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元旦前后，武汉的冬天格外阴冷。中南局机关里，一封从北京转来的急电，让不少干部心中发紧：关于武汉市第二医院盗款案，中央要求“严肃处理”，点名批评多位地方领导。电报末尾，署名“毛泽东”。
不少人当时还不知道，这份中央电报的背后，是一桩从“盗窃案”演变而来的重大冤案，是一个青年干部纪凯夫被推上风口浪尖、又被硬生生拽回来的过程。这起看似不大的医院财务室案子，从1951年春天一直延宕到三十年后才算彻底说清，中间牵连出开国初年的政治氛围、干部作风、纪检制度，乃至中央与地方之间对“权力边界”的再认识。
有意思的是，一切的起点，只是一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下班前结账。
一、从保险柜前的“盗窃”说起
1951年4月12日傍晚，武汉市立第二医院一天的门诊快结束了。按规矩，当天收上来的现金，应由出纳清点后送银行入账。那天因为时间已晚，出纳王守正先将钱装好，锁进了财务室保险柜，打算第二天一早去银行。
大约六点一刻，院子里还看得到三三两两的医护人员。会计俞善炎打完球，正准备回到办公室。就在这时，楼上传来喊声：“俞会计，你的财务室被盗了，快上来看！”
喊话的人是医院监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纪凯夫，当年二十出头，在单位里算是积极可靠的青年。俞善炎起初还有点不信，自己才离开十来分钟，怎么就“被盗”了？等他赶到楼上，看到那间平日锁得严严实实的财务室，心里一下就紧了——门开着，保险柜也开着，门口和楼梯口散落着大叠的旧币。
事后清点，金额达一千二百多万旧币，折合新币约一千二百元。对于刚解放不久的公立医院来说，这绝不是小数。奇怪的是，钱一分没少，只是被人从柜里翻出，撒了一地，现场又没有任何打斗痕迹。
不久，第四分局的公安人员赶到院内。值班民警王瀛接警后，一路小跑进了现场，可眼前情形让他暗暗皱眉——地上的钱已经被捡起，桌椅挪动过，保险柜附近的痕迹也不完整。之前明明再三叮嘱要“保护现场”，如今一看，关键线索几乎被破坏干净。
问是谁指使捡钱的，答复是：医院监委王清作的主，让纪凯夫、杨世民等人先把钱数清、收好。看似为单位负责，实则让公安侦查一开始就落在被动。
这起“盗窃案”，从一开始就带着些说不清的味道。
公安方面很快做了初步排查。根据时间推算，从王守正锁上保险柜离开，到纪凯夫发现“被盗”，前后不过十几分钟，而且外人要进出财务室并不容易。因此，怀疑目标自然集中在医院内部。
警方曾一度圈定四个重点对象，经逐一排除，只剩下两人疑点较大：一个是掌握医院党务、监察工作的监委王清，另一个，正是报案人纪凯夫。
有人提出这样的判断：报案人往往是嫌疑人，这在当时的破案经验里被看作一种“常识”。纪凯夫先发现现场，又反复出面联络、催促调查，在部分干警眼里，这种“过度积极”反而显得不太正常。
对王清的怀疑，则来自一连串具体细节。案发当时，他原本已下班回家，却突然又出现在办公室；同事回忆，纪凯夫去向他汇报时，看到他满头是汗，在春季的武汉，这有些不合常理；包钱的布包被发现挂在他办公室外面的电线杆上，而布包被认出是他家的物件；他皮带上少一个圈，现场刚好捡到一个颜色相近的皮带圈；楼梯拐角处有人曾远远看见一个高大身影，体态与他相似。
线索不少，但条条都“差一口气”，没有一件能完全坐实罪行。
比较要命的是，还有一点经不起忽视——王清手里掌握着保险柜钥匙，至少在某些时间段内，这把钥匙就在他那里。这让他天然处在风口浪尖。
偏偏在这种时候，又冒出了一把“仿制钥匙”。
为了协助破案，纪凯夫安排人暗中盯防王清，还在王清办公室阳台下面，找到了一把仿制的保险柜钥匙。试过之后，发现这把钥匙根本打不开柜子，却能说明有人曾想动过歪脑筋。
按理说，这种做法是在配合调查。但在许多人眼里，纪凯夫盯得太紧、查得太勤，不但没有帮自己洗清嫌疑，反而显得心怀鬼胎。尤其是他在现场指认：“包袱是从王清办公室阳台外的电杆上找到的。”一般人很难想到这种位置，他却说得极细——有人就觉得，这更像是“事先知道”。
短短几天时间里，这桩本来就扑朔迷离的“盗窃案”，已经从技术侦查层面，慢慢转向了“政治判断”的轨道。
二、“历史问题”与复杂的权力纠葛
纪凯夫被正式拘留，是1951年4月14日。距离案发，只过了两天。
提出拘留意见的，有两个人：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市二医院监委王清。理由除了“案发后表现异常积极、破坏现场”等行为外，还有一条分量很重的——纪凯夫“有历史问题”。
