的兴趣，来得比许多同龄人更早一些。到了1916年前后，美国国内的妇女参政运动渐渐进入高潮，她投身其中，开始公开参与政治斗争。游行、集会、写文章，奔走在社会运动的前线，这一段经历，为她之后观察世界、理解革命，打下了很深的底子。

进入20年代后，她的活动范围渐渐从美国扩展到欧洲。1925年到1927年，她在德国柏林居住。这座战后动荡中的城市，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流亡者、思想家和政治活动者。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她第一次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对于这位来自东方、正在经历巨大变局的古老国家，她起初只是好奇，但很快就开始主动寻找资料，试图弄懂“东方问题”的来龙去脉。

谈起这些中国朋友时，她后来向人提过一句大意是：“他们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倔强。”这个印象，等她真正踏上中国土地，就会变得越来越具体。

1929年，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特派记者的身份，从苏联一路抵达哈尔滨。这一次，她不再只是从书本和报纸上打量中国，而是亲眼看到了现实中的东北社会：军阀势力、列强影响、工农生活，对比极为鲜明。短暂停留后，她又转赴上海。这座当时远东最繁华的城市，让她看见了另一极：华界的拥挤与租界的灯红酒绿并列存在，贫困与奢华只隔一堵墙。

这种强烈反差，让她对“革命”二字产生更具现实感的理解。她不再满足于一般新闻报道，而是开始有意识地关注中国革命力量的动向。

在上海，她结识了宋庆龄、鲁迅、郭沫若等人。说是“结识”，更像是一种自觉靠近。宋庆龄的坚定与沉着，鲁迅的犀利与冷峻，郭沫若的浪漫与激昂，都给她留下了极深印象。通过这些人，她逐渐把自己从一名普通的外国记者，转变成一位愿意公开支持中国进步力量的“参与者”。

30年代初，她成为宋庆龄的秘书，协助处理文件、联络各界，同时也借助自己的国际记者身份，承担一些隐蔽而危险的工作。有时，她甚至随身带着手枪，为宋庆龄的安全暗中防范。那几年的上海，暗流涌动，刺杀、监视、抓捕时有发生，生活节奏紧绷而不安定。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她与宋庆龄之间，形成了超越一般同事关系的信任。

有意思的是，很多年之后，回忆熟人眼中的“史沫特莱”，既有热情外向的一面，也有一丝近乎固执的坚持。她不愿只做一个冷眼旁观的记录者，而是更倾向于把自己的笔直接投入时代洪流之中。

二、走进延安，走近朱德

1936年初的上海，文化界人士常常在鲁迅家中聚会。一天，茅盾、萧红等人齐聚一堂，听一位刚从陕北辗转而来的青年作家讲述红军的情况。这位青年，就是当时负责文化战线重要工作的冯雪峰。他口中的“长征”“陕北根据地”“红军指挥员”，在坐的这些作家眼里，既熟悉又陌生。

史沫特莱认真听着，时不时追问一些细节：红军究竟怎么走完那样一个漫长的行军路线？部队怎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下来？战士们在想什么？她的好奇，不是停留在浪漫化的想象上，而带着一种职业记者的敏锐。冯雪峰讲到一些艰苦情形时，有人听得有些难以置信，她却反复确认，显然已经在心里酝酿着一个念头——亲自去看一看。

这一年秋天，她决定付诸行动，前往西北。1936年秋，她来到西安。而不久后爆发的“西安事变”，让这座古城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事件平息过程中，中共中央派代表团赴西安进行谈判，周恩来就是代表团核心人物之一。史沫特莱抓住这个机会，与周恩来及中共方面进行了多次交谈和采访。

在西安，她每天晚上坚持用英文进行大约四十分钟的广播，向外界介绍当地局势。对于许多西方听众来说，她的声音，是了解西安事变、了解中国共产党立场的重要渠道。有西方媒体因此给她贴上了“中国共产党辩护人”的标签。面对这样的舆论，她不仅不躲，反而有一点公开“认领”的意味。这种态度，在当时的国际记者群体里，算是非常少见。

1937年年初，应中共邀请，她终于踏上了通往延安的路途。从西安向北，一路颠簸。抵达各个驿站时，她常常会遇到前来接待的红军将领。左权、彭德怀、贺龙，都曾在途中和她交谈、陪同。与传统印象中“生人勿近”的军人不同，这些将领在她眼里既严肃又坦率，谈起军事问题言简意赅，讲起战士生活则颇为细致，甚至偶尔还带着一点幽默。

进入延安的那一刻，她日后回忆时说过大意是：“有一种到家的感觉。”黄土高原上的窑洞、简陋的桌椅、单一的伙食，这些在生活条件上绝谈不上“舒适”。但她很快融入其中，有时走路带风，有时干脆盘腿坐在窑洞炕沿上，与干部战士谈天说地。

毛泽东、朱德先后接见她，还专门举行欢迎会，请她讲话。延安的多数人穿着灰色、蓝色的制服式衣服，她却仍然习惯穿颜色鲜亮的裙装。一时间，这一抹亮色在窑洞间走动，难免让不少人侧目。毛泽东对此不以为意，甚至还鼓励身边的女同志，穿衣可以稍微“活泼一点”，不要过于拘束。

值得一提的是，史沫特莱不仅把西方记者的观察方式带到了延安，还带来了当时在中国并不常见的生活方式。她会放上西方舞曲，在空地上带着年轻人跳舞，说这是缓解紧张情绪的好办法。一次，她放好唱片，转身对毛泽东发出邀请，说跳一支舞是“最好的休息”。毛泽东笑着摆摆手，说自己不会跳，也不太习惯。

