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辽金元时期的马上故事，耳边会情不自禁地响起腾格尔的那首歌《传说》：马背上的家园，因为你而辽阔……每一座毡房的梦里，都有你打马走过。
辽金元三朝骑马文化发展到了高峰，胯下良驹是游牧渔猎族群的战友、财富与面子。在博物馆观赏辽金元留下的精美马具，那些崇尚骑射的传奇民族的风云侧影，似依稀可见。
辽代龙戏珠纹鎏金铜马饰具
“青牛白马图”引出契丹族神话起源
1957年，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乡勿沁图鲁村辽墓中出土了一件辽代鎏金银鞍桥。鞍桥即马鞍两端高起的部分，因其形状像座桥，所以叫作鞍桥，宽39厘米，系锤揲而成，珍珠地、主体纹饰左右对称，为相互缠绕在一起的两朵牡丹
和拖着长尾、张着大嘴、展翅欲飞的双凤以及两朵云纹。制作鞍桥的胎骨为木质，向外的一面钉有金属包片，既可以保护鞍木，也可以作为一种极为华美的装饰。
鎏金银鞍桥出土之墓为夫妻合葬墓，依据墓中出土的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可以推断墓的主人为契丹贵族阶层。除鎏金银鞍桥外，还出土了鎏金马辔具、鎏金银当卢、铁马镳、鎏金铜铃、铁马镫等马具。可想而知，这套精美的马具披挂在一匹骏马上，何等威风！
2017年8月上旬，沈阳市辽文化研究会考察团一行8人，不远万里飞赴云南保山施甸县，寻找与辽宁历史息息相关的“大辽后人”。这次考察的初衷，是为了呼应第五届辽文化研究年会拟定的“契丹寻踪，情系法库”的会议主题；但考察的线索，却是由一幅藏于云南边陲的“青牛白马图”引出的。这是隐伏契丹迷踪的传世图，也是读解大辽传奇的密码本，因它的存在，东北的辽宁与西南的云南连为一体，无数鲜为人知的风云事迹，也历经千年沉淀，逐渐浮出水面。
青牛白马的传说流传很广，它涉及创建大辽国的契丹族的神话起源，涉及到辽土先民的图腾信仰，涉及到契丹先祖的族群记忆。《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中有这样一段极其重要的文字：“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 由此可知，契丹族是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车马为家，一生与马息息相关，是其民族特征。
辽代鎏金马具
四时捺钵——骑射文化的现实投影
建立国家之后，契丹族逐渐完成了封建化进程，基本结束了游牧生活，开始了定居生活，但是仍然保持着游牧、渔猎的生产、生活习俗，畜牧渔猎经济仍然占有一定的比重，围猎就是契丹族的重要民族习俗之一。契丹族的皇帝和贵族们大都精于骑射，喜好行围打猎，通过围猎培养和训练骑射技艺，以保持传统的民族风尚。辽代的“捺钵”，就是这种骑射文化在现实中的投影。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骑马塑像
“捺钵”为契丹语音译，本是辽代契丹人为适应“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形成的一种政治制度。正如《辽史·营卫志》所云：“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辽代契丹人的四时“捺钵”与其民族的尚武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四时“捺钵”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是与骑射有关的渔猎活动，尤其是春、秋两季的“捺钵”。