所谓历史问题，指的是家庭出身和早年经历。纪凯夫的哥哥纪憨，在解放前曾是国民党特务。这件事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几乎能把一个青年干部的前途彻底压死。更何况，又正处在“三反”“五反”运动前后，人人都很敏感，稍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往“敌我矛盾”上靠。
被拘留后，纪凯夫在审讯中态度不好，说话顶撞，给办案人留下的印象更糟。有人据此认为，他不老实、有依仗，这些主观判断，客观上也不断加重了对他的怀疑。
不过，办案毕竟还要看证据。拘留几天后，由于始终找不到能直接证明盗款的确凿材料，公安机关只好同意由单位保释，理由是“证据不足”。
事情如果就此慢慢淡下去，或许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普通案件。但有几根原本不相干的线索，在会场上、在信件里一点一点缠绕，最后把这桩案子拖进了一张更大的网。
其一，是旧账。1950年9月1日，有人以“陈颉”为名写信，检举时任市一医院院长宋瑛“不称职”。市纪委调查后认定检举不实，但卫生局党总支追查匿名信来源时，把王守正、纪凯夫、马骏等人叫去谈话。两个月后，这几人又向中南纪检委反映武汉市卫生局存在的问题，使宋瑛受到加重处分。有人认为，宋瑛因此对他们心怀不满。
其二，是人事纠纷。市二医院副院长陈处舒，在1950年7月被举报“虐待保姆”，案件由市监察署处长王清和卫生局副局长宋瑛负责调查。医院内不少职工为陈处舒联名说情，结果被认为“包庇”，受到批评。陈处舒的丈夫，是中南局组织部兼纪委秘书长李之涟。这层关系，让外界怀疑：李之涟在后来的“纪案”中发声，是不是掺杂了为妻子鸣不平的情绪？而宋瑛为何咬定纪凯夫，是不是也在“讨还旧账”？
其三，是医院内部的派系。王清既是监委，又是党支部书记，平时权力不小。他在案发初期很快把嫌疑引向纪凯夫等人，同时强烈否认自身问题。在不同系统的汇报材料上，关于谁该负责、谁有问题，意见越来越对立。
按常理，这样的案件应该由公安机关主办，再向市委汇报，市委多听几方面意见，作出统一判断即可。本不该惊动中南局，更不应直接搅进纪检系统的高层。
偏偏事与愿违。
当时，宋瑛向市委做了较为片面的汇报，把矛头集中指向所谓“特务分子纪凯夫”及其“同伙”。武汉市委副书记、主管政法工作的周季方，在没有做全面调查的情况下，主张重新拘留纪凯夫。市长吴德峰表示支持，还提出一句颇有代表性的话：“王清盗款的证据越多，恰恰也是反证最多。”
意思是，表面上指向王清的疑点太密集，反倒不像是真的，更像有人刻意栽赃。顺着这种思路，纪凯夫就自然被视作“精心布局的阴谋者”，而王清则被看成被“政治陷害”的老干部。
市委开会讨论时，意见迅速一边倒。有人认为，盗窃的可能性其实不大，真正的问题是“政治陷害”。市委书记张平化在会上说了一句：“盗窃的可能性很小，政治陷害的可能性大。”这句话，在后来被不少参与者反复提起。
就在形势逐渐朝着“特务案”的方向发展时，一封来自香港的信雪上加霜。
1951年10月22日，纪凯夫收到一封寄自香港的中文书信。信里称呼他为“凯夫同志”，字里行间提到“照党方指示，迅速推进”“随时作报告”等字眼，又说“彼方干部刚愎自用”“上次同志联络数人，略予惩处”，语气亲昵，却刻意模糊“党方”的具体指代。
在当时，拥有海外书信往来是一件极其敏感的事，更何况信中还使用了这样暧昧的政治语汇。毫无疑问，这封信立刻成为审讯材料里最醒目的“证据”之一。很多人几乎不再犹豫：“这不是普通案子，是敌特潜伏。”
不得不说，这封信的出现，对纪凯夫极其不利。至于信的来源、写信者真实身份，当时并没有完全查清，但在那个政治气氛高压的年代，单凭“香港来信”四个字，足以把一个青年干部按在被告席上。
就这样，一个原本可以用技术侦查和单位管理来解决的保险柜案，慢慢被各种复杂的历史恩怨、派系矛盾、个人好恶牵扯，偏离了正常轨道。
三、联合检查组与毛主席的两道“严令”
虽然地方上对案情已有了“定性”，但公安机关并没有停下对物证和线索的梳理。有人提出，很关键的一点被忽略了——那把仿制的保险柜钥匙，是谁配的？原始钥匙又经谁手转来转去？
追溯下去，线索指向了一个曾被忽视的背景：就在案发前一个月，市二医院曾配合公安机关抓获两名潜伏特务。这两人被捕时，身上缴出了一串钥匙，其中就包括财务室保险柜钥匙。那串钥匙先后经多名干部接触，配钥匙匠人也作了记录，说明曾有人拿去配制过。
经过较为仔细的排查，有证据表明，当时掌握这串钥匙时间最长、接触最频繁的，正是王清。
这一点，把不少原本模糊的疑点串在了一起：有钥匙、有机会、有现场疑点。王清的嫌疑，在侦查人员心中越压越重。
