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子继位的两种结局：柴荣凭什么成千古明君？石重贵为何客死他乡|后周世宗|柴荣|石敬瑭|石重贵|郭威

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繁，武将拥兵自重，正所谓是“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皇位继承从不拘泥于血缘，养子继位更是常态。

当时，后周世宗柴荣和后晋出帝石重贵，都是以养子的身份坐上了帝王宝座，命运却天差地别：柴荣励精图治六年，开疆拓土、安抚百姓，被誉“五代第一明君”，为宋朝统一奠定根基；石重贵登基不久便亡国被掳流放，在契丹屈辱度日三十年，最终客死他乡。

后人好奇，五代这两位养子身份的帝王，为啥治国差距如此悬殊？答案很简单，就在于格局、谋略，以及是否装着那颗为天下百姓服务的初心。

一、继位背景：一个历经民间疾苦，一个养尊处优深宫

柴荣的养父，乃是后周太祖郭威。郭威本来是后汉的权臣，后因被后汉隐帝猜忌，满门遇害，被迫起兵造反，建立了后周政权。

柴荣年幼时候，因家境落魄投靠亲戚郭威的妻子——柴氏。幼年的柴荣，一直性格沉稳勇猛，不仅会骑马射箭，还熟读诗书、懂治国之道。还经常往返于江陵一带做茶生意，辛辛苦苦赚钱补贴郭威家用，这份懂事和才干，让郭威对他格外器重，最终收他为养子。

石重贵生于914年，山西太原人。父亲石敬儒（又作石敬儒）是后唐将领，从小出生在权贵家庭之中，家族与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有婚姻关系，他本人也是石敬瑭的侄子。

之后，石重贵的父亲早逝，他投靠了有亲戚关系的石敬瑭，跟随石敬瑭四处征伐、南征北战，不仅学到了军政事务，也立下了军功，深受信任。

不久，石敬瑭喜爱其谨慎厚道，且自己儿子年幼，便将石重贵收为养子，由是成为石敬瑭家族的一员。

由此可见，石重贵与柴荣不同之处在于，石重贵自幼生长在深宫之中，养尊处优，虽有几分勇力，却从未经历过民间疾苦，自然在治国理政上缺乏以民为本的理念。

二、权力继承：一个名正言顺获拥护，一个根基不稳存隐患

柴荣和石重贵在继承皇位权力上，存在明显差异。柴荣作为郭威的养子，在郭威起兵创业的过程中，始终相伴左右，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先后担任左监门卫大将军、天雄牙内指挥使、澶州节度使等职。他治理澶州时，为政清肃，盗不犯境，深得百姓爱戴与郭威信任。

郭威称帝后，由于全家被后汉隐帝诛杀后，无亲生子嗣，只能将皇位传给养子柴荣。于是，柴荣被作为接班人培养，被立为晋王、开封府尹，成为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

显德元年（954年），后周太祖郭威病逝，养子柴荣遵循郭威的遗嘱，乃是公认的继承人，立即在灵前即位。可以说，柴荣的继位是“功成名就”的必然，皇位传承平稳有序，获得朝野上下的共同认可。柴荣接手的后周，虽然根基尚浅，却有稳定的政治班底和民心基础。

但相比之下，石重贵的皇位继承充满不确定性。后晋高祖石敬瑭去世前，并未明确指定继承人，内心希望是亲生儿子继承。但朝中权臣拥护石敬瑭的养子——石重贵，因为他年龄居长。

之后，26岁的石重贵在朝中冯道等大臣拥立下，以“皇长子”身份登基。可以看到，石重贵的继承皇位，缺乏先帝明确授权，合法性存在天然缺陷。朝中实权派各怀心思，节度使们观望不前；内有权臣跋扈、民心离散，外有契丹的虎视眈眈，根基不稳。由于缺乏足够威望统御各方势力，自然没足够的能力整顿朝纲，难以服众、政令不通，为之后将领投降契丹埋下隐患。

三、治国格局：一个心怀天下谋统一，一个鼠目寸光逞匹夫之勇

柴荣和石重贵在继承皇位根基上的差距，决定了两人在治国的格局和谋略上的差异和不同，一个是心怀天下，一个鼠目寸光。

1 柴荣

由于柴荣是合法继承人，自然不需要立功扬威，一继位就立下了“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宏伟壮志，开启了全方位和大刀阔斧的改革与南征北战。

柴荣在政治上，广开言路，鼓励百官直言进谏，下令大臣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广泛吸纳治国良策；他也重视法制，亲自主持修订《显德刑统》，要求“刑法务要宽简”，命臣下整理法典，这法典成为《宋刑统》蓝本。

柴荣也注重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秉公执法，哪怕是皇亲国戚、朝中重臣，只要触犯法律，绝不纵容。如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因贪污被赐死，供奉官郝光庭因挟私杀人被弃市；他也注重选拔人才，不拘一格用人，不注重科第出身，重用魏仁浦等有才能的人。通过这些措施，为后周朝廷建立了一支高效廉洁的官僚队伍。

