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7月的一个闷热午后，上海法租界一带的梧桐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街头电车叮当而过，行人脚步匆匆，很少有人注意到路边站着的两个土布衣裳的中年人。他们肩膀被晒得发黑，鞋底磨得发白，手里却紧紧拎着一个油渍斑斑的牛皮小袋，神情既紧张又倔强——这两个人，就是从苏北农村一路辗转来到大上海的“乡下人”。
两人一打听到陈毅市长的住所，却在门口被警卫拦住。值勤战士规规矩矩问：“有介绍信吗？有约见条吗？”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只能支吾着摇头。规矩摆在那儿，警卫自然不会放人进去。
僵持了一会儿，那个身材粗壮、嗓门格外洪亮的乡下人忽然急了，胸口一起一伏，大声嚷道：“小同志，你去里头打个电话，就说苏北盐城的陈大冒子，给陈军长——不，对，给陈市长送猪蹄来了！”话音一落，警卫战士愣住了。这个看似有些滑稽的自报家门，却把时间一下子拉回到十多年前的硝烟岁月。
有意思的是，后来接到电话的陈毅听到“陈大冒子”三个字，几乎没多想，就立刻说了一句：“快，让他们进来。”能被一位开国元帅、一市之长这样记住外号，背后总要有点来历。那么，这个“陈大冒子”，究竟是个什么人？
一、永宁寺里摸鱼的青年挑夫
时间往前倒回到1941年春天。新四军军部当时设在苏北盐城，抗大五分校借住在城里的永宁寺。那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庙，松柏成行，石板小道两侧零星分布着几口小池塘。表面看去清冷寂静，实际上却是抗战时期华中根据地的一处重要培训基地。
这天一早，池塘边突然热闹起来。炊事员陈再发卷着裤腿，咬着牙跳进了还带着寒意的水里。他伸手一探，手腕一翻，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就被抛上岸。围在池塘边的战士们嚷嚷着、笑着，有人提筐接鱼，有人站在一旁看热闹，不到两个小时，堆在筐里的鱼就有五十斤左右。
对于大多数战士来说，这只是一场改善伙食的“好戏”；但对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来说，却是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年轻的苏北小伙子。陈毅从庙廊那头走来，停在池塘边，看着这个不怕冷、不怕累的小炊事员在水里翻腾，脸上露出几分好奇。
从抗大五分校的同志口中，陈毅知道了这个青年的身世：盐城附近的农村孤儿，父母早亡，只能在乱坟岗上搭个窝棚，靠打短工、要饭过活。农闲时，他与几个同样流落街头的孩子躲在草棚里摸纸牌，小赌为乐。不得不说，这样的经历在当时的农村并不罕见，却也让他从小养成了一个不大光彩的习惯——爱玩牌。
1940年冬，新四军打到盐城。听说这是一支“专门打日本鬼子”的队伍，陈再发没有多想，背起破布包就进城参了军。炊事班的同志很快发现，这个看上去老实憨厚的小伙子，力气大得惊人，能一口气挑起两百多斤的担子，脚步稳得很。大家既佩服，又愿意逗他玩。
那时候，新四军里南北战士汇集一处。说话带口音，开起玩笑来，格外热闹。江南来的被叫作“蛮子”，从山东一带下来的被叫作“侉子”。陈再发既不是“南蛮子”，也不是“北侉子”，是地地道道的苏北人，口音夹在中间。战士们想来想去，给他取了个顺口又带点戏谑的外号——“陈大冒子”。
“冒子”在当地方言里带点憨直、带点莽劲儿。外号一叫开，他也不介意，反而大大咧咧地应着，笑得特别爽快。
那年春末的一天，抗大五分校负责人把他叫到一边，语气认真却带点亲切：“陈大冒子，军部那边缺人，想把你调过去。你力气大，又会张罗吃的，首长们行军转移也离不开挑担子的。”这一句话，让这个刚入伍不久的穷小伙子兴奋得一晚上没睡好。
1941年5月起，他从炊事班被正式调往军部炊事班兼采购，任务很实在——挑东西，挑粮食，挑菜，必要时还得挑比粮食重要得多的东西：文件和书籍。
到了夜间行军的时候，他肩上那副担子就变成了“机要运输线”。一边是沉甸甸的铁皮木板制成的文件箱，一边是简单的生活用具。几十里夜路，只能摸着黑走，半点闪失不得有。陈再发憨，但不糊涂，这点轻重他心里比谁都明白。