辽代契丹族女子亦善骑射，《辽史·后妃传》记载：“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戎澶渊，仁懿之亲破重元，前所未有，亦其俗也。”辽代后期兴宗朝和道宗朝有两位皇太后，她们虽然年事已高，但骑射本领仍不减当年。如，辽兴宗重熙十年（1041）九月，皇太后随同兴宗皇帝“秋捺钵”，“射获熊”，兴宗皇帝亲自为太后进酒祝寿。辽道宗咸雍元年（1065）七月，皇太后跟随道宗皇帝“秋捺钵”，“射获熊”，道宗皇帝很高兴，“赏赉百官有差”。当年十月，道宗皇帝携诸皇族游猎医巫闾山，“皇太后射获虎”，道宗皇帝大宴群臣，命群臣赋诗祝贺。为了提高骑射技能，辽代契丹人还经常通过射柳、击鞠及岁时节日中的一些游艺活动，进行箭法和骑术方面的演练。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鎏金玉蹀躞带
马文化深入辽代社会方方面面
骑射文化在大辽朝野如此深入人心，胯下良马自然成了契丹民众的生活必需，故而，契丹人把养马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评判财富多寡乃至身份高低的一项重要参考标准。《辽史》“仪卫志”和“食货志”记载：“契丹故俗，便于鞍马”；“其富以马，其强以兵。”据史料记载，有辽一代不论于官于私，契丹人都大量养马，这主要与其出征作战以骑兵为主力有关，亦与他们以游牧渔猎为主的生产方式有关。
辽朝的官马以“群牧”的方式牧养。据《辽史·食货志》记载，自辽初太祖立国到辽末200余年间，“群牧之盛如一日”。在长城内外及草原大漠之间，计有西路“群牧”、倒塌岭西路“群牧”、浑河北“群牧”、漠南“群牧”和漠北滑水“群牧”等几大官营“群牧”牧场，牧放着大量马匹。
辽道宗大安二年（1086年）五月，因为“群牧”官马数量达到百万匹，道宗皇帝下诏，以“进阶”的形式奖赏了“群牧”官员。到天祚帝统治时期，契丹人的牧马仍有“数万群”，每群马数不下千匹。女真灭辽，契丹皇族耶律大石率部退至中亚，大量“群牧”马匹亦随之西迁。
契丹马的形象，除宋人苏颂“诗注”的描述外，传世的辽代画作中亦多逼真描绘。东丹王耶律倍是辽初一位著名契丹族画家，以画契丹人物、鞍马见长。据北宋《宣和画谱》记载，耶律倍以画契丹马为主的画作有《双骑图》《猎骑图》
《雪骑图》《番骑图》《人骑图》《射骑图》等。宋人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称赞耶律倍“善画本国人物鞍马”，“马尚丰肥”。
20 世纪以来，在中国北方原契丹辽地出土的不少辽墓壁画中，有很多契丹马的形象描绘。如内蒙古敖汉旗北三家一号辽墓墓道西壁壁画上，画有一匹全鞍辔枣红色马，马向外立，马首扬起，头鬃系成一缨；马右后腿抬起，其余三腿直立。该墓东壁壁画中间绘有一匹黄色公马，马头高扬，双目前视，四蹄作奔跑状。
宋徽宗赞叹不已的“契丹马具”
俗语云：好马配好鞍。由于马是契丹族日常生活和游猎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所以他们对马具的制作特别重视，而且非常讲究，爱马饰马是契丹族的一大特点。
有关专家认为，中国古代马具制作工艺的成熟，是在公元六世纪（隋唐）之后。也就是说，辽代契丹人的马具，正是处于中国古代马具制造的成熟阶段，并且还颇具浓郁的地域与民族特色。
一套完整的马具大致由辔、鞍和镫三大部分组成。但每个大的部分还都包括一些具体的物件，如衔、镳、缰、络、鞯（障泥）、胸带、鞧带等等。辽代契丹人的马具实物（包括随葬的非实用“马具冥器”），在中国北方原契丹辽地的不少辽墓中大量出土。