然而，案子的审理方向在市委层面仍然偏向“政治陷害”一说，纪凯夫、王守正等人始终被当作关键嫌疑人。“案由认定”上的偏差，使得证据和结论之间一直处在拉扯状态。矛盾越闹越大，甚至远远超出了市里能解决的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中南局纪检机关报请上级同意后，决定成立一个规格很高的联合检查组。这个检查组由中南局纪委、中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公安部、卫生部、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南分署、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武汉市纪委等十一个单位组成，负责人是中南局纪委纪检处长樊德智，副组长则是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处长罗启林。
1951年11月21日，联合检查组正式进驻武汉市立第二医院。三周时间里，调查组几乎把当时能查到的所有线索重新过了一遍，重新讯问相关人员，重新比对物证和书面材料，也重新审视此前的各类“政治判断”。
从掌握钥匙的时间顺序，到案发时出入财务室附近的人员动向，再到各类证言之间的矛盾与印证，检查组做了大量细致工作。到了12月中旬，结论已经基本清晰：真正偷取公款并制造假现场的，是医院监委、党支部书记王清；纪凯夫、王守正等人，在盗款案中没有参与，不存在所谓“阴谋陷害”的问题。
调查组还查明，宋瑛在案发后鼓动干部为王清奔走，替他抄写诬告信，向中央和上级领导上书，指责中南局纪委秘书长李之涟、市纪委干部王世勋“包庇特务、陷害老干部”。市公安局个别人员在调查中，片面地把主要精力放在纪凯夫身上，忽视了对王清的深入侦查。
案件性质一旦厘清，问题就不再只是一个医疗单位的治安事件，而是涉及“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的严重政治问题了。
这件案子被定为典型，报送中央。毛泽东收到报告后反应非常严厉。先是让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纪委副书记安子文打电话给中南局书记邓子恢，明确表示：对周季方一类在案件处理中严重错误的干部，要严格追责，周季方必须开除党籍。
邓子恢一时还有些迟疑。毕竟，从地方领导层看，周季方是长期在武汉工作、有资历的干部，而且案情复杂，多方纠缠，不少人主观上未必是蓄意陷害。带着疑虑，他请安子文转请毛泽东再作考虑。
毛泽东态度坚决，重申“要严肃处理”，并专门提出，希望邓子恢亲自去看望纪凯夫，向这位青年干部表示慰问。这一点，后来在不少内部回忆里被反复提及：面对一起具体案件，中央最高领导亲自关心到“去看望当事人”的程度，在当时并不多见。
1952年元旦，毛泽东又亲自发出电报，措辞十分明确：
“中南局：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毛泽东。”
这一道电令，等于为整个案件的政治定性画下了最重的一笔。
中南局随后对相关责任干部作出处理。市委书记张平化因在此案中的错误，受到当面警告处分，职务由书记降为副书记；市长吴德峰被撤销当时的职务；其他参与错误决策的干部，也分别受到撤职或严重警告等处分。市公安局局长朱涤新虽然在逮捕问题上没有主要责任，但因工作不力，也被严肃批评。
中南局于1952年1月28日发布了关于处理武汉市第二医院盗款案的决定文书，对坚持原则的干部给予表扬，其中包括市纪委检察处长王世勋、四区委书记苏韦、医院医务科长、党支部委员孙麦龄。同时，对纪凯夫“取消嫌疑，恢复名誉，对其一贯积极工作予以鼓励，对其所受委屈予以安慰。”
同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局刑事审判厅公布对主要涉案人员的正式判决：王清因偷盗公款、隐瞒罪责、捏造事实诬告他人，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宋瑛因压制民主、蓄意诬陷、藉端报复、侵犯人权，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周季方因压制民主、侵犯人权，被判有期徒刑九个月；彭其光因制造伪证、违反政策、侵犯人权，被判有期徒刑一年。
至此，这起“市二医院盗款案”，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响。对不少干部而言，这不仅是一个案件的结案，更是一记明确的警钟：在执法办案、组织处理过程中，谁敢凭个人好恶、搞打击报复，就有可能付出沉重代价。
四、三十年后的再审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纪凯夫案”的结论，都被认为已经非常明确。王清是盗款者，这一点有充足物证和证言；宋瑛等人在案件处理中存在严重错误，受到刑事和组织处分；纪凯夫作为被冤枉的青年干部，名誉得以恢复。