柴荣在经济上，均田减赋，颁布《均田图》，核查土地，均定田赋，减少农民负担；鼓励农耕，招抚流亡百姓开垦土地，仅开封府一次就招回逃户4.2万户，让“田无荒莱，民获安业”；兴修水利，扩建开封府，疏浚黄河、汴河等漕运水路，促进农业与商业发展。他还整顿佛教，禁天下铜器烧为铜佛像、立监铸钱，铸“周元通宝”整顿货币，解决古代货币—铜币的短缺问题，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逐渐恢复了社会经济活力。

柴荣在军事上，以高平之战为契机，淘汰老弱病残，招募天下精壮，亲自训练精兵，建立起战斗力强大的中央军—禁军，把军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加强了中央集权制。

之后，柴荣率领禁军南征北战，西败后蜀，夺取秦、凤、成、阶四州；南摧南唐，尽得江北淮南14州；北破契丹，连克二州三关，迫使南唐割让淮南十四州，去帝号称臣，将后周疆域扩展到长江北岸；如果不是英年早逝，统一中原的或许不是赵匡胤。当柴荣兵锋直指幽州，眼看就要收复幽云十六州，却因病重被迫班师。

可以看到，柴荣做的每一步，都是围绕“统一天下、安抚百姓”为目标，既有长远规划，又有务实举措。柴荣在位哪怕仅仅六年，他的改革也令后周成为五代最强大的政权，赵匡胤就是接过了柴荣打造好的班子，建立了繁荣的宋朝。因此，历史学家评价柴荣“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绝非虚言。

2 石重贵

石重贵由于出身高度，缺乏出身底层柴荣的体恤民情的胸怀，更没有柴荣的远见卓识，更没有治国的务实举措。他登基之后，不仅没有整顿吏治、安抚百姓，反而沉迷享乐；为了在朝廷中培育党羽势力，他重用了景延广等奸佞之臣，排挤忠良，导致朝纲混乱、民不聊生。

当时后晋的百姓在五代战乱环境中，饱受赋税之苦以及战争的流离失所。可石重贵压根没把百姓的苦难放在眼里，只顾着自己享乐，大肆修建宫殿、搜刮民财，哪怕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他的宫廷依旧奢靡无度。

当时，石重贵宠信冯皇后，大肆赏赐外戚，国库日渐空虚。在拒绝契丹求和后，对内未有效整合资源，反而封赏伶人乐工，挫伤军民士气；对外将兵权交给杜重威、张彦泽等小人，最终导致关键战役中30万晋军集体倒戈。

虽然石重贵在继位之后，打破石敬瑭留下的“对契丹称臣”的格局，，赢得“五代有骨气的皇帝”之名。但这看似有节气的举动，实则是不计后果的鲁莽，完全忽视了后晋与契丹的实力差距。

石重贵虽然有几分匹夫之勇，曾亲自领兵抵御契丹，取得过几次小规模胜利，但缺乏统筹全局的战略眼光，不懂“避其锋芒、积蓄力量”，反而一再挑衅契丹，肆意囚禁契丹官员、抢夺契丹商人财物，彻底激怒了契丹皇帝耶律德光，遭到契丹外敌入侵。

更可笑的是，石重贵在战争中识人不明，重用投降契丹的将领杜重威，最终杜重威率军叛变，打开城门投降契丹，直接导致后晋灭亡。他本人沦为契丹阶下囚，被掳往北地，客死他乡，还让中原百姓再次遭受战乱之苦

因此，石重贵虽然继承了沙陀祖辈的勇猛，却缺乏政治智慧：既无法像柴荣那样通过改革凝聚人心，也未能像李嗣源那样平衡各方势力。他的悲剧，就是“武人治国”在五代乱世的悲剧：不懂政治智慧的武将遇到复杂的政治博弈，，注定难逃失败。

可以总结，同样是治国，柴荣的每一步都在为“统一、安民”铺路，有长远规划，有务实举措；而石重贵，只顾眼前享乐、逞一时之气，既不懂体恤百姓，也不懂审时度势，亡国早已是必然。

四、性格担当：一个坚韧务实有担当，一个刚愎脆弱无底线

此外，柴荣具有坚韧务实的性格和石重贵的刚愎脆弱的性格，决定了两人之间的差异。

柴荣的一生，始终是坚韧不拔、务实担当。在他继位之初，北汉和契丹互相勾结进攻后周；面对强敌入侵，朝中大臣纷纷主张避战，柴荣却力排众议，亲自率军亲征，哪怕在高平之战中遭遇将领溃逃，也亲自冲锋陷阵，冒死督战，最终大破敌军，巩固了帝位。

柴荣在改革中，面对顽固派在改革中制造的阻力，却不退缩、不妥协，一步步推进，哪怕得罪权贵，也始终坚守“为百姓、为天下”的初心；即使在北伐途中患着重病，他依然心系天下，临终前还在安排后事，叮嘱大臣辅佐幼主，完成统一大业。

但石重贵，性格上却是刚愎自用、急躁脆弱。他听不进忠良的劝谏，奸臣景延广的谄媚之言他言听计从；当与契丹交战，获得二次军事胜利后，就骄傲自满，认为契丹不堪一击，盲目发动战争，丝毫没有考虑后晋的国力和军心；当杜重威叛变、契丹大军兵临城下时，他没有率军抵抗的勇气，反而选择投降，沦为阶下囚后。之后，在被契丹流放的过程中，更是一蹶不振，抱怨命运不公，却从未反思自己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