契丹人爱马、饰马的习俗使马鞍具工艺得到了高度发展，其马鞍被北宋人评为“天下第一”。别的地方虽然有仿效者，但始终达不到此等水平。在赠送宋朝和其他邻国的节日礼品中，鞍饰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目前所知，辽代马具有确切年代的主要出自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辽东丹国左相耶律羽之墓、内蒙古赤峰大营子驸马墓、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陈国公主墓等，这些辽墓都出土了十分华美而又完整的马具。
辽墓出土了大量的鞍桥，其金属包片以银质或鎏金银质最多，说明契丹人有崇尚银鞍的风俗。包片上常装饰双龙戏珠、双凤戏珠、云纹、卷草飞鸟、缠枝牡丹等精美的花纹。鎏金飞凤银鞍饰、鎏金龙戏珠鞍饰等，集中体现了契丹金银鞍辔制作工艺的精湛水平。契丹皇帝送给宋朝皇帝礼物中的“金涂银鞍辔”，是在鞍上凸起来的龙、凤、卷草等花纹上加以鎏金錾花，从而形成的银地金花，使得器具华贵富丽，无怪乎连奢靡的宋徽宗见后也会惊叹辽之鞍勒“率皆环奇”。
契丹人将马及马具视为心爱之物，因此，最初墓葬中不仅埋葬马具，同时殉葬马匹或马头。辽圣宗时，曾颁布禁令，禁止杀马及厚葬。在辽代朝廷多次颁布禁令后，辽墓中殉马及金银贵重物品的葬俗才逐渐改变。
乘骑雄壮的骏马，配备精美的马鞍，契丹铁骑当年纵横大漠南北，在契丹各军种中，骑兵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据《辽史·兵卫志》记载，由“大帐皮室军”和“属珊军”组成的辽朝帝、后之御帐亲军，即两支精干的骑兵队伍。辽朝还有强大的宫卫（斡鲁朵）骑兵部队，十二宫一府，“出骑军十万一千”。此外，辽代亲王大臣的私甲、镇州驻军及各部族军等，也都是以骑兵为主，而以骑兵为主力的大辽军队，最高可达60万众！
金代“铁浮图”——重甲骑兵最后的辉煌
金朝有一支号称“铁浮图”的重甲骑兵部队，是金军决战制胜的压舱石。与“拐子马”不一样，拐子是轻骑兵，人马不穿盔甲以射箭为主，采用两翼包抄战术；“铁浮图”是重装骑兵，人马穿着盔甲，采用列阵中间突破战术。《宋史·刘锜传》：“兀术被白袍，乘甲马，以牙兵三千督战。兵皆重铠甲，号‘铁浮图’。”
1140年，金兀术在郾城以北与岳家军对阵。岳飞令其子岳云等率轻骑与金军前锋展开激战，往来冲杀。金兀术见骑兵难以取胜，于是下令将披挂重金铠甲的“铁浮图”军投入战斗。岳飞派出岳家军的精锐步兵——背嵬军，精准袭击 “铁浮图”战马没有铁甲所护之处。此举立即奏效，金军一匹马断足无法前行，便致一队马无法还击，金军重骑兵难以发挥所长，遏制了“铁浮图”的效用。岳飞趁此时机斩杀金兵，金兀术大败逃走，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而金军“铁浮图”精锐的溃败，标志着中国古代重甲骑兵的鼎盛时期走向终结。
元朝马政发达 驿站遍布全国
元朝骑兵虽然是战场上的尖兵利器，但是马在整个元朝并不只是用于军事，还担负驿站传递信息、交通、赏赐功臣、赈济灾民等社会性较强的任务。
元代的驿站遍布全国，约有1400处（包含水陆驿站），构成了元代空前发达的交通运输体系。驿站在元朝负责传递国内重要的军事政治和民生信息，还有沟通外交和边关情况，在这些事情上驿站举足轻重。而要维持这些驿站的作用，必须要有充足的马匹，不仅是日常的驾驶，如果出现死亡或是疲倦，就要有相当数量的备用马匹更换和调整，充实和扩大驿站，使驿站交通更完善发达。
回顾辽金元的历史，犹如一部以马为贯穿线索的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史，他们乘马而来，又乘马而去，留下跨越时空的岁月蹄音。
文字：张松
责任编辑：李文慧
检校：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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