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烈士章辅，牺牲前被敌人撕开上衣后，在她左胸上发现一颗红五星|刑场|女烈士|战友|章辅|红五星

1940年7月7日，高邮的刑场，风不大，尘土在脚面上打转，23岁的章辅被绑在石柱前，背很直，目光像钉子一样定住，周围一圈人影摇晃，话声杂，手里的皮绳勒得很紧，她不看那些人，不看那些武器，就盯着远处那条被踩得发亮的泥道，衣襟被粗手一扯，布料裂开，左胸那颗红布缝的红五星露了出来，针脚密密，边角有汗渍的白痕，颜色还在往上冒光，空气一下子更静。

这颗红五星没有金属的光，没有硬壳的冷，只有布和线，贴在皮肤上，被汗水与尘土浸透，它是她的信念，也是她走到这里的理由，从书本出来，到营房里去，再到山野与村口，手里拿过笔，后来又拿起枪，名字也改过，章辅，原名章逸仙，1917年生在浙江上虞崧厦章家，家里读书风气重，长辈把她当心头肉，12岁进春晖中学，后来在杭州、上海、绍兴来回求学，书页翻得很快，外面的世界翻得更快，屋檐外是战火，街头是流离，她心里那颗种子就这么发了芽。

1938年她进了上海大同大学经济系，校园的路从操场通向报馆，从教室通向街头，抗日救亡的标语一张压一张，队伍从大门口出发，她也在队尾跟着喊，白天写字，夜里贴海报，去弄堂里做动员，去码头边散传单，慢慢接触到中共地下组织，书房里的字变成了脚下的路，她想得更透，嘴里那句话越说越顺，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救中国，她就往那个方向走。

那年10月，她在组织安排下，从课堂抽身，奔赴安徽，加入新四军，到队里报到，分到教导总队八队，早起跑步，晚上读书，枪的部件要熟，地图要背，队列与口令一遍一遍地过，从小日子里走出来，身上那点娇气被汗水带走，皮肤晒黑，眼神更稳。

她写字好，唱腔准，台上能撑住一台戏，1939年5月被调去新四军五支队戏剧队，后来队名改成战地服务队，她站在临时搭的台板上，借一盏煤油灯的光，唱到最热处就把声音压低一点，前沿的壕沟边也去，背着行李卷钻进村子里，排一出短剧，唱一支歌，听到掌声不是目的，看到人群里有人点头，她心里就更踏实。

那些天，她跟战友一起给伤员包过纱布，在井台边帮大嫂洗过军装，给娃娃分过热粥，大家都叫她“曼子”，这个名字像是另一件披在身上的衣裳，轻，暖，走哪儿都不累赘，白天忙宣传，夜里改剧本，天亮了再去下一个村口，脚背被鞋磨破，贴上布条继续往前。

前线缺人，民运工作要有人去接，1940年5月她举手，去高邮县西安乡，那片地势偏，路在沟渠之间绕，反动武装与土匪把路口守得紧，她穿一身最普通的布衣，挎个布包，挨家挨户敲门，先把话说清楚，再把事落下去，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建立根据地，把压在一处的粮和布清算出来，分给贫苦百姓，一张张名单往下记，院子里的人越站越多，眼神也从犹疑变得有光。

动了那一摊人的利益，冷眼就多了，盯梢的人也近了，战友劝她先撤，她点点头又摇头，手里的工作没收尾，乡亲们的心还没拢紧，她说再多待几天，把这口气喘顺再走，夜里她把材料包压在枕下，门闩插好，第二天一早又走进田埂与屋檐的缝隙里。

那天她在村里开群众大会，黑板立在树下，字写得端正，人群把院子站满，门口尘土一阵，一队全副武装的人压进来，围了个圈，喝声一片，孩子被大人护在身后，老人杵着拐杖不动，她抬手示意大家别乱，把最前排的几个人往屋里让，自己把脚步往前挪，声音不高，“有事冲我来，百姓先走”，她亮出身份，新四军这三个字落下，对方的人影往里收，把她扣住，院子里恢复了短暂的安静。

关押的房子窗小墙厚，桌上摆着纸笔与冷水，审讯一趟趟，她坐在板凳上，背靠着墙，问题绕着走，很多句子不需要回答，很多话不值得理会，打压也有，用刑也有，她咬紧牙关，眼睛一直不闪，嘴里只说一句，组织的事问不出来，同志的名字写不出来，笔落在桌面上，纸张被指尖捻得起了毛。

劝说也来过，承诺也抛出来，高官厚禄这几个字被摆在桌面，她把话说得很直，“不投降，不改志”，没有多余的语气，像往地里钉下一颗桩，对面沉了一会儿，屋里的灯芯跳了一下，门口的人换了几拨，她的回答始终没变。

到了刑场这天，她把头发理顺，把衣襟抻平，阳光从云缝里下来，她站在石柱前，眼神往远处投了一眼，对方的人又把最后的话翻出来说一遍，她轻轻摇头，脚尖在地上点了一下，绳子勒紧，胸前那块布被拽开，红五星露出来的一瞬，周围的目光全被吸住，针脚细，颜色正，她像是专门等到这一刻才把它亮出来，心里的那道光正好照在它上面。

现场停了半拍，她看着人群，没有仇，没有怨，只是很稳，像把话留给后来的人，她把肩膀往后一挺，“开枪”，话音落下，火光一闪，子弹穿过衣料，鲜血沿着布纹漫开，红五星更红，地面在她身下轻轻一震，她的眼睛还开着，嘴角挂着很淡的一线，像是把心里的那句嘱托留住了。

乡亲们在夜色里把她送上山坡，土挖得很细，石头码得很整，坟前插一束野花，孩子蹲在一旁伸手去抚那把黄土，老人站着不说话，村里口耳相传的称呼换了，“女烈士章辅”这个名字被人记住，每逢清明，有人往那边走一趟，把草叶拨开，把碑面擦净。

1940年8月，新四军五支队党组织下了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决定，纸上写得很明白，“坚定、勇敢、忠诚、不屈”，这几个字并排站着，像队列一样整齐，她的战友把这张纸折好收进档案夹，手心有一点热。

这些年一路向前，高邮西安乡的路修平了，屋顶换了新瓦，学校的钟声到点就响，集市在早晨热闹起来，电灯把夜拉得更长，坐在今天的屋檐下说起那一天，很多人会把话放慢，心里有杆秤，知道这份安定怎么来的，知道那些名字该怎么念。

把她的一生摊开看，不是很多页，却很亮，书香门第的进步青年走进队伍，从教导总队八队到五支队戏剧队，再到战地服务队，台上唱过，台下干过，后来进了民运岗位，把人心一户户地拢起来，她做选择的那一刻很安静，像在课堂里写下一个正确答案，笔尖只在纸上停了一下就落定。

左胸的那颗红五星，不是饰物，是一面旗，她用针线把它缝在皮肤边上，用行动把它缝在路上，刑场那一天它被鲜血染得更深，这个颜色此后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留在很多故事的开头与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