见对方推辞，她索性拉着翻译先跳了几步，跳完后又走过去半开玩笑地说：“主席，我来教您跳。”在周围人略带好奇的目光中，毛泽东只好略微配合，笨拙地学了几个简单动作。后来，她还教朱德等其他中央领导人跳交谊舞，自嘲地说：“要是有人说我‘败坏军风’，那也没办法。如果有一天交谊舞在延安成了风尚，那就算我赢了一回。”

这些看似轻松的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她在延安的主要工作。相反，频繁的接触，让她对朱德这位总司令有了系统而立体的认识。朱德的经历横跨清末、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从云南讲武堂到南昌起义，从井冈山到长征，人生轨迹极为丰富。史沫特莱很清楚，如果能写出一部扎实的朱德传记，对于外界理解中国革命将产生重要作用。

在这样的考虑下，她做出一个长期决定：为朱德写一部传记。后来出版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正是基于这一时期的深入交流和大量调查完成的。这本书不仅仅是个人传记，更试图通过朱德的人生，勾勒出中国革命的脉络和时代背景。多年以后，它仍然被视为研究朱德以及中国革命早期历程的重要参考文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形势急转直下，史沫特莱没有停留在延安，而是带着打字机和照相机，向前线、向根据地出发。

三、战地前线与八路军、新四军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她的足迹遍布多个战区。她先后到过八路军总部、新四军总部等地。对于一名外国女记者来说，这样的行程危险与挑战并存，但她似乎并未退缩。她清楚，只有走到第一线，才能把中国人民抗战的真相更准确地带给世界。

在八路军活动区域，她经常与指战员同吃同住，观察部队作战和日常生活。有时一行人需要在夜间赶路，山路崎岖，天上只有微弱星光。有人劝她留在相对安全的地方，她却摇头：“你们能走，我也能走。”这并不是逞强，而是她一贯的态度：既然要报道，就不想只是听来的二手消息。

她对战士们的印象很直接：装备简陋，纪律严格，讲起战斗经历时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家常。许多细节，她后来都记录在报道和作品中。对于外界舆论中那些将中国抗战简单化的看法，她用照片、用现场采访，用一段段故事去反驳。不得不说，这类来自前线的真实记录，对当时的国际舆论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在新四军总部，她看见的场景更加残酷一些。物资短缺，尤其是医疗物资极为紧张。她走进简陋的战地医院，看到不少伤员只能靠极其有限的药品勉强维持治疗。某次，她与一位军医边看伤员边交谈，对方向她坦言：“我们缺药，缺器材，很多时候只能硬撑。”这句话，让她久久不能平静。

离开根据地前，她写了一封详细的介绍信，附上自己拍摄的根据地影像胶卷，交给一名准备去香港的新四军军医，并叮嘱他转交宋庆龄。信里不仅描述了新四军战士的情况，也具体列出急需的药品和器材种类，希望通过这一渠道，在国际友人和华侨中发起募捐。

第二年春天，新四军战地医院陆续收到从香港转来的成批药品和医疗器材。这些物资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她的那封信直接相关。对于战地医生来说，这不仅是几箱药，更意味着更多伤员可以从鬼门关被拉回来。这一段联结上海、香港、前线的故事，在很多资料中都被反复提及。

与此同时，她还在汉口等地进行宣传和募捐工作。当时的汉口，是重要的战时陪都之一，各种力量汇聚。她在这里发表演讲、撰写文章，用自己亲眼所见的前线情况，告诉国际社会：中国在苦战，并且需要实实在在的支持。她不满足于泛泛的“同情”，而是不断呼吁实际援助，比如医疗物资、救济金等。

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她不仅记录战斗场面，也记录普通民众的选择。有一位乡村妇女，在日本飞机轰炸后仍坚持给部队运粮，她问对方害不害怕。对方愣了愣，只说了一句：“怕也得干。”这种朴素而直接的态度，让她格外震撼。类似的细节，她在稿件里多次写到，既不是夸张，也没有刻意煽情，只是原样转述。

到1941年，长期紧张劳累的生活，终于让她的身体发出警报。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医生建议她立刻返回美国治疗。面对这一现实，她再怎么不情愿，也只能暂时离开中国。这一年，她结束在中国战地的奔走，带着厚厚的笔记、无数照片和沉重的心情，返回大洋彼岸。

四、回到美国，心在中国

回到美国之后，她的生活环境表面上安定下来，但病床和讲台之间，她并没有停下宣传中国抗战的步伐。在医院治疗期间，只要身体允许，她就会参加各类集会，用演讲和写作向美国民众解释中国战场的重要性，争取舆论和物资支持。

那几年，她发表了多篇演讲稿和文章，反复强调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牺牲与坚持。有时，听众对遥远的东方战场并没有概念，她索性拿出自己的照片：伤员、老百姓、山地行军中的部队。“这些都是亲眼所见。”她常会补充一句。对于不了解中国具体情况的旁观者来说，来自一位亲历者的证言，显然更有分量。

随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格局急速变化。美国国内的政治空气也开始变得紧张，冷战思维逐步抬头。她因为长期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在美国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监视与限制。这些压力，对她的日常生活和创作造成了不小影响。但从现有的回忆和资料看，她并没有因此改变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只是外部活动变得更加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