不过，时间往前推移几十年，人们再次回头看这段往事时，注意力慢慢从“是谁盗款”转向“权力怎样被使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范围内开始对以往一些重大案件进行复查。湖北省纪委在这个背景下，对“纪凯夫案件”中相关干部的处理，作了一次复核，并向中组部提交复查报告。复查的重点不再是简单地“翻案”，而是想搞清楚：当年处理过程中，有没有新的偏差？有哪些地方过重或不公？有谁在舆论中背了“不合实际”的口碑？
中央对此相当重视。1981年10月27日，中纪委第八次常委会会议上决定，由中纪委会同中组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重新组成“纪凯夫事件”审理组。本次审理的基本原则，被概括为八个字：“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审理组对湖北方面的复查意见，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细致地核对。从1951年初始案卷，到1952年的联合检查材料，再到后来历次组织处理记录，逐件翻阅，逐条比对。当事人中许多仍在世的，也被再次访谈。
审理组最后得出的结论，带有明显的平衡意味：
一方面，重申1952年中南局对盗款案主体事实的认定“证据确凿，性质判断正确，全案不能推翻，原处理正确的不予改变”。这说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关于王清盗款、诬告他人的事实，在中央层面始终没有动摇。
另一方面，对部分干部当年的处分，认为偏重。比如吴德峰、谢邦治、朱涤新的处理，被认为未能充分区分“原则错误”“工作失误”和“主观恶意”的界限。中央决定撤销对这几人的原处分，恢复其应有评价。至于周季方的处分，湖北省委早在1979年10月就已批准撤销，中央则认为无需再动。
至于社会上流传甚广的另一层说法——把李之涟描绘成在案中“拉关系、搞报复”的代表人物——这次审理也作了澄清。中央的结论是：李之涟在任中南局纪委秘书长期间，参与“纪案”的处理，是职责范围内的正常工作；湖北省纪委复查报告中对他的某些指责，并不符合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对纪凯夫本人，中央这一次再度给予肯定：他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在盗款案中没有任何参与。换言之，那封香港来信以及种种“海外关系”的猜测，最终都被放回原位，不再压在这个人的身上。
这起案件，从1951年一个春日傍晚的报警电话开始，到1981年中央再次审理，前后整整三十年。期间，国家的政策环境发生了多次重大转折，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但关于案件核心事实的判断，却始终围绕几个关键点反复回到同一条线上：钱是谁偷的，谁被冤枉，谁在过程中滥用了手中的权力。
回头看那几句当年的对话，不免多几分意味。有人曾这样问纪凯夫：“你当时就不怕出事么？”据说他沉默片刻，只回了一句：“怕也没用，总得有人说话。”
这句话不算漂亮，也谈不上慷慨激昂，却恰好戳中了建国初年那个特殊年代的一层现实——在组织面前，个体往往极其渺小，但每一桩具体的案子、每一次认真纠偏的努力，又实实在在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也悄悄推动着制度往前挪了一步。
纪凯夫案之所以在后来多次被提起，不仅因为其中有毛泽东亲自下令“要严肃处理”的故事，也不只是因为有王清、宋瑛、周季方等人的沉浮，更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在国家制度尚不成熟、运动气氛强烈的年代，一起地方性的财务案件，如何一步步被放大，又如何在更高层级的介入下被拉回法律与纪律的轨道。
对于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这起案件的结局本身并不“戏剧化”，盗款者伏法，被诬者昭雪，有错的干部受到处理，后来偏重的处分再被纠正。真正值得琢磨的，是这一长串过程背后，那些不那么显眼却十分关键的节点：谁在坚持查证事实，谁在顺着主观好恶作判断，谁在承认自己的失误，谁在为别人的错误承担责任。
这些细节，没有宏大叙事，却实实在在构成了新中国法纪建设早期的一段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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