1941年夏秋，日伪军对盐阜地区发动第一次大“扫荡”，新四军军部由盐城转移到阜宁县停翅港村。这个地方名字挺讲究，相传过去曾有凤凰在港中小洲暂歇，所以叫“停翅港”。从那之后的几年间，这里变成了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治、军事领导的一个重要中心。
行军路远，环境恶劣，敌人封锁线一道接一道。文件箱一旦丢失，就是政治和军事上的重大损失。身为挑夫，却担着这种责任，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等到军部从停翅港再次转移时，陈再发肩上的担子，又多了一样分量极重却十分柔软的东西——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那是陈毅和张茜的长子陈昊苏。
二、“小把戏”与“文件”的担子
战争年代，军队里的孩子并不多见，更少有人会想到，把司令员的孩子交给一个出身贫苦的炊事员兼挑夫来照看。但恰恰就是这么安排了，而且事实证明，这个安排并没有错。
那段时间，日伪频繁“扫荡”，军部被迫转移。部队要跨越旧黄河、大运河等多处封锁线，一路上既要躲敌人，又要兼顾行军速度。陈再发挑着文件箱，背着小孩，脚下是泥泞的田埂，头顶是看不见敌人炮火的夜空，心里却是拧紧的一根弦。
夜里要渡老黄河的前夕，张茜忍不住叮嘱：“大冒子，孩子交给你，千万要当心。”这话很实在，是一位母亲的本能。陈毅在旁边听了，却接着说：“小孩子不要紧，要紧的是全军的文件，那可是我们的政治生命。”这话看似有点“冷”，其实不难理解。当时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部署、指示、联络，全压在这些纸张上面。
陈再发听在耳里，心里一阵翻涌，脱口而出：“军长放心，只要我陈大冒子死不了，文件丢不了，小把戏也丢不了！”“小把戏”三个字，说得颇有些土气，却透着亲昵。这个绰号就此记在很多人的记忆里。
那一夜的行军极为艰难，冷风透骨，河水冰凉。渡河之后，部队又连夜急行。等到在一个小镇附近终于停下来休整时，天已经微微发亮。张茜赶紧走到他身边，看他气喘不喘、脚抖不抖。陈再发却咧嘴一笑：“腿不累，就是肚子里又开始唱戏了。”
这话听上去有点滑稽，其实说的是体力消耗大，肚子饿得难受。张茜听懂了，急匆匆跑到镇上，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大包煎饼，让这个挑夫先垫垫肚子。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大家条件都苦，女同志要拿出这点钱给一个兵吃东西，本身就说明了对他的信任。
1945年夏天，抗战已经接近胜利，我军在华中地区展开反攻。新四军军部从黄花塘出发，经淮阴北上山东临沂。陈再发的担子，又重了一截。除了文件、书籍和两岁多的陈昊苏之外，另外一头又多了一个刚出生不久的男孩——在黄花塘出生的陈丹淮。
试想一下，一副担子压在肩上，至少一百多斤，走的是坑坑洼洼的土路，途中随时可能遭遇袭扰，还要随时准备分秒不误地跟着队伍转移。能把这一程走下来，不仅靠力气，更靠心里的那点韧劲。
几年的磨炼下来，战士们提到这个苏北小伙子，基本有两句话离不开：力大如牛，吃苦不叫苦。陈毅对他，也不只是把他当一个普通的勤务兵或炊事员，而是确确实实把重要的东西交到了他的肩膀上。
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陈再发身上的“旧毛病”，迟早还是暴露了。
三、禁闭三天与“吹牛”的代价
1946年前后，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设在临沂。我军在陈毅、粟裕等人的指挥下，打一仗胜一仗，连续取得战果，一些国民党军将领被俘。被俘人员中的家眷也暂时集中看管，其中不少“太太”闲来无事，便凑在一起摸牌打发时间。
一天，陈再发路过，看见这一桌桌牌局，心里那点旧习惯蠢蠢欲动。他先是站在旁边看热闹，只觉得“挺好玩”；时间一长，就忍不住上手，跟着坐下掺和了几把。对他来说，也许只是旧日窝棚里那点“牌瘾又犯了”，可在军中纪律看来，这可不是小事。
消息很快传到陈毅耳朵里。听完情况汇报，陈毅很不高兴，语气严肃：“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还能犯这样的错误？身为部队战士，居然和俘虏家属一起赌钱，这算什么？你在乱坟岗上摸牌，没人管你；现在在军队里，这是严重影响。”
被叫到跟前的时候，陈再发低着头，脸憋得通红，不敢多辩一句。陈毅这一次是真的动了火，直接下命令：“关他三天禁闭！”这一决定看似冷硬，却完全符合当时部队对纪律的要求。
三天过去，禁闭期满。照例要再谈一次话。陈毅并没有翻旧账，而是把他叫来坐下，语气仍旧不客气，却多了几分耐心，讲的都是为什么军队要有纪律，为什么个人习惯必须服从集体需要。这些话听上去朴素，但对一个文化不高、出身贫穷的挑夫来说，就是最直接的思想教育。
此后不久，部队南下作战，第三野战军成立。陈再发随大部队一路到了华东、华中地区，在三野司令部当上了司务长。战争形势越打越好，他这个挑夫也就在默默无闻中继续干着自己的活儿。
新中国成立前后，许多老战士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打了多年仗，枪放下了，回到地方后怎样安身立命？有文化、有经验的，很快就被安排在地方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像陈再发这样，文化水平几乎为零，算账也算不明白，说话还有口重方言的，安排起来确实不容易。
全国解放不久，陈再发复员回乡。区里干部翻着花名册犯愁：这么个在部队干了十多年、立过功的老兵，总不能随便一塞了事。但让他做文书，他不会写；让他管账，他算不清；要安插在机关，既听不懂会议精神，也不会写报告。正进退两难时，陈再发自己先说话了：“我在部队就是挑东西的。回家还是挑东西吧。”
这话听着简单，却透出一种认命却不自卑的劲头。区干部半信半疑，索性让他试一试，抬出一担约两百多斤的大米，让他挑着走上一段路。陈再发二话没说，弯腰、扛绳、起身，肩上杠子一稳，当场就走出了一里多路，脚步平稳，没见打晃。围观的人一阵惊叹，这才真正信了“力大如牛”四个字。
从那以后，这个曾经给陈毅挑过文件、背过小孩的老兵，在家乡成了一名普通搬运工。结婚、生子、日子一步步过下去。按理说，凭着他的力气和吃苦劲，勤勤恳恳干下去，家里不说富裕，起码不会太拮据。
遗憾的是，他花钱没计划，心里那点旧时的小赌习惯又时不时冒头。复员费拿在手里，没多久就折腾得七零八落。等到钱花得差不多了，家里又重新陷入紧巴巴的日子。谈不上揭不开锅，但稍有变故就捉襟见肘。
平常干完活，搬运工一群人坐在路边歇脚，他嘴快，又喜欢说话，常常给大家讲战争年代的事——怎么在永宁寺摸鱼，怎么挑着“文件和小把戏”渡黄河，怎么在临沂挨了三天禁闭。听得多了，有人敬他一声“老兵”，逢年过节请他喝一盅；也有人撇嘴不屑：“陈再发，你别吹牛了。你要真是给军长挑过担子，现在会在这儿挑大米？”
一句戏言，戳在心坎上。陈再发被这话激得“噌”地站了起来，粗声粗气地回道：“谁吹牛？不信，你跟我去上海，问问陈军长！”说这话的时候，他显然没有考虑什么路费、时间，更没想那么多“身份差距”的问题，只认定一件事——多年以前，那些挑担子、摸鱼、挨批评的日子都是真的。
这股子较真的劲头，最后把他推上了去上海的路。
四、猪蹄与一份沉甸甸的回信
1954年，距离解放已经过去几年，全国范围的恢复建设有条不紊，上海这座大城市早已从战火后的疮痍中逐渐恢复生气。对苏北乡下人来说，大上海仍是一座迤逦又陌生的地方。
那年7月，陈再发带着那个曾当面说他“吹牛”的同乡，坐上了去上海的车。从盐城到上海，路上折腾了三天。对一个老搬运工而言，长途跋涉不算什么，真正让他犯愁的，是见面时带什么东西好。
一路上，他一会儿皱眉，一会儿挠头。想送衣料？买不起太好的。送烟酒？市长家里什么没有？转念一想，心里忽然一亮：“陈军长爱吃猪蹄子。”这个记忆来自战火纷飞的那些年——肉少得很，有肉吃，往往就是煮上一锅猪蹄，大家围在一起啃。
琢磨到这一层，他就不再犹豫，买了四个猪蹄，用牛皮袋装好，挂在腰间，一路护着。同行的同村人看到后差点笑出声：“你也真敢，给上海市长提几个猪爪子？传出去不得笑掉大牙？”不难理解，对这个同乡来说，市长就是高高在上的人物，礼物至少在外形上得体面一些。
陈再发却并不理会。他觉得，打仗时候首长爱吃这个，那就比什么都实在。面对同乡的质疑，他只拍了拍牛皮袋：“这是他爱吃的东西。”
到了上海，两个人在嘈杂的街头打听了很久，才摸索到陈毅的住所。刚一到门口，就被警卫按规矩拦住了。没有介绍信，没有证明，按制度，是无论如何不能放人进去的。争执之中，陈再发心里也急，肚子又开始不争气地“唱戏”。
于是，才有了那句带着浓厚苏北口音、又略显急躁的自报家门：“就说苏北盐城的陈大冒子，带着猪蹄来了！”这句话，既像玩笑，又像暗号。
电话打进屋里，陈毅的秘书一提“陈大冒子”三个字，陈毅立刻想起了那个在冰水里摸鱼、在夜路里挑文件、因为赌牌被关禁闭的苏北青年。多年不见，外号一响，往事全回来了。他没有多问：“快，请进来。”
门一开，两位乡下人战战兢兢地跟着警卫进了院子。面对眼前熟悉又陌生的首长，陈再发先是愣了一下，随后整个人挺直了，声音却不由自主地压低：“军长……”随即意识到现在的身份，又改口称“市长”。
陈毅笑着摆手：“在队伍里叫惯了，怎么顺嘴怎么来。”一句话，把形式上的距离拉掉了一半。
坐定之后，陈毅和张茜一一问起他这些年的生活：干什么工作，成家没有，家里几口人，过得怎么样。陈再发如实回答，没有夸大，也没有刻意回避。说话间，他把牛皮袋放在桌上：“这是给首长带的。”
一旁的同乡脸色有点发窘，暗暗拽了一下他的衣角，怕这礼物拿出来太寒碜。陈毅却饶有兴趣地打开一看，里面赫然是四个猪蹄。瞬间，他笑声爽朗：“还真是这个。那时候条件艰苦，这算大补了。你做的猪蹄子香，今天又有口福了。”
说完，他把猪蹄交给张茜，让她叫炊事员加工一下，好好做一顿。对他来说，这四个不起眼的猪蹄，不是简单的食品，而是一种来自旧日战友的记忆。
吃饭的时候，陈昊苏和弟弟也从学校回家。两个孩子已经长大许多，站在桌旁，有些拘谨。陈毅顺势说：“快，叫声陈叔叔。你们小时候，可是坐过他的担子的。”孩子们有点不好意思，屋里却笑声一片。这句话，把当年那个在夜路里挑“文件加小把戏”的身影，又清晰了一遍。
饭后谈话才是真正重要的。陈再发没遮没掩，把这些年输钱、过苦日子的情况都说了。说到有人讥笑他吹牛，他眼圈有点发红；又提到自己现在做搬运工，寄住在别人家里，难免低人一头。听得出来，他既有不甘，又有悔意。
陈毅听完，先是脸色一沉：“共产党革命，可不是靠吹牛过日子。你呀，你当年被关三天，看来还是轻了。”这话不见客气，却是当面点破。要是换作别人，听了可能下不了台。但他没有停在指责上，转而当着同乡的面，肯定了陈再发在战争年代所做的事情：挑文件、行军不叫累、照管孩子，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功劳。
这一当面肯定，对那个同乡来说，是最直接的“证据”。对陈再发而言，则像是一张迟到多年的“证明书”。在严厉和肯定之间，这种分寸感，不难看出陈毅在对待部下时惯有的做法：政治上严格，生活上不忘旧情。
谈话末了，陈毅又一次提起赌博的问题，语气很重：“回去以后，赌钱这条路再不能走。你是老战士，在农村就得带个头，别拿功劳当本钱。”张茜在旁边也劝他：有了这身力气，踏实干，总能把日子过稳。
临别前，陈毅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大部分，大约二百四十元，递给陈再发。那个年代，这可不是小数目。张茜又加上五十元，一并塞给他，让他回乡好好安排生活，先把房子、锅碗这类基础问题解决了，再慢慢想其他。对于一位已经担任上海市市长的老将军来说，这样拿出钱来，或许只是一次普通的帮助；对苏北那个搬运工家庭来说，却几乎改变了接下来十几年的生活轨道。
回到家乡后，陈再发这一次是真被敲醒了。赌博的瘾，他硬是咬牙戒掉，不再去凑牌桌。凭着一身蛮劲，继续在运输管理站当搬运工。当地政府也看在他革命老兵的身份和多年踏实干活的份上，给他盖了两间房子，配了一套炊具，让他的家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落脚点。
1979年夏天，他已经六十多岁，还在盐城县新兴镇挑担子干活。人们提起他，更多当作一位老工人、老战士。陈毅逝世的那一年，他从大喇叭广播里听到消息，整整哭了三天，对孩子们说：“要没有陈军长，早就没我这个陈大冒子了。”
从永宁寺冰水里的摸鱼，到老黄河渡口挑着文件和“小把戏”夜行；从临沂三天禁闭，到上海四个猪蹄换来的一顿家常饭，这个苏北农家子弟的一生，看上去平淡，却把战争年代那种朴素的战友情、严明的纪律观，活生生表现出来。
在陈毅看来，像陈再发这样的人，是革命队伍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他会犯错，会贪玩，会被旧习惯拖后腿，但在关键时刻能扛得住担子，也肯为集体付出。对待这样的老战士，既不能纵容错误，也不能忘掉贡献。政治上不放松要求，生活上能拉一把，这种做法并不张扬，却在无形中影响了一大批人。
而那句“陈大冒子带着猪蹄来了”，既像是一个昔日挑夫对首长的问候，也像是战争年代与和平岁月之间的一条细线，把过去和后来牢